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讲到，窦婴、灌夫作为豪强势力在京师地区的代表，被汉武帝毫不留情地铲除了。儒家思想提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切生杀大权都应该掌握在天子手中，任何想分享这种公权力的人，那就是黑社会，只有死路一条，在中央不行，在地方也不行。那么汉武帝会怎样来对付那些掌握着一方生杀大权的地方豪强呢？
上一讲讲到，窦婴、灌夫作为豪强势力在京师地区的代表，被汉武帝毫不留情地铲除了。儒家思想提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切生杀大权都应该掌握在天子手中，任何想分享这种公权力的人，那就是黑社会，只有死路一条，在中央不行，在地方也不行。那么汉武帝会怎样来对付那些掌握着一方生杀大权的地方豪强呢？
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前面讲到的那位主父偃给他出了个主意，那就是：迁徙。
元朔二年（前127年），主父偃在抛出“推恩令”之后，又抛出个“迁徙论”。他说：茂陵刚修好不久，不如把天下那些豪强大族迁到这儿来帮您守坟，对内可以充实京师地区的人口，对外可以消除豪强横行的祸害，“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高，实在是高。这个主意，比起汉景帝时用酷吏郅都对地方豪强实行诛杀更巧妙。豪强势力盘根错节，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所以当年郅都死后，地方豪强势力又疯狂反弹，从中原地区向周边郡县辐射。试看当今之天下，竟是豪强横行之天下，他们从政治、经济、司法等多方面危及国家公权力。看来单纯的杀戮只能在短时间内见效，难以收到长期的效果。迁徙就不同了，把那些关东豪强迁到关中来，一来可以充实关中人口；二来可以将豪强置于天子眼皮之下，严加控制；三来可以铲除各地豪强的根基，这些江湖老大一旦离开自己的地盘，也就再难呼风唤雨了。“迁徙论”实乃一举三得之计，汉武帝决定予以推行。
具体迁哪些人呢？总得有个标准才好实施。
根据我的总结，豪强的特点有三：一是钱多；二是地多；三是人多。钱和地可以折合为财产，便于统计；而人多是指他们收罗的亡命之徒多，自然干的坏事也多，影响力也大，但这些都无法统计。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按他们的财产来算，在某种标准之上就迁，在标准之下就不迁，这样也好形成固定规则。元朔二年夏，汉武帝下令：“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书·武帝纪》）各地郡县和诸侯国中的豪杰，以及家庭财产在三百万以上的人，通通迁到茂陵去居住。
诏令中说的“豪杰”就是豪强，然而谁是豪强谁不是豪强，人家脸上又没写字，国家也没给人家发营业执照或资格证书什么的，不便操作。只能是以“家訾三百万”为标准，才好操作。那么三百万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汉制，一个二千石的官，一年的俸禄约为十九万二千钱。三百万差不多是这种官员十六年的工资收入，那确实是个大数目。
在这次浩浩荡荡的迁徙运动中，涉及了一位全国知名的英雄豪杰，那就是中原郭大侠。
这位郭大侠，不是大家在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耳熟能详的郭靖，那只是虚构的人物，而是汉武帝时期真实的人物郭解。郭解字翁伯，轵县（今河南济源）人，他办事公正，威望极高，影响力已远远大过地方政府，甚至远在洛阳的仇家也要请他去调处纠纷。由于他平时仗义疏财，所以家中财产并不多。
轵县官方接到国家迁徙令后，自然要积极推行，一调查，才发现郭解家财“不中訾”，居然没有达到三百万，那该怎么办呢？“吏恐，不敢不徙”，轵县的官吏对郭解很害怕，有他在，咱这衙门简直就是形同虚设，不如借机把这位活神仙送走清静。于是一位姓杨的县掾把郭解列入了迁徙名单。县掾就是县令的助手，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助理或秘书啥的。
杨秘书把郭解列入迁徙名单，本来不符合法定条件，但郭解也没有据理力争，没去找县衙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是按照侠客的惯常思维——走门路找关系，想通过这种办法来把事情摆平。不知他通过什么关系，居然找到了当时皇帝身边的大红人、车骑将军卫青，托他直接去跟汉武帝说情，特许自己不要迁徙。卫青跟汉武帝说：“郭解家里穷，不符合迁徙的条件。”
汉武帝早在当太子时，对郭解的事迹就耳熟能详：其为人十分低调，其家财也不一定丰厚，但其影响却远比那些三百万以上的富翁大得多。如果机械地按照三百万的形式要件来处理，就无法对这样的豪强进行有效打击。面对卫青的请托，汉武帝该怎样回应呢？
现在有些领导出台政策，往往喜欢用“原则上”这三个字，比如选拔一批处级干部，就这样定条件：“原则上不超过45岁”，结果某领导的某心腹超过了45岁，领导就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原则上不超过就是大多数人不能超过嘛！少数情况特殊的同志还是可以超的。”于是该心腹顺利入选，既照顾了普遍性，又兼顾了特殊性。汉武帝如果受此启发，就可以将诏令改为：“原则上徙家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这样一来，卫青要说郭解家财不足三百万，汉武帝也可以振振有词地说：“那只是原则上，郭解情况特殊，不受条件限制。”何其妙哉！可惜汉武帝不懂得这种智慧，只知道耍权大，硬生生把卫青顶了回去，说：“他一介布衣，能让将军为他说话，可见他家并不穷。”（《汉书·游侠列传》）
汉武帝的态度传到了轵县衙门，县吏们就更有底气了，要求郭解必须迁徙。
那么郭解作为大侠，爱憎分明、快意恩仇，面对政府强制迁徙的命令，他是选择逆来顺受呢？还是会选择奋起反抗呢？
郭解年少时，确实干过不少打打杀杀的事，等他年长以后，变得谦虚低调起来，生活也很简朴，不讲排场，对仇人也不记仇，反而给他以好处。对政府这次将自己列入迁徙范围，他并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聚众闹事，按说他是绝对有这个能力的，他只是做了冷静的思考：
第一，就个人而言。自己虽然不符合迁徙条件，政府却强行将自己列入迁徙范围，似乎受了委屈，其实也并没有冤枉。这就叫“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啊。俺郭某人在江湖中的地位，那可是一等一的老大，谁人不知啊？这名气大了也害人呐！俺这种人不正是官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吗？政府将自己列入迁徙范围，正是情理中事。
第二，就大局而言。汉武帝对豪强的强硬态度，郭解是心知肚明的。他知道，汉武帝对豪强不光是有“迁”这一手，这还算客气的；还有“杀”这一手，谁敢不听话，杀无赦，这就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为了诛杀豪强，汉武帝启用了大批酷吏，其中最出名的有义纵、王温舒等人，在他们手中，已经搞死了不少同道中人。
比如说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治怀县，在今河南武陟西南)。到任时就大规模抓捕豪强，“相连坐千余家”，并迅速拿出处理意见：大的豪强族诛，小的死刑，家庭财产通通没收，然后上报朝廷。不到两天，朝廷的批复就送回河内。王温舒立即对这些豪强执行死刑，由于杀人太多，以致血都流了十几里地。河内人都觉得奇怪，案件上报朝廷，来回路途遥远，他怎么在两天时间内就搞定了呢？原来他刚到河内时，就命令下属买了五十匹私马，从河内到长安设置驿站。古时用马传送文书，设驿站，站内备有驿马，但数量有限。王温舒为了奏报迅速，自备私马另设驿站，以保证能迅速将案件材料上报朝廷。依他的做派，如果当时要有直升飞机的话，说不定他就敢买几架飞机来送材料。
他这次打击豪强的行动，从九月开始，动作十分迅猛，到十二月，“郡中无犬吠之盗”，治安状况大为好转。但也有豪强漏网，跑到旁边的郡县去躲，等抓住时，已经是第二年春天了。按照汉朝司法制度，死刑罪犯要在秋天和冬天处决，春天不得行刑。王温舒气得跺脚，叹道：“哎呀呀，要是冬天能多一个月就好了，我就能把这帮豪强全杀光。”（《汉书·酷吏传》）可见其手段之铁血。
眼看一个个豪强游侠被诛杀，郭解对国家的政治大气候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想和政府迁徙令对着干是万万不行的，那只能是“打着灯笼进厕所——找死”。于是他决定服从政府迁徙的命令，“解家遂徙”。郭解一家便被迁徙到茂陵。
临行之际，各路豪杰纷纷前来为郭解送行，给他送的礼金就高达千万之多，可见汉武帝说他家不穷，是说准了的。郭解一家刚走到函谷关，关中的豪杰侠士，不管认不认识他的，听说郭大侠来了，都纷纷前来迎接，要和他结交拜把子。但是郭解并没有被这些外在的光环冲昏头脑，他来到茂陵，仍然是低调做人，从不饮酒，出门也从不骑马。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却把他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第一件事。郭解的侄儿认为叔父被迁走，就是杨秘书搞的鬼，寻机砍下了杨秘书的头颅。从此，杨家和郭家就结下了仇恨。
第二件事。郭解来到茂陵不久，又有人将杨秘书他爹杨季主也给杀了。
第三件事。杨家接连两人被杀，肯定不服气，派人到朝廷上书告御状。告状的人刚刚走到朝廷门口的阶梯下，又被人给杀了。这种只能在武侠小说中虚构出来的惊险镜头，没想到在历史上却真实发生过。谁干的呢？郭解也不知情，估计是他以前的门客自发去干的。
汉武帝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看来这豪强杀人，比俺这皇上还要干得利索，这还了得，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立即下令抓捕郭解。
依照郭解的性格，岂是束手就擒的人？他先把自己的母亲和家室都安顿在夏阳（属左冯翊，今西安市东北），只身逃跑到临晋（山西省运城市境内）。由于官兵围捕紧急，没法出关，听说临晋有一位侠士叫籍少公，神通广大、行侠仗义，虽然自己和他素不相识，也只好冒昧前往求助。籍少公没见过郭解，却是久闻大名，自然乐于相助，经他多方斡旋，郭解终于出关，辗转去了太原。
郭解每到一处，都会告诉主人自己下一站去何处，嘱咐他们：如果遇到官兵追查，可以据实相告，不必隐瞒，免得受到牵连。正因这样，官兵通过一步步线索一路追查，最后查到籍少公处。籍少公为了不泄露郭解的行踪，居然自杀了。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从籍少公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侠士风范，不得不令人佩服。此后，官兵失去了线索，郭解如石沉大海，不知去向了。
很久以后，在官府地毯式的搜捕之下，郭解终于落网。
司法部门为深挖他的犯罪事实，还派使者前往郭解老家轵县去调查核实，刚好有一位儒生陪同使者找郭解以前的门客谈话。该门客毫不掩饰对郭解的赞美之情，说了不少好话。儒生听不惯，说道：“郭解专门干违法乱纪的事，你怎么老说他好呢？”门客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当场把儒生给杀了，还把儒生的舌头割了下来，以示惩戒，然后扬长而去，没人知道该门客的身份，估计知道的也不会说。官吏以此追问郭解，郭解也不知凶手是谁。案子办到这种程度，郭解的案件成了个棘手的难题。
首先，郭解虽然杀过人，但都是在汉景帝时期干的。汉武帝上台后，曾经大赦天下，郭解以前的罪行就一笔勾销了。法律不溯及既往，郭解从法律上洗白了身份，是一介良民。
其次，杨家三人被杀，儒生被杀，郭解既不知情，更没有主使。法律是要讲因果关系的，如果这四人被杀是郭解指使的，那么郭解指使是“因”，四人死亡是“果”，彼此间有因果关系，郭解就要对杀人行为负责。事实上，四人被杀跟郭解毫无因果关系，怎么能让他来承担刑事责任呢？
所以，郭解是无罪的。主办官吏只好“奏解无罪”，把郭解无罪的结论报给汉武帝。
没想到那个老是在背后扇阴风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又站了出来，说：“郭解作为一介布衣，却任侠行权，操纵一方生杀大权。郭解不知情、不指使，就有人为他杀人，这比他知情，甚至比他自己杀人的危害性还要大。应该定他大逆无道罪。”公孙弘一辈子以儒雅自居，君子动口不动手，但他那张嘴远比利剑还厉害。他一开口可以杀了主父偃，再一开口也可以灭了郭解。
就这样，一代豪侠郭解被诛灭三族。
历史上，由于国家公权力不足，很多事管不过来，冤屈得不到伸张，正义得不到维护，困难得不到解救，弱者总希望有英雄人物来帮助自己，侠客正是来帮助弱者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历来为民众所传唱。郭解作为侠客出身的豪强，他身上具有很多优良的品质，一诺千金、古道热肠、扶弱济贫、敢作敢当，成为一方自然权威，他的死，无不令人惋惜。然而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考虑，他的这些行为，从政治、经济、司法等多方面分割了国家公权力，损害了政府的权威，不管哪个统治者上台，都难以容忍。古人称之为“侠以武犯禁”，现在人说的则是“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啊！”不在恩怨情仇中被人砍死，也会被政府所诛杀。追求公道是他们的理想，走向灭亡则是他们的结局，在照亮别人的同时毁灭了自己，悲哀呀！
郭解之死，预示着豪强横行的时代即将结束。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再度“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大规模将豪强大族迁徙到边境地区；公元前96年，汉武帝又迁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汉书·武帝纪》）。运用迁徙与诛杀这两手，汉武帝基本上解决了汉初几十年都没能解决的豪强之患。
讲到这儿，我们应该对前面的内容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从元光元年（前134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大约到汉武帝五十岁（前107年）前，在儒家“尊王攘夷”思想的指导下，推行大有为之政，对匈奴犯边、诸侯坐大、豪强横行等危机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取得良好的效果，打造出辉煌的“文治武功”，建立起高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一个泱泱大汉帝国正在崛起。
正在大汉帝国走向极度繁盛的同时，新的危机又在悄悄滋生。那么，新的危机是什么呢？汉武帝又该如何应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