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和李银河还曾去同性恋者的聚集地参观过，他们感触颇深，说道：“这的确是另一个世界，虽然社会上多数人对他们视而不见，但‘他们的世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他们的世界
除了写小说和杂文之外，王小波还和李银河合著过一本关于同性恋的专著，书名为《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在1989年的时候，王小波和李银河两人就开始调查研究同性恋现象了，经过历时三年的调查，他们才写完了这本研究专著。按理说，同性恋包括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应该对他们都予以研究，但是限于客观条件和精力，他们只对男同性恋作了研究。
在调查期间，王小波和李银河常常会遇到来自别人的诘难，这在他们的书里面也提到了。有人对他们的这种研究明显是持反对态度的，甚至认为，只有那些觉得同性恋不正常的人，才会去研究同性恋的形成原因，否则为什么不去研究异性恋？像这样的诘难其实完全就是胡搅蛮缠，里面的逻辑关系根本是不能成立的，但是王小波和李银河也作了认真的回答。他们把弗洛伊德都给搬出来了，以证明自己的研究可以成立，没有上述诘难中所认为的那种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普通人，对他们作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也持不看好的态度，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放着那么多重大的课题不去研究，要研究同性恋？”这种问题乍看起来是在试图了解作同性恋研究的原因，其实不是的，这样的诘难来自于普通人，意思往往是说，你们不该去研究同性恋。和这些人探讨，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因为他们的看法的问题不在科学领域，不是要弄明白这件事对不对，而是在价值领域，是在判断这件事好不好。而且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这种研究很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魔鬼也是无法为自己辩白清楚的。
王小波和李银河也感到回答这类问题的繁难，但他们还是尽力作出了回答。事实上，要论说他们作此研究的理由的话，其实并不难，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理由可以举出来了。为什么关于同性恋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书里面他们也有写到这些：“从现存的事实看，同性恋者至少占总人口的1%，这肯定够上了必须加以研究的规模。同性恋活动影响到家庭和社会各个方面，其影响因此超过1%的规模，中国男同性恋者多是要结婚的，必然对女性的婚姻生活有重大影响。上述任何一条，都可以成立为研究的理由。”
同性恋者一直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遇到过、发现过，但他们其实是大量存在着的。王小波和李银河在书里面说，同性恋者占总人口的1%。这其实是最保守的估计，在别的国家的调查中，同性恋者往往会占到2%、3%，甚至是4%和5%。根据近年来的调查，甚至有数据显示说，同性恋者达到了10%，在我们国家也有人持这种观点，但是一般以为，我们国家同性恋者的人数，约占2%~4%。
在调查中王小波和李银河对这一点也深有体会，他们认识到了同性恋者的大量存在。很多同性恋者在接受他们调查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一点，表示各个地方其实都有同性恋者的存在，譬如说，梨园界有、大学里面有、煤矿工人里面有、军队和监狱里面有，饭馆业里面也有。在饭馆业之中，徒弟们还流传着一句话：要想学得会，就和师傅睡。可见这类人是多么普遍！王小波和李银河还曾去同性恋者的聚集地参观过，他们感触颇深，说道：“这的确是另一个世界，虽然社会上多数人对他们视而不见，但‘他们的世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正是因为同性恋者有着这样庞大的人群，关于同性恋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国外关于这类人的研究专著非常多，但是在我们国内，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除了散见于报章杂志的一些零星文章之外，还没有一部关于同性恋研究的专著，由此他们更应该作这方面的研究。后来，这部我们国家对同性恋者研究的首部专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堃先生亲自给书写了序。在序言之中他说，看到王小波和李银河填补了我国同性恋研究的空白，他感到十分欣慰。
科学研究和善良原则
在作同性恋调查的时候，王小波和李银河是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的，他们的研究是要通过这些调查发现些什么，而不是对同性恋者作价值判断。王小波和李银河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没必要也不应当作价值判断。但可惜的是，世界上诸多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却都带着浓郁的价值判断色彩。那些自己是同性恋者的，调查的结论往往是对同性恋有利的，那些不是同性恋者的，调查的结论往往是对同性恋不利的，甚至认为这是罪恶的、是犯罪。
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看法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其价值不在于道德评判的分量，而在于其要有所发现，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应该的。在作这些研究时，王小波和李银河是心怀善意的，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的调查对象当作对立的一方。事实上，他们是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在作这些研究的，因为在调查的时候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同性恋者遭遇了很多不该有的痛苦。他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给予他们帮助。他们把这种态度称为科学研究的善良原则。
后来有人在采访李银河的时候问她说，她对同性恋进行研究，是出于一个非常冷静客观的学术角度呢，还是说希望为这个少数群体做些什么？李银河就回答说，这两个方面都有一点，因为她总不能完全把同性恋者当成小白鼠来研究，所以总会有一些倾向性。于她而言，这种倾向是倒向同性恋者一边的，并且她还强调现在女性主义研究也应带着同情来研究。她的这种态度当然不算错。
王小波和李银河这样的做法，也的确产生了积极的效益，王小波去世之后，李银河依旧在为同性恋者争取权益。不少同性恋者都说，李银河这是在黑暗之中打开了一扇天窗。有一个身居高位的澳大利亚大法官，他是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少年的时候因为这件事非常苦闷，后来看到美国性学家阿佛雷德·金赛作的关于同性恋的报告，他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见到李银河的时候，那大法官对她赞不绝口，认为她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当年金赛在美国做的事情。
说起来，王小波和李银河之所以会作同性恋研究，完全是出于巧合。一开始是李银河在做单身调查的时候，有位独身男士对她坦白了自己是个同性恋，由此她才开始作这方面研究的。王小波会参与进去，是因为有些同性恋者，不愿意和女的谈，所以必须得王小波出马。再者，当时同性恋者聚会地往往是在公共厕所，里面有一些关于同性恋的厕所文学，李银河又不能进男厕所去，所以只好由王小波去。这样，王小波才会参与进这项研究之中。
据说在研究的时候，还有调查对象爱上了王小波，逢人就夸王小波。有一次，因为和调查对象聊得特别晚，王小波就留他在家借宿，和王小波睡一个屋，结果让他一晚上没睡好，说是特别受刺激。还有一次，王小波带着一个同性恋者去公共厕所拍厕所文学。他进去之后，所有的隔间都探出一个脑袋，看了他一眼，然后就都缩回去了。王小波对此十分纳闷，问同行的那个同性恋者这是什么意思。那同性恋者回答说：“什么意思？没看上呗！”一句话让王小波特别失落。
王小波和李银河一共调查了49位同性恋者，他们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展开调查的，就是调查一个人，然后由他介绍自己的朋友，再由朋友介绍朋友，以此得到调查对象。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下，由于法律和社会对待同性恋者的态度，对他们的调查只能在秘密中进行，这种滚雪球的方式当然有诸多不足，但是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不过，他们自己也说，比起人类学中允许采用以一个个案对广大的社会场景做出描述的方法，他们的调查还显得略胜一筹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