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首《踏莎行》的词题就是“郴州旅舍”，这是在他离开郴州之前的作品，我们可以想象到秦观此时的境遇是有多么的不堪和失落，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已经让他那曾经浪漫的心灵变得千疮百孔，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些患得患失了。他已不再奢望仕途有何进展了，唯一的期望只能是别再糟糕了吧。于是有一种说法，苏轼受到弹劾，而秦观知道了此事，知道自己必受牵连，便立刻去找有关台谏官员疏通。可秦观的失态使得苏轼兄弟的政治操行遭到政敌的攻击，苏轼也为此焦头烂额，秦观的这一出相当于背后给了苏轼一刀，于是自此后二人的关系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所以，便有人认为，这首词的下片就是在曲折地表达秦观对苏轼的情谊和思念。远望思乡、思友的羁旅相思之情在“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苏轼也说过“绝爱此词尾两句，自书于扇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所以这首词中的故事和情绪实在是多不胜数，而核心的悲慨，更是得到了所有读者的共鸣。
上片中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写出了夜雾的苍茫，这凄迷的一片朦胧，又何尝不似自己那茫然不知的前景呢？因此秦观才会说“桃源”无寻处。这个世界已经崩倒了，已全部陷于云遮雾障中，还有什么“桃源”呢？桃源早已消失，自己这个俗人却依然要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又一次的旅途马上就要开始了。“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才是自己身处的环境，“孤馆”冷清，“杜鹃”勾情，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的心情往往都不会好，而对于本就多愁的秦观来说就更是如此，他想到了许多，理想已经破灭，前途渺茫，因而处于极度哀伤之中。这两句与“风紧驿亭深闭”的意境有些近似，只是那首《如梦令》是凄厉的嘶鸣，这首《踏莎行》是肝肠寸断的呜咽。在秦观的眼里雾是“失”，月是“迷”，望向桃源的眼神都是“断”的。我们可以从这些字眼中看出秦观有多么的绝望，但是绝望的他却又不能不面对料峭春寒，日暮斜阳，这些哀伤让一个人怎么承受，又怎能承受呢？但是，却还要坚忍，生命依旧在继续，磨难究竟还有多少，自己还“可堪”承受吗？或许秦观自己也没有信心和答案。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带出了下片的哀痛情绪，这两句融入了两个典故，都是亲友书信来往的故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来自亲友的书信对秦观有多么的重要，对于他这样一个流落天涯的伤心人来说，已经是他所能拥有的全部了，冰冷的现实中唯一能够让他取暖的仅仅是这些而已。可是，他却说“砌成此恨无重数”，从“砌”字我们可以看出书信数量之巨，也能够揣测出秦观的心态。他的心态是失衡的，是极度敏感的，在他的眼里这些书信中传达的都是离恨，都是思念，于是他便在这些堆砌的离恨中迷失了，它们围成了一座沉重的棺材，彻底把秦观关在了里面。秦观拼命地思念着故乡，拼命地怀念着那些熟悉的音容笑貌，但是却归家无望。他的“恨”只是对他自己，他明知悲苦已极、无可挽回，于是颓败了，于是消沉了。秦观的痛楚直如长江大河，难以倾出，于是便沉沉地藏在心中翻腾，渐渐地全部归于虚无的细腻的怀念，“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便是这情绪的流露。山水虽无情，倘若能听懂心意，它终究会捎去思念吧。“郴江”流向“潇湘”，是如此的无可奈何，可是人又有几个能够得偿所愿，不会随波逐流呢？生命的残忍不在于终止那一刻的灰暗，而是失去希望的迷惘和不能抵挡变故的无力。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的确如此，秦观的作品中大都会透露出秦观的自我感受，凄清淡雅之后就是深深的忧伤之气，挥之不去，这是属于秦观最独特的风格。
总之，秦观的一生总是在痛苦中追逐，却不能说是一直在痛苦中失去，因为他手里可失去的东西太少了。挫折带给了他无穷的人生体验，这不止是痛苦和磨难，还有对一颗词心的浸泡。秦观的性格特点加上他遣词造句的特点，交织而成的便是一代婉约之宗的出世。但是因为身世的影响与性格的软弱，他不太可能开宗立派，只能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宗师，仅此而已。
情韵兼胜的艺术天才
秦观有着许多他人没有的气质，忧伤到骨子里的苍白，柔弱到血液里的惨淡，都让他看起来始终像一个脆弱的少年。从这一点上看来他很像李煜，喜欢书写一些痛苦不堪的回忆或故事，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对酒当歌，玩弄词藻，而是富有个人真情实感的表达。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多的题材呢？为何他们的词作大都感染力极强呢？这就取决于心，那颗多愁善感的心。同样的事物在他人的眼中或者只是一瞥即忘，可是在他们的心里却已经翻江倒海，他们会感叹世事无常、情深不寿、爱人难聚、朋友难逢等，每一件看似平实的事都可能触动他们那脆弱的神经，撩拨起来的不止是记忆，还有自身的感受亦或对过去的缅怀，这是秦观和李煜词作最为动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观身为苏轼的得意门生，苏轼当然不会没有教导过秦观，实际上苏轼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了秦观。例如，师生二人都对柳永的作品很排斥，但是秦观却不由自主的走上了柳永的创作道路，成了继柳永之后的第二位婉约词宗，不过这却不是他的骄傲。秦观在苏轼等师友面前竭力否认自己“学柳七作词”，他特别怕苏轼说过的那句：“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苏轼对秦观学柳永有所不满。秦观分辩说：“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从这真的能够看得出秦观的确是有意排斥柳永，或者尽可能地像老师苏轼一样走出一条有别于柳永的道路，可是下笔之际，慧至心灵之时，却又不经意地“销魂，当此际”了。其实这是不能强求的，秦观不是苏轼，也不能写出苏轼那样的句子。“大江东去浪淘尽”出自秦观之口，这是不能想象的，想必在秦观的眼里大江依旧是大江，却可能是“东流到海不复回”的慨叹了，这取决于性格，取决于心态。
就从二人对彼此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秦观从苏轼受到贾易的弹劾，急而争辩，最终导致苏轼遭到攻击的事件后，他们曾经那毫无芥蒂的情谊已经悄然不复存在了。本来，秦观在整个事件中，不过是一块强加于苏轼莫须有罪责之上的小小砝码，但最后，他却成了二苏犯罪的直接证据，成了“贾易们”落败之际堂皇退场的台阶。他在苏轼和苏辙心目中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此，苏轼在给他和秦观共同的朋友参寥子的信中说：“少游近致一场闹，皆群小忌其超拔也。”苏轼没有跟他的朋友们说自己此番外放，罪在莫须有。更没有在朋友们面前埋怨秦观给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麻烦。但显然，秦观成为该事件以如此方式结束的主要原因，他的节外生枝，在苏轼心灵深处引起的波动，远远超过了贾易凶狠的弹劾。苏轼重情，对秦观即使心存芥蒂，也不会形于辞色，何况这番风波的由头是他自己的不谨慎呢！东坡和秦观之间，再也没有提起过此事，不知道究竟是苏轼根本就没有在意挂怀，还是已经对秦观失望了呢？
不过，此事让敏感的秦观以为苏轼已经开始慢慢冷落他了，或者“生他气”了，这让秦观对最倾慕的老师、最器重的朋友苏东坡更加歉疚起来。这也是他一直郁郁寡欢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秦观的一生兴于苏轼，却也毁于苏轼，他那阴柔内敛的气质让他无法开口。他一直觉得无颜面对苏轼，但他却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他一直认为苏轼对他有意疏远。因此有人就说过，“郴州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是一句让人浮想联翩的句子，似乎是秦观对苏轼所说的话，虽然他因苏轼而贬斥，但是他从未后悔，却后悔于那一次无心的对苏轼的伤害。而《江城子》就是秦观对苏轼所做的诀别词，其中便有“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这样哀伤入骨充满悔恨的句子。后来秦观客死他乡，据说是在大醉之后含笑而亡的。师生从各自开始贬谪后再未得见，这成了秦观一生的遗憾，而他对苏轼的友谊也更多的掺杂了内疚和悔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