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金融机构几乎是不可能MBO的，马明哲的中国平安集团准MBO，可以说是国内国有金融机构中的唯一一例。成功吃到产权馅饼的第一人当数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他用8年时间完成了TCL集团的MBO。柳传志是另一个成功例证。幸运的是丁磊，阳光首富，丁磊们是第一批纯粹的市场经济新生儿。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是重视产权的，是尊重股东权利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拿下中国大陆。当时，共产党人并非笃定要实行计划经济，中共经济高层还是有市场经济理念的。
1950年1月21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马寅初的名义回复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和副行长兼人保总经理胡景沄一封公文，原文如下：
关于处理中国保险公司事，所拟将中国产物保险公司改隶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以利用其开展海外保险业务。经研究我们认为：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为中国银行所设立，且中国银行尚有私人股份，其领导关系的变更须经董事会决定，目前新的董事会尚待组成，故仍暂维现状，俟董事会组成后再作考虑，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员工愿和国家保险公司靠近，我们可加强争取团结教育，利用其多做些业务……
这篇公文不过300字，却清楚地表述了共产党人尊重资产所有者权益的理念和审慎的态度，展现了拒绝急功近利的氛围：解放军进城，共产党人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却因中国保险公司的母公司“中国银行尚有私人股份”，只是一丁点的私人股份，而放开一马，堪称稀奇。甚至，6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对于所有者权益的尊重，也不过如此，时有侵害。
【人物】第一代券商退出江湖
按证券界业内人士的说法，中国第一批券商的划分时间有三个标志：一是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正式成立以前；二是1991年7月深交所正式开业之前；三是1991年8月证券业自律组织证券业协会成立以前。凡在这三个时间段以前成立的证券公司（不包括信托投资公司或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称为第一代证券公司。
10年后，到2000年，中国第一代券商大多已退出江湖。
除去管金生、阚治东、汤仁荣、张国庆之外，还有以下人物：
大同证券公司总经理兼法人代表苏裕田，转行任银星集团总经理；
上海财政证券公司总经理赵叶龙，因财政证券公司业务有限，只进行国债买卖，在业内影响不大；
山东证券公司总经理张宗厚，任职一两年后，到年龄退休，已去世；
山西证券公司总经理韩善述，退休；
广东证券公司总经理伍颂敏，退休；
广州证券公司总经理邓敏杰，返回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云南省证券公司总经理陆海莺，返回中国人民银行云南分行；
天津市证券公司总经理李振洲，退休；
北京证券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克俭，改任公司副董事长；
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良材，重组时调整下岗；
河北省证券公司副总经理武铁锁，升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重庆有价证券公司副总经理、法人代表蒋钢，在西南证券成立时调离；
海南省证券公司董事长张志平，调任证监会机构部主任，后去香港东英控股公司任董事长；
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总经理廖熙文，换届时脱离原单位；
广东发展银行证券业务部总经理陈云贤，升为广发证券公司董事长；
湖北证券公司总经理兼法人代表陈浩武，被中纪委隔离审查……
说说陈浩武。
1999年9月，陈浩武在湖北证券临时股东大会上放言，5年之内湖北证券将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上的一流券商，要“完成由一个地方性券商向全国性券商的嬗变”。然而，2000年1月27日，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向外界通报：1992年至1997年间，陈浩武先后收受了5家企业负责人贿赂计人民币39.6万元、港币6万元以及一条价值
5800元的金项链。2002年年初，法院判决认定陈浩武犯有受贿罪，但鉴于其有立功表现，决定免予刑事处罚。
2002年，陈浩武重现江湖，先是担任湘财证券顾问，后又招募旧部，洽谈收购证券公司。2003年9月，陈浩武由于“过去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再被羁押，此后陈浩武不见了踪影。有人将陈浩武比做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创造了常人难以创造的辉煌，却犯下了常人容易犯的错误。管金生、张国庆等出事后，所领导的公司都撑不下去，而陈浩武事发后，基本上未累及湖北证券。知情人说，陈浩武将公司交与后任时，资产质量相当优良。
【存档】鞍山证券救不得
2000年年底，鞍山证券失去了最后一个生存的机会。
1997年银证开始脱钩，证券公司的监管职责由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移交到中国证监会机构部，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亦转任证监会机构部主任。1999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证监会正式交接。到2000年全国还有20多家证券公司债务较重，证监会坚持要脱钩清楚后才接收，因为1999年中办发1号文《中央党政机关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中说得很清楚，“谁审批谁监管，谁发债谁还钱，谁担保谁负责，谁家的孩子谁抱走”。2000年正是证券公司增资扩股的高潮，中国人民银行有心清理一些未完成脱钩的证券公司，能救则救，整顿后再移交证监会。
对于挽救鞍山证券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预期的上限是15亿元。清产核资后发现，这远远不够，“几乎每个营业部都挪用了保证金，违规操作太严重，乱套了，没法救了”。
1988年鞍山证券公司成立，是老牌证券公司之一。当时证监会还没有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省级分行都有权批准成立证券公司，于是许多省市的中国人民银行、财政局或财政厅都一窝蜂地成立了证券公司，到1996年年底，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公司有94家，其中由中国人民银行分行控股的有43家。
鞍山证券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鞍山市分行，当时就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部门，两任总经理陈力和王宝连都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处。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是鞍山证券的所有者、经营者和监管者。
自1996年8月以来，鞍山证券交易额排名一直在全国券商前20名之列。但实际上，鞍山证券大而不强。据审计报告显示，鞍山证券自报1997年利润总额为2615万元，审计确认利润为亏损19071万元；自报1997年度所有者权益总额40236万元，审计确认为负11614万元，资不抵债。
鞍山证券巨亏是栽在国债回购交易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资金有限，鞍山证券从中国人民银行鞍山市分行借用资金，从武汉证券交易中心购买国债，回到鞍山把国债卖给公众，收拢资金再去买国债，如此循环。1993年金融整顿，国务院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将拆借资金限期收回，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鞍山证券向老百姓发行
5000万元债券，以偿还中国人民银行的拆借资金。
想想有点可怕。那年月，一个地级市的银行都有权力吩咐下属发债。当时发债凭证大多是鞍山证券自己印的，也有一部分采用中国人民银行鞍山市分行统一印制的凭证。除鞍山证券外，鞍山还有数家金融机构持续发债。中国还发生过这样的故事，村主任印代金券在村里流通。
1995年8月，随着国债拆借市场出现大量买空卖空交易，拆借方无力偿还，国务院下文关闭国债回购市场。但鞍山证券像许多金融机构一样继续冲刺，据调查，至1996年11月，鞍山证券本部做了5.8亿元国债回购业务，其中场内交易2.5亿元，场外交易3.3亿元；鞍山证券的代办机构做了1.8亿元国债回购，均为场外交易。
因受金融准入所限，一些企事业单位出资、出人、出场地组建代办机构，挂靠在鞍山证券名下，代理鞍山证券发行债券。1991年到1993年间，鞍山证券名下有10家代办机构。代办机构成群，失控是必然的。鞍山证券曾向代办机构派人监督检查，无果。有的代办机构甚至背着鞍山证券发行高息居民债券。直到1997年1月，鞍山证券与各代办机构终止协议。
但鞍山证券并没有停下集资的步子。到鞍山证券关门时，其开户投资者尚有26万余户，其中持有鞍山证券所发债券的投资者有12.6万余户。比如2001年10月30日发行的一年期债券利率是3.15%，11月9日发行的一年期债券利率是3%，2002年1月22日发行的一年期债券利率是3.15%。而当时一年期储蓄存款利息为1.98%。
不得不再次提到长城公司的沈太福。当年沈太福拿着国家科委的一纸便条集资，被中国人民银行认定为非法集资，并曾封了长城公司的账号。当然，中国人民银行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集资，但它却把这权力分给了下属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又转让权力给代办机构，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更重要的是，1993年金融整顿，撤了几百个银行行长，1994年沈太福人头落地，但鞍山证券的集资却还继续了好多年，大把的钱飞来飞去。无语。
2003年8月9日，鞍山市召开局级以上干部会议，市委书记胡晓华和市长张杰辉通报了鞍山证券状况：至5月底所有者权益为负1.7亿元，挪用股民保证金10.18亿元，大量居民高息债券未兑付。
2003年8月12日，证监会公告撤销鞍山证券，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被撤销的证券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