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学朝圣
泰戈尔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婆罗门家庭里，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哥哥、姐姐都是社会名流。在这样一个名流荟萃的世家里长大，泰戈尔很小就展露出非凡的才华，八岁就能写诗，12岁时开始写剧本，15岁时发表了他的第一首长诗《野花》，17岁时发表了叙事诗《诗人的故事》。在印度，诗是奉献给神的礼物，因此善于写诗的泰戈尔被许多印度教徒看作是圣人。
1878年，泰戈尔远赴英国留学，最初学的是法律，但他的兴趣不在这里，后来便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1880年学成回国，专心从事文学创作。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泰戈尔也投身其中，写出大量爱国诗篇，但他不赞成群众焚烧英国货物，辱骂英国人，而主张多做些“建设性”的工作，与解放运动的领袖们意见相左。1907年，他主动退出，过上了隐居生活，埋头创作。
泰戈尔亲自把他的《吉檀枷利》（意即“献诗”）译成英语，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这一荣誉使他的创作达到了最高峰，他的名声传遍全球，他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烈崇拜。日本人敬他为神明，称他为“圣的泰戈尔”。他到美国讲学，人们夹道欢迎，其疯狂程度不亚于迎接英国王储。在瑞典和丹麦讲学时，那里的青年为他举行了火把会和提灯会。在德国讲学时，拥挤得水泄不通的会堂里，许多人围着他，恭恭敬敬地扯着他的衣裙，深情地吻他的衣角。
在如此盛誉面前，泰戈尔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多次对别人说出自己内心的忧虑和不安：“人们理想中的我，决不是真的我。”“总有一天，我要从我自己的名誉中突围而出。”“要是我被盛名的恶戏所捉弄，被他们扛到神坛上去，于是在人生的筵席上就没有我的座位。”
1924年春天，泰戈尔首次访问中国。在杭州逗留期间，有一位中国朋友将一颗刻有“泰戈尔”三个字的图章赠送给他。泰戈尔看了非常感动。他想，这颗图章上刻的虽是中国字，毕竟还是自己的名字，能不能请中国朋友给自己取个中国名字呢？于是，他把这个愿望告诉给了中国着名的思想家梁启超。
1924年5月7日，泰戈尔在北京度过了自己64岁的生日。第二天，中国朋友为他举行祝寿活动。梁启超在致贺词时说道：“从前印度人称中国为震旦，原不过是支那的译音，但选用这两个字却含有很深的象征意味。
从阴噎雰雺的状态中轰然一震，从地平线上涌现出来，这是何等的境界？
泰戈尔原文正合这两种意义，把它意译成震旦两字，再好也没有了。而从天竺——印度来的都姓竺，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地方度过64岁的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
文学家逸闻
泰戈尔与妻子
泰戈尔的妻子默勒纳莉妮·黛维长得并不漂亮，但端庄贤淑，自己的衣饰从来都是十分简朴的，婚后一直以无限虔诚的感情照顾着泰戈尔的生活。泰戈尔一方面主张生活要朴实节俭，另一方面又希望隆重而热情地接待自己的客人和来访者。对于黛维来说，这的确是个难题，幸好她精通烹调，给泰戈尔挣了很多面子。
黛维本来目不识丁，但在丈夫的严格要求下，她不仅掌握了孟加拉语，同时学会了英语和梵语，还用孟加拉语改写了梵语的简易读本《罗摩衍那》。不仅如此，她又登台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国王和王后》。
黛维用她的忠诚和勤奋，终于在丈夫心里赢得了自己的地位。在她患病期间，泰戈尔拒绝雇佣职业看护，昼夜亲自看护她。当时还没有电扇，泰戈尔就一直坐在年轻妻子的床边，缓缓地摇着扇子。黛维死后，他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严禁家人去打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