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殊途同归。法治外，德治内；法治流，德治源；法治行，德治心。“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政治就是“齐之以刑”并“导之以德”。先用法律进行约束，然后用道德来安抚、引导和教化。法治德治互济，方可实现天下大治，方可推动社会进步。
1.道德水平是衡量国家文明的尺度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心理规则，主要用于自我管理，这种管理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动机管理和效果管理。
中国欲成为有所作为和负责任的大国，必须使国民拥有与国家地位相称或更高并令世界折服的道德水准。
人们对国家地位的判定和发展过程的描述多半从政治、经济、军事着眼，主要看的是其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所谓的大国崛起，也主要是从这些角度来论证的。毫无疑问，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指标，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可是，除了这些，衡量国家崛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尺度，那就是道德。道德水平是衡量国家发展、社会文明的尺度。
道德是由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是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因此，很难用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它的好与坏、先进与落后。
但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应当与它们在某个时期的整体发展相适应。早在上个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就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为一谈。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视为“世界市民化”的过程，其外在层面指的是社会伦理的合理化和契约化，而内在层面指的是信实、勤俭、禁欲的德行。另一名德国学者马克斯·舍勒也提出，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制度，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时间更早一些，法国人拉贝莱说得更直白，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不管如何评价这三个人的观点，他们从道德视角来观察国家的兴衰，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道德水准指的是一国国民的文化教养、品德修养程度。公民的道德水平，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际社会除了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之外，还盯着中国人的道德水准。
现在这个社会的道德沦丧是有目共睹的，人们一边摇头叹气一边又无可奈何。为什么会这样呢？比如，近年来，国外对中国游客随地吐痰。扔垃圾、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遵守公共秩序、衣着行为不得体等陋习的反映越来越强烈。更有甚者，在近年来连续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震惊国人的“小悦悦事件”以及大学生在机场杀母，甘肃一幼儿园校车严重超载造成死亡21人的重大车祸……这些一次次在考验着中国人的道德良知。外国人在啧啧地赞叹中国物质层面上的奇迹的同时，对道德规范层面则颇有微辞，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总体评价，这也成为“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的原因之一。套用先哲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中国欲成为有所作为和负责任的大国，必须使国民拥有与国家地位相称或更高并令世界折服的道德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国人的责难与偏见也是中国人自我校正的一面镜子，是对中国崛起提出的道德方面的更高要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GDP总量、大城市的繁华程度、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现代化程度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然而，如今的中国是否也拥有与这种水平相适应的道德水准呢？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发展和道德水准出现了失衡。从以往大国崛起的经验看，中国要想保持持续发展，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必须找回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所谓核心价值观指的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并且至少是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能认可的道德标准，它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路标。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思想深邃，可是，今天要说明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核心价值，人们突然发现不仅很难找到，而且现实与先哲们倡导的诸如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之类的说教相悖之处甚多。没有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崛起就缺乏精神支柱，结果难免重走要么学苏联，要么学美国，失去自我的老路。
其次，中国要铲除陈腐的道德观念。前面讲了，道德观念的更新是大国崛起的前提。现在的中国找到核心的价值观不易，但应当下功夫改造许多过时的甚至阻碍社会发展的道德观念。比如，凡事先讲情再论理后说法，于是，情大于法，情大于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掺杂了大量的人事因素。再如，商业上的欺诈和社会诚信的缺失的现象，金钱万能、人情冷漠的现象比比皆是。
最后，中国要塑造与崛起的大国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这是最重要的。面对中国经济崛起与整体道德水准之间的巨大反差，许多人都在疾呼中国要道德重建，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关键之所在，进一步说，也是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之所在。
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中国重建道德的内容又是什么？人们还在争论，还在探索。在这种争论、探索的过程中，中国人将找回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塑造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加快社会文明的步伐。
2.道德的力量让社会变得既理智又温馨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社会必须尊崇人性，尊崇道德。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任何管理措施都应该是人性化和道德化的。法律和制度尊重善举，也是对美德的刚性鼓励，让善举蔚然成风，最终成为人们的习惯和自觉意识。
美德具有普世的价值，不单单在中国受到推崇，在世界各地都会得到尊重和鼓励。
2006年夏天，世界足球锦标赛在德国举行。一位中国记者在采访的途中捡到了一个钱包，里面装有1000欧元和几张银行卡。
记者将钱包交给了一位巡警。他把钱包交给巡警后，想立即走开，继续自己的采访。而那名巡警却拉着他，不让他离开。
“请你和我一起到我们的市政厅去领取奖励。”巡警告诉这位中国记者。
“不！我不要什么奖励，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记者此刻为自己做了一件为国争光的事而感到自豪。
“很抱歉，在这里你不可以这样做，请跟我一起去领你应得的奖励。”巡警很认真地说。
最后，这位中国记者不得不跟随这位巡警去市政厅领取了200欧元的奖金和一枚荣誉奖章。
领完自己应得的奖励，记者仍然很纳闷，拾金不昧是很高尚的，德国人怎么非要给予奖励呢？更让他难以理解的是，拾金不昧者还必须接受这样的奖励。
第二天，在一场比赛之后，这位中国记者和一位德国同行聊起了这件事。这位德国同行告诉他：“我知道拾金不昧在你们中国是很高尚的，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讲回报。但是在我们德国不是，我们对每位拾金不昧者都会给予奖励，这是我们的价值规则。也是整个社会对每个善举的尊重。对善举的尊重，会鼓励更多的人拾金不昧。所以，在我们德国，你丢了东西，只要不是小偷偷走的，就不要着急，很快就能找到。”原来奖励拾金不昧者，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拾金不昧。
首先提出对拾金不昧者给予奖励的是一位叫索斯盖特的心理学家。他通过研究提出，许多人在捡到钱包时不由自主地都会看看钱包里装些什么，这就说明，这些人的潜意识里有邪恶的占有欲。假如对拾金不昧者进行物质和精神的奖励，让拾金不昧者获得的精神愉悦增加，就会鼓励更多的人从善。
德国一些城市开始试着接受索斯盖特的建议，奖励拾金不昧者。没想到效果越来越明显，拾金不昧者越来越多。现在，德国人拾金不昧并不仅仅是为了奖励，而是已经成为了他们一种习惯、一种意识。
在德国，拾金不昧者会得到奖励，对那些拾金而昧者却有相应的处罚。假如你捡到100欧元而私自占有，被人发现后将罚款500欧元。若捡到200欧元占为己有，将罚款1000欧元。罚款是成倍数上涨的。当然还有精神处罚，当多数人都是拾金不昧，而你却没能战胜自己内心的邪恶，将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时，四周的人都会看不起你，疏远你。你自己也将遭受良心上的谴责。
看来，要想让人人拾金不昧，不仅仅要靠道德的约束，还要有法律和制度上的保证。两者相互作用，才能让更多的人养成拾金不昧的美德。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社会必须尊崇人性，尊崇道德。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任何管理措施都应该是人性化和道德化的。法律和制度尊重善举，也是对美德的刚性鼓励，让善举蔚然成风，最终成为人们的习惯和自觉意识。
3.没有道德的社会是令人悲悯的
人成其为人不是因为有制度，而是因为有人性。因为制度只能规范人性，而不能决定人性，制度能否发挥作用反而要取决于人性中最根本最起码的根基是否存在。
道德很多时候跟利益是有冲突的。当二者遇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对我们的社会就是一种严峻考验。当道德居于利益之上，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文明的社会，甘于牺牲利益的人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当道德居于利益之下，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野蛮的社会，不甘于牺牲利益的人就是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道德是一种责任，一种爱心，这种责任和爱心必须跨越利益的门槛，才能进入美德的胜境。
吉林省四平市盲协主席籍雅琴女士举着“坐十九路”的牌子等候在公交站点，她解释说，近日来四平市一些盲人乘坐公交车常常被拒载，她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提醒公交车司机注意，为盲人争取一个正常乘坐公交车的机会和权利。公交车为何拒载盲人？籍女士用自己的行为温柔地替我们这些健全人想好了理由。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盲残人士可以免费乘坐国有公交车辆，却没有提出这项政策给交通公司带来的损失由谁来埋单，这种对盲人的关爱政策在客观上使得公交车失去了利益驱动：拉载盲人耽误时间，还有出现意外的可能，不赚钱还担责任，从制度设计和利益驱动的关系来讲，拒载似乎说得过去。
真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
人成其为人不是因为有制度，而是因为有人性。把最好的制度应用于猴子，也不可能规范出一个文明社会来。因为制度只能规范人性，而不能决定人性，制度能否发挥作用反而要取决于人性中最根本最起码的根基是否存在。
具体到扶弱助残上，这根本算不上人性中崇高的品德，而只是人之所以为人最起码的理由。正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假如说这世上的大奸大恶之人还能残存最后一点人性，那应该是一点点同情心吧？
制度的意外缺陷导致一点利益上的损失，这个损失有多少？四平市区只有盲人一千多名，市区公交车费一般是一元钱左右，况且有关政策只适用于国有公共交通，再加上盲人出行率低的因素，这笔账不难算。而落实到具体的某个公交线路，具体到某辆公交车，损失能有几个钱？为了健全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损失和不便，就能在盲残人士面前呼啸而过，仅仅归因于制度缺陷和利益损失，说得过去吗？
而籍女士之所以举牌候车，是因为她觉得盲人的缺陷也有责任，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公交车身上。这一举动将盲人的善良表现到了极致，也把某些人的冷漠映衬到了极致。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是盲人，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正常人提供方便；帮助我们，尽到自己，最起码的本分！
谁都得承认，这个社会还有比拒载盲人严峻得多的行为和现象发生着。但是即便我们身份卑微，即便我们也遭遇过不公和不幸，我们能不能做到，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哪怕是顺水推舟地做一点点有益的事情，以便证实，即便我们的生存卑微，但是我们的灵魂并不卑污！
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建构，必须依赖良好的制度和完善而细致的社会公共结构，动辄抱怨人心不古、事事指望道德完善是最不负责任的思维。但是，在制度和利益的博弈中，哪怕最微小的误差，都会导致公共生活最基本的人性底色苍白而斑驳，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我们每一个人，何以自处？籍雅琴女士在严冬的寒风中举起了牌子，那是一声呼唤，她呼唤的，也绝不仅仅是一辆公交车……
相信看过这篇文章后，凡是具有同情心、爱心的人都会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上会有这样无情无义的事而感到羞愧。
4.让法律为道德良知保驾护航
好人的产生是依赖于环境的，依赖于好的道德和法律氛围，好人构建文明社会，文明社会又反过来缔造好人。
法律是最底线的道德，道德是高标准的法律。法律治理视野中的“人”，既不是雷锋同志一样的“好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中人”：这个人可以不做好事，但不能做坏事；可以在法律范围内随心所欲，但不能超出法律的边界为所欲为；这个人并不需要具有多么高尚的道德品质，只要行为符合法律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