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故事不等于好小说 文藏策
读罢《驴队来到奉先畤》，立刻联想到两篇类似的小说：一篇是奥康纳的《好人难寻》，一篇是海明威的《杀人者》。而联想的结果，是失望。平心而论，《驴队来到奉先畤》不失为一篇佳作，但那是以普通作家的水准来衡量的，以对一位优秀作家的期待来看，其缺失与不足就显而易见了。
与《好人难寻》和《杀人者》的小说“母题”一样，《驴队来到奉先畤》写的也是“人”与“匪”的相遇。按现代小说理论的说法，小说人物即他所承担的话语系统。人变匪，匪变人，在于他说的是“人话”还是“匪话”，“人话”遵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匪话”依照的是黑道规矩。“匪话”比匪本身更可怕，所以奉先畤的村长赵天乐最怕九娃讲“匪话”，他总是试图把九娃的“匪话”引回到“人话”上来，结果被一枪打飞了脸……同样，《好人难寻》里的老奶奶也想用上帝的话来改变“匪话”，结果挨了三枪……“匪话”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能指，确实比九娃们手里的那一杆土枪、几把破刀更可怕。其实，“匪话”是由“人”和“匪”共同想象建构起来的，《杀人者》里“匪话”的资源是电影和报纸，《驴队来到奉先畤》的“匪话”则源自误杀任老四后的突发奇想。“匪话”的威慑力首先是让人承认我们是不同于“人”的“匪”，从而强迫人按“匪”的逻辑思考。奉先畤的人承认了九娃们“匪”的身份，没有看出这只是一伙流民，只是扮成了李逵的“李鬼”，于是便屈从了有关“匪话”的想象，于是无边的恐惧笼罩了“奉先畤”……
其实，“匪”原本也是“人”，那么，“人”为什么会变成“匪”呢？用《好人难寻》里的话说就是“耶稣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用《驴队来到奉先畤》里的话说就是“老天不公，人就要出手”。然而，公平本就稀少，难道人就都要变成匪？杨争光在小说里巧妙地引进了一个“蝗虫理论”：“蝗虫的后腿有个部位不能碰，一碰就会受刺激，一受到刺激就会改变习性，就喜欢聚群了，不但聚群还要集体迁飞，一飞可以三天三夜不落地，一落地就是灾。”蚂蚱被碰了后腿成了恐怖的蝗群，吴思成和九娃们被蝗群碰了后腿（陷入饥荒）变成了土匪。奉天法祖礼乐治村的奉先畤人被土匪碰了后腿（“筹女人”）竟也壮起胆子杀了土匪……这便是连接起小说的基本逻辑关系。就故事本身而言，很完整，很有机，很有感染力。然而，一篇好小说就等于讲一个好故事吗？错。只有当这个故事是穿越了灵魂的，是可以作为人类心灵的能指时，讲故事的小说才是真正的好小说。
同样是人遭遇匪的母题，《杀人者》讲的是“发现罪恶”，《好人难寻》讲的是“原罪”，而《驴队来到奉先畤》揭示的是“国民性”。但《杀人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发现罪恶”上，尼克只是个穿针引线的人物，小说真正的主角是奥勒·安德生，一个敢于正视命运的悲剧英雄。《好人难寻》更没有只是展示血淋淋的“原罪”，小说的深层主题其实是“救赎”。在这个“好人难寻”的世界上，那个唠叨烦人的老奶奶和杀人不眨眼的“不合时宜的人”同样都是有罪的，只不过一个是有“罪证”的，另一个没有，但在杀与被杀的那一刻，却都寻得了救赎的希望。相反，《驴队来到奉先畤》所展示的却不是个人意义上的内心和灵魂，而是群体的人，是“乌合之众”式的群众心理。杨争光把他们放进了一个虽充满文化隐喻却抽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故事内，就像放进了行为心理学实验室里的一群小白鼠——恐惧测试的结果自然是“蝗虫理论”。小说写的只是本能层面上的人，是行为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里的人，而不是灵魂层面上的人。
一位优秀的作家应具有超越于故事之上的视角和关怀，不仅懂“人话”和“匪话”，更要懂得灵魂的声音。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文化中缺少西方的基督教情怀，那我就再举一个中国作家的例子——曹禺的《原野》：当仇虎按照“父债子偿”的逻辑杀了大星后，因良心的折磨，从现实的“地狱”堕入了心灵的地狱……这就超越了普通的“复仇故事”而进入了更高层面的灵魂叙事……
《驴队来到奉先畤》所呈现的问题在当下有一定的典型性，因而，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