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与“非人”之间的人性探索 文张丽军
杨争光的《驴队来到奉先畤》是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蝗虫忽一下就来了。”一句话就把故事的起因和逻辑线索点了出来，简洁利索，同时引起了读者极大的阅读兴趣。“不是那种说来就来的来，而是那种不打招呼没有预兆的来。忽一下，像谁往天上扬了一铁锨土，然后就着了魔一样，忽忽忽从西边的天空往上升，就遮天蔽日了。”正是这样的“忽一下”彻底改变了九娃等村庄人的生存环境和人生命运。
面对比龙卷风还骇人的“蝗灾”，村人只是短促地“咦”了一声。小说中的叙述人以一种回忆性和调皮性的口吻，向读者生动地讲述了村人对于蝗灾这种不可预知灾难极度恐惧的本能生理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小说中的蝗灾是人类灾难性存在境遇的精神隐喻。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是人类集体与个体生存处境的通俗化表达。村人如何应对“蝗灾”？九娃等十二人没有离开村庄，“要有所作为，但不能下贱。”九娃等人在无法做“人”的日子里，决定不做“贱人”，只做“强人”。他们被迫走向了一条“非人”的道路，但是依然心存田园之念，“咱有吃有喝就由咱了，要么接他们出去，要么咱再回来，继续种地。”如同九娃等人试图寻找一条重新做“人”的道路探索一样，作者也开始了关于“人”处于“非人”境遇下的人性探索之旅。
为了做“强人”，吴思成“军师”给他们定了一条规矩，“走到任何地方见了任何人，都要把面目摆弄成一副凶狠的样子。”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纪律，驴队就一路顺利来到了奉先畤。故事就渐渐进入高潮。发生重大变故的是，驴队还未进村就已经破坏了他们的潜规则——杀了人，而且头领九娃面对出细粮的奉先畤动了留下来的念头。但在“军师”吴思成看来，“坐地为匪危险大”，驴队之所以能够把不是咱的顺利拿来，就是因为是“走的”，不是“坐的”。但是，九娃认为，“踩到我了我死踩不到我照旧啃。这就是蝗虫，不知道死活不知道骇怕么。人和蝗虫不一样，人知道死活知道骇怕。”同时，奉先畤村长赵天乐与儿子赵包子同样有一个精彩的对话：“人行人道，匪行匪道。土匪行人道的时候是人，行匪道的时候是匪。”九娃他们“是人又不是人”。因此，赵天乐的策略是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匪，打发匪离开奉先畤，继续过以往的和平日子。而九娃的想法是以“匪”的方式来实现做回“人”的生活。于是，在奉先畤开始了一场在驴队内部、驴队与奉先畤人之间的“人与匪”的人性较量。
从九娃他们来讲，“匪”的生活是无奈的、被迫的，从一开始就留存返回“人”的生活的念想和具体措施（如记载路志的牛皮纸），但是他们一直装出“匪”的样子来，“走”在路上，但他们心存禁忌，不越女色和人命的底线。但是，正常的生活，冲撞的欲望和来自麦香的诱惑，无时不在撩拨着他们的心田。而且这种重新做“人”的愿望在奉先畤变得无比强烈，以至于九娃决定冒险一试。然而，悖论的是，九娃是以“非人”——“匪”——的方式来实现重新做“人”的愿望的：先是误杀任老四，后来是枪杀赵天乐，再后来是“筹女人”，彻底破坏了驴队为自己设置的底线和“潜规则”，即在他们真正想做“人”的时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匪”，成为了“蝗虫”。
九娃因为“蝗虫”而被迫背井离乡，他们以一种“蝗虫”的方式来到奉先畤，给村民带来一场灾难。奉先畤村民确实被九娃言中了，他们依然是“人”，骇怕死亡、顾及生命的“人”。赵天乐本在九娃的火枪逼迫下，答应筹粮，是“半截子光荣”；赵包子、周正银和金宝等奉先畤男人都是“骇怕”的、没种的“人”。这就是作者所向我们展示的人性探索：在灾难性境遇下人性竟然是那样丑陋和猥琐。然而，赵包子在未婚妻被九娃掳掠后，杀死了九娃，拒绝娶芽子，决意离开奉先畤，去重新寻找“人”的生活。
小说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拒绝了人性的本质论调，而是展现人性在不同语境，特别是在灾难性境遇下的裂变。无论是九娃还是奉先畤的人们，都努力想过一种“人”的生活，但是走向了不同的路途，有着不同的结局。它启示我们，如何做一个“人”，人何以成为“人”，依然是一个问题。
[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