儒学一直为封建王朝所重视，清朝灭亡以后，封建王朝逐渐从我国的历史舞台上褪去。
此时，儒学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还曾经是被批判和攻击的对象。但是这一时期，新儒学的诞生使儒学又获得了一定发展空间。
一、总论
清王朝以后，儒学发展的趋势就是新儒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局不断动荡，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儒学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几个主要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儒学还大范围地走出国门，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新儒学概念
新儒学，可分为宋代新儒学和近现代新儒学。近现代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我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
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新儒学发展历程
我国新儒学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我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当时以性理学为代表儒学也走向了衰落。此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力、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下，我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奋身而起，为救亡图存而斗争。
而此时的儒学，不管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思想意识层面，都在相当程度上起着阻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作用。以至戊戌变法的志士谭嗣同大声疾呼地号召人们去冲决封建礼教的网罗。
儒学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到了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局面。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
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
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
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
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
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1978年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
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
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主要包括：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民贵君轻”的思想；“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等。
大众儒是现代儒学的历史发展形态，其学者在融合中西、实现我国哲学现代化方面所作的探索和所取得的成果，对于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应该说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孔教会
孔教会，民国初年提倡尊孔读经的社团。辛亥革命后，清朝的遗老、封建文人等相继组织了“孔道会”、“孔社”、“尊孔会”、“孔圣会”等尊孔复古团体。
1912年10月7日，康有为授意其学生陈焕章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孔教会。它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实则是反对革命，力图复辟清室。11月在上海设立总会事务所，后经袁世凯政府批准，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
次年2月，孔教会发行《孔教会》杂志作为机关刊物。9月27日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举行大规模祭孔活动。11月推康有为任总会会长，张勋任名誉会长，陈焕章为主任干事，总会迁至北京。
孔教会的主要成员是满清遗老遗少，还有一些鼓吹在中国实行帝制的外国人，美国的李佳白、日本的有贺长雄、英国的庄士敦、德国的卫礼贤等。
此会曾策动大规模请愿活动，要求定孔教为国教。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前后，更是活跃一时。改《北京时报》为《经世报》，作为此会机关报。
“五四运动”期间，此会受到进步人士的猛烈抨击。1920年后制定《孔教会教规》，曾募捐筹建北京孔教大学。此会先后投靠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及国民党蒋介石等。
1937年9月，曲阜的孔教总会被国民党政府改名为“孔学总会”，成为文化团体。至此，孔教会除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外，就从名义上消失了。
疑古派
疑古派，又称“古史辨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和儒家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其创始者及主要代表是顾颉刚和钱玄同。
疑古派的主要代表，受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
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至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以后，《古史辨》又持续出至7册，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参与了这项活动，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疑古派对儒家经学涉及的内容也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二是关于经今古文学；三是关于专经的研究：在《周易》方面，在《诗经》方面和其他诸经方面。
疑古派对破除长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将经典作为历史文献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疑古派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古代史和儒家经典方面很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文献。当然不能否认，在疑古派的研究中，也夹杂着一些武断片面的东西。
复性书院
复性书院，创建于1939年，在四川乐山乌尤寺。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保存民族文化而开办的一所学校，由马一浮主持。
马一浮不赞成现代学校的学术分科。他认为，分科太细，执着一端，不见根本。要融会贯通，以一御万，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儒家学术六艺。
于是，书院课程分为通治、别治二门。前者共同修习，以《孝经》、《论语》为一类，诸子附之。后者相当于选修，以《尚书》、《周礼》、《仪礼》、《礼记》为一类，名法墨三家附之。《易》、《春秋》又一类，道家附之。
书院从1939年9月15日开始讲学，至1941年5月25日停止讲学，前后共一年零八个月。马一浮先后讲了群经大义，包括《论语大义》、《孝经大义》、《诗教绪论》、《礼教绪论》、《观象卮言》、《洪范约义》等六部分。
停讲后，马一浮仍允许好学之生继续留院，自由请益，马一浮也时加指点。直至1946年春，马一浮才与弟子袁心粲等将书院迁往杭州西湖葛荫山庄，专以刻印经书为事，再未公开招生。
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为已故钱穆先生及一群来自内地之学者，在极艰难穷困的环境中所创办，其目的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1949年秋，为解决战乱中滞留香港的学生就学问题，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在九龙桂林街一所中学里租赁两间教室，开办一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翌年春改为日校，并易名为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初建之时，校舍十分简陋。但学校教学质量较高，延请当时在港台的一些学术名流来此讲学。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英国文化协会、哈佛燕京社、香港政府等纷纷资助，书院因而无论从规模、条件上都有明显改观。
随着新亚书院与国际上的交往日益增多，其学术开始得到国际上的承认。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先后到此任教或讲学，他们和港台其他一些新儒家，都视新亚书院为我国儒学复兴的基地。
1964年，香港当局采用联邦制将三个私立书院：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成为中文大学的部分，但仍有相对的独立性。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改为一元化集权制后，教育体制一味仿效香港大学。持人文主义教育理想的新亚书院陷入困惑，儒学大家唐君毅、牟宗三先后退休，次年他们与徐复观等人在新亚书院旧址重建新亚研究所，唐君毅继续担任所长。再创新亚中学，致力于基础教育。
新亚书院以弘扬儒学为己任，是港台新儒家最重要的活动阵地，也是我国向欧美介绍传播东方文化的重要窗口。
现在新亚书院的旧址则变成了现在的新亚中学，校长则是从新亚书院毕业的屈启秋先生。校训依然是旧校新亚书院留下的“诚明”，且仍然保留中文教学的传统。
中国孔子基金会
中国孔子基金会是由国家拨款作为启动资金支持的全国性，乃至有国际性的学术基金组织。旨在通过募集基金，组织或支持国内及海外儒学研究，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增进海内外华人团结、促进各国文化交流服务。
本会于1984年9月在谷牧指导下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山东曲阜市成立。1996年8月经中央领导批准由北京转会济南，受山东省委领导。
中国孔子基金会经各方协商推举，由全国各地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164人组成理事会，公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谷牧为名誉会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为首席名誉顾问，王光英、白寿彝、刘毅、刘靖基、李耀文、周南、胡平、荣毅仁、黄胄、梁步庭、焦若愚、楚图南为名誉顾问。
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为会长，常务副会长赵健民、吴富恒、宫达非、马仪、辛冠洁。副会长王玉哲、王润廷、孔繁、孔令仁、孔令朋、孔德懋、白介夫、李子超、杨向奎、张健、张岂之、张岱年、张黎群、金景芳、徐宝庆、蔡尚思。
基金会设立学术委员会、基金委员会、孔子与儒学文物研究委员会、信息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曲阜办事处、《孔子研究》编辑部等机构，分别执行该会工作任务。
该会成立后，已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团体、学术组织、著名学者、知名人士以及关注孔子研究活动的政治活动家建立了联系。
通过迎访与出访，就有关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为进一步开展国际学术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7年8月31日至9月4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曲阜举行。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中国孔子基金会首席顾问周谷城、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匡亚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董事长吴庆瑞、副董事长王鼎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德耀，以及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12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议题是“儒学及其演变和影响”。与会者从儒学的内容及评价、关于儒学的演变及各个历史阶段儒家学派和代表人物的研究、儒学对东亚各国的影响及在西方的传播、儒学与现代化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由于与会者对儒学与现代化问题尤感兴趣，大会还专门组织了题为“儒学与现代化”和“儒学的两重性”专题学术座谈会。
此次讨论会涉及到儒学研究多方面的问题。与会者的研究方法各异，有训诂考据法，有义理分析法，有中西文化比较法等。尽管结论不一，评价不一，但其意见都是在对儒学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基础上形成的。
这次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如匡亚明所说：是一次“进一步探讨儒学思想价值的盛会，130多位中外学者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齐集一堂，共同探讨儒学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得失，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
会议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100多篇，1989年4月由齐鲁书社出版了《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