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假如把每个下属所擅长的方面有机地组织起来，就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整体的效应。因此，有效地调动每个下属的长处，是一位合格的企业领导的责任。换句话讲，高明的领导者会趋利避害，用人之长，避人之短；如此一来，则人人可用，企业兴旺，无往而不利！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现在有一些企业领导者，用贤而不能适其才、尽其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大懂得用人的长短之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但有些领导者总是在用人的问题上求全责备。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使用非所长的人才的事屡见不鲜。有些丁作，本不是这个人的专项，可领导总是说：“干一干，时间长了就能胜任了。”似乎人才应该是样样精通，非为全才不可。更有甚者，领导对有的管理人员，今年分管财务，明年分管生产，后年又去搞市场营销，第四年去主管科研开发，第五年又被任命为公关经理，如此等等。这样的任命，在企业、事业单位都时有所见。一个人面对如此频繁的调动、如此多变的工作，而又都能胜任，则非“全才”不可。然而，世上难以找到“全才”。一个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长”非“短”，结果必然使管理人员在其岗位上成为“外行”。当外行占据了管理的舞台，即使此人的品德再好，在其他方面再有才能，在这种人事安排、用人方式之下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人才不是超人，不是全人，并非事事都行，样样能干，只能在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能力突出。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由于生理、气质、智能等种种因素，人才存在着个体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能力类型特点上，即能力的方向不同。人的能力多种多样，概括起来有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一般能力包括知觉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像能力、操作能力，这些是人完成一切活动都需要的；特殊能力，是人在完成某种特定活动时所需要的能力。以上种种能力在人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有的人这种能力突出，有的人那种能力突出；有的人这几种能力兼佳，有的人那几种能力兼佳。由于人才的个性差异，可以从不同角度把人才进行分类。
从人才的才干特点上看，有再现型、发现型和创造型之分。再现型人才，博闻强记，知识渊博，人们常常称赞这种人读书“过目不忘”，是“活字典”。《三国演义》中的张松，看了一遍曹操所著的《孟德新书》，就能从头至尾，背诵一遍，并一字不差，这就是一个出色的再现型人才。发现型人才，善于分析联想，思维敏捷，见解新颖。比如，《三国演义》中的杨修，见曹操在门上写个“活”字，就知道曹操嫌园门太宽。
见曹操在酥盒上写下“一盒酥”三字，就拆字为“一人一口酥”，分吃了事；见曹操以“鸡肋”为夜间口令，就领悟到曹操进退两难的心境。创造型人才，富有远见卓识，可以提出超出常人的见解，隆中决策的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佼佼者。
从人才的社会分工上看，有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艺术家、体育家等等，各自在不同领域中才干突出。而管理人才则有决策型和执行型之分。决策型人才，能高瞻远瞩，系统分析，善于判断与决断。执行型人才，善于领会上级意图，富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忠实坚决，埋头苦干，任劳任怨。
总之，才能存在着差异，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正确的用人方法应该是用人之优、用人之长，正如唐太宗所讲“舍其所短，取其所长”；“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北宋范仲淹以孔子的学生为例，说颜渊、闵子骞以德行见长，冉有、季路以善政闻名，子贡则精于言辞，而子游、子夏却擅长文学。这些人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这说明合理使用人才，就要发挥各人的特长，而不应该求全责备，挑剔其缺点。
古今中外，善用人者，无不都扬长避短，刘备就懂得用人之长，让长于谋略的孔明运筹帷幄，而让长于统兵的关羽和张飞驰骋沙场。相反，如果让张飞当军师，让诸葛亮当武将，那么刘备岂有出头之日！三足鼎立也无从谈起。俗话说：“用人之所长，往往能得人得天下。”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最注重用人所长。朱元璋曾问过陶安，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名贤各有什么专长？陶安回答：我在谋略方面比不上刘基，论学问比不上宋濂，论治民之才比不上章溢、叶琛。朱元璋在了解到刘、宋、叶等儒士的专长后，便安排宋濂为儒学提举司提举，教太子读经史；命章溢、叶琛为营田司做事；将刘基留在身边参与机密谋议。朱元璋用他们的各自所长，协助自己治国安邦。
用人如果不是扬长避短，而是避长就短，弃长取短，那样，就会一方面造成人才的浪费，另一方面造成人才的奇缺，结果事与愿望、目标背道而驰。庄子在《秋水》中说：用栋梁之材来堵塞孔穴，让日行千里的良马去捕捉老鼠，这就是扬短避长、能非所用，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齐国高士鲁仲连曾劝说孟尝君：善于攀援树木的猿猴，如果至于水中，则不如鱼虾；日行千里的良马若历险乘危，则不如狐狸；如果弃长取短，即使尧那样的圣贤人物也会力所不及。司马光就曾抨击宋朝在用人上不用人之长的弊端。他指出，有些官员今年掌军，明年宰州，后年理财，要胜任所有这些委任非全才不可。而世间真正什么都通晓的全才实际上并不存在。鉴于此，他找到宋朝财政匮乏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任用具有理财专长的人理财。
我们有些企业领导者，不按人才专长而授职，而是乱点鸳鸯谱，闹出人非所用的笑话。有些掌握某一方面专门知识与技术的人才，组织管理才干并不突出，却被某些领导“重用”封官，坐上了领导的交椅，致使管理工作混乱不堪，带来的恶果可想而知。
说到用人扬长避短，世界“摩托大王”本田宗一郎可算是个高手。本田宗一郎精于摩托车制造技术，但经商方面的才干却很拙笨。在一次经销业务中，他发现藤泽武夫精于经商而拙于制造技术。本田主动登门拜访，他在得到藤泽这一难得的人才后，将经营业务全部交给了藤泽，自己埋头生产制造和产品开发，丽人各扬其长，结果，使企业迅速壮大。相反，如果本田在得到藤泽武夫后，不是让他主管经营业务，而让他主管生产和产品研制，自己去主管经营业务，两人都去避长就短，那么，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必然毛病百出，本田技研工业总公司也就不会有今日的辉煌业绩。
所以说，用人之道就在于用其长而避其短。禁忌避长就短、才非所用，这是用人的宝贵经验。
马当马用，驹当驹使
材无“大小”，各有所宜。人们常论能力大小，才气高低，其实极为片面，如果说，在同一工程或同一业务中比较技术和业务能力之高低，勉强可论，而如果在不同工程和不同业务中比较能力和才智，就不可比。梁山好汉浪里白条张顺和黑旋风李逵，哪个本领高强？可能很难结论，因为张顺精于水中搏斗，而李逵精于陆上功夫，两者难以确定比较标准。
让一个数学教授去做生意，恐怕还不及一个供销员，可也不能因此而断定教授无能；反过来，让一个供销员去给大学生们讲解高等数学，恐怕也将目瞪口呆，但也不能据此而断定其愚笨。即使在同行中也难分高低，同样是汽车修理工，有的精于发动机，有的精于底盘，有的则精于汽车电工，何能分出强弱？同样是监察工作，有的是经济监察专家，有的是行政监察内行，还有的则是其他方面监察的能手，能力高低又何以比较？而社会各类事业对人才的需求各有所异，有的需要“学富五车”的文坛才子，有的则需要专于某行的“雕虫小技”；有的需要“满腹韬略”的军事专家，有的则需要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神炮手。可以说，社会的进步，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的能手，千业百工，细技粗术，缺一不可。所以“人才各有所宜，非独大小所谓也”。
历史上的和坤，相貌端庄，颇富才华，深受乾隆常识，官位晋至文渊阁至大学士，与纪晓岚同为乾隆左右手。
俗语说的好，小人得志便猖狂。和珅入官场后，不久就原形毕露，循守官场之所谓潜规则，势必登贪之首席，一发而不可收拾，贪得无厌，卖官受贿、结党营私。然而就是这样的大贪官，乾隆明知其贪，却倍加爱之用之。何故也？
和坤之所以能成为乾隆左右手，就是因为此人熟知乾隆爱好，和坤是一条忠实的叭儿狗！擅长见风使舵，察言观色，溜须拍马，无所不为，乾隆就是放个屁，他和坤也会说，皇帝老子的屁是香的！把乾隆拍的舒舒服服，乾隆那里还有不喜欢之理？自古皇帝既爱江山又爱美人，和珅一旦发现乾隆看中哪位漂亮的汉人妞，千方百计也要替乾隆弄到手，即使是和坤的心中所爱，关键时候也会献出来。
此时的和坤比太监还要太监，既要讨乾隆喜欢，还得讨乾隆的老娘喜欢，反正手上有大把贪来的金银珠宝，乘乾隆老娘过生日，寿礼大把大把地抛出去，何愁乾隆老娘不喜欢，一旦老娘发了话，乾隆这个孝子到底还得听听老娘的，这就是和坤走上层路线之诀窍！
一旦乾隆生气发发小脾气，和坤有套本领会使乾隆立马消了气，跪在乾隆面前认错、请罪、掌嘴、该死、磕响头，人心都是肉长的，乾隆见了奴才可怜巴巴相，哪能总是不消气？
乾隆素来就有疑心病，生怕哪个图谋不轨、抢班夺权，乾隆擅长坐山观虎斗，和坤擅长告密害忠良，朝中有两派，乾隆总后台，斗来斗去最后都得听乾隆的，都说乾隆英明又伟大。
乾隆喜欢微服私访，既体察民情，又享尽人间野味佳肴，有了和坤这个脑袋瓜儿灵活相随左右，不时来点金点子，馊主意，还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的？乾隆何乐而不为之。当然乾隆喜欢和坤，也只有和砷这个奴才听话，什么都能做得出。故而朝中除了纪晓岚，其他哪个敢与和珅斗？就是和珅犯了杀头的罪，乾隆还是舍不得，要等儿子接了班，让儿子去收拾和砷这个老畜生。
由此可见乾隆用人之诀窍，既用忠臣，也用奸臣；既用君子，也用小人，各有各的用途。
对于人才之说，实为没有标准。——因为人才是对某行某业所做出的成绩。因此，我们对人才的“诊断”，应该以专业为考量尺度，才能让其发挥出他的优势而不致于大才小用。
在当今社会，管理的概念已经上升为社会生活的核心。真正出色的管理者，必须具有三个有效的管理方法：如何管好和用好资本、信息、人才。而在这三种管理中，最核心和最关键的是管好人才，有了有效的人才管理，其他两方面的管理都会得到最佳的管理效果。因为所有的管理者，无论其职务的高低，凡是身为管理者的，都必须力求有效。
因此，对于管理者来说，有效的人事管理必须是其永不放弃的管理目标。那么管理者如何有效用人呢！那就是用人专业化。
各路奇才为我所用
在政治家中，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某个理想而去奋斗的政治家，这类政治家用人，相当严格，凡是与他的理想主张不适宜的人才，一般都会被他排斥在外，即使这些人有才能，也不会妥协着来用这样的人；另一类则为交易性的政治家，这些人并不怀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他自然就不用这崇高的理想来要求和衡量他所要用的人才。交易性的政治家的目标就是权力和胜利。所以交易性的政治家用人，一般只求这人有才能，能为他办成一件事，或者能为他支撑某方面的局面，便立即起用这人而不论这人的理想和品德如何。这类政治家，是以善于妥协、精于交易来使用各种人才的。刘邦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属于这种交易性的典型，他也最善于在交易和妥协中，周旋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借用着各种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所获得的利益也是双方共享。
刘邦与项羽战于彭城（今徐州）而大败。击败刘邦后，项羽挥师北上攻齐田荣。刘邦于此时觉着应该有一种力量把项羽拖在齐地，使他暂时能获得一个喘息之机，然后再来攻项羽。于是谋士萧何进言，说服本为项羽部下、但此时已与项羽有矛盾的九江王黥布，使黥布背叛项羽，起兵反而攻楚。刘邦正是用这样的方法，使项羽的势力逐渐削弱。
在刘邦的人才谱中，既有萧何、张良、陈平、郦食其这样的谋士，也有韩信、曹参、周勃、樊哙、彭越这样的战将，既有卢绾、夏侯婴这样的故里乡人，也有招降纳叛而来的季布、黥布、韩王信等。对这些人，刘邦都能巧妙地加以任用，对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心中有数，像音乐家调动其手上的音符一样，加以合理的使用，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还有许多人是仅仅因为能讨刘邦喜欢、或者态度谦卑而被重用。万石君这个人就没有什么才能，也没有什么文字能力，但就是因为恭敬、厚诚而被刘邦纳为近臣。这样的人，对主子惟有恭谨，以纯厚、忠诚待人，深得主子赏识，文不以获宠害人。由此亦可见刘邦用人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