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黑城一瞥
我乘坐的北京吉普穿行在茫茫戈壁的红柳沙包之间，向左向右，忽高忽低地摇摆着、颠簸着。没有路，也没有车辙，连驼队留下的蹄迹也辨不清了。汽车气喘吁吁，一如误入迷魂阵，张皇地寻找求生之路。沙尘弥漫，到处是裸露或半埋在沙漠中的胡杨枯干，横卧于地，像经过厮杀后倒下的勇士遗体。在离开额济纳旗时，听旗里人说，此去黑城不过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路程，此刻，我却狐疑地望着无尽的天边。
到黑城去，是我久藏心里的夙愿，是我十多年来编织的一个梦。当我一脚踏进西夏学的门槛，黑城便深深地吸引着我：那是一座蕴藏着多么丰富的西夏文化宝藏的古城啊，还有那一座座神秘的佛塔！
我翻动着历史留下的记录，一页又一页，在强盗的自供状中感受了屈辱与伤心。不知道有多少外国强盗万里跋涉，想来这里窥视、探宝。上世纪末已有俄国旅行家波塔宁、地质学家奥布鲁切夫等，想通过当地土尔扈特蒙古人打听黑城去路，都遭到拒绝或被引向歧路。到了公元1908年的春末夏初，一支由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地理学家科兹洛夫率领的远征队，受俄国政府派遣，打着考察野生动物的旗号，窜入中国。他们取道乌兰巴托，用重礼和允诺向清朝政府请封的条件贿赂蒙古王爷，得到他们的允许，并派遣向导，翻过蒙古高原，闯入了陌生的巴丹吉林沙漠。科兹洛夫的远征队，驱赶着骆驼行进在辽阔的巴丹吉林沙漠的茫茫沙海中，半个多月过去了，饥饿、干渴、疲劳、疾病、蒙古向导的逃离，曾使得这支远征队濒临死亡的边缘，但他们终于化险为夷，找到了黑城，从1908年到1909年经过了两度发掘、测绘，把大批的珍贵文书与文物用骆驼偷运到圣彼得堡。1914年夏，英国人斯坦因也率领探险队到黑城探索、发掘、测绘，将所获一批汉文和西夏文文书、版画、艺术品运回英国伦敦。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早在1913年就在圣彼得堡参观过科兹洛夫的黑城所获。他从斯坦因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中了解了黑城，并带着它，也赶赴黑城探宝。1923年冬季，在中国最高当局签发的通行令保护下，插有星条旗的木轮马车在河西走廊坑凹不平的泥泞土道上向西行进。到肃州后，他们雇了挖掘工人，准备了足够的食品和水，马车换成了骆驼，向北进入戈壁荒漠，冒着凛冽的漠风，艰难地向黑城移动。华尔纳的古城挖掘是令他懊恼和沮丧的，整整10天中，在他挖掘的每一处，几乎都能看到曾经被人挖掘过的痕迹，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不论是壁画、木雕还是塑像、手稿等，都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些零星残片和盗坑遗迹。他大骂科兹洛夫和斯坦因是“两头野猪”，把这里啃得一干二净。即使这样，华尔纳还是挖到了几件壁画残片和3只陶罐，几十枚钱币等小东西。在雪花飞舞、滴水成冰的严寒袭击下，在野狼嗥叫声中撤离黑城，又向下一个猎获的目标——敦煌莫高窟伸出魔掌。
1926年9月中旬，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北京大学的徐炳昶教授共同担任团长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也来到黑城考察。他们在这里进行测量、绘画、拍照、制图等工作。热衷于追寻前人未发现的空白点的赫定博士，在黑城仅停留两个半小时便继续向西北行。这次中外合作考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觉醒。斯文·赫定本来打算由他单独进行的西北考察，遭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坚决抵制。合作是被迫的，协议规定考察团的一切发现不准带出国门。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珍宝的巧取豪夺被制止了……
汽车不停地在戈壁上颠颠簸簸、曲曲折折地前进，越过一条干涸的河床，又穿行在一片胡杨林和红柳丛中。林子大且深，高大的胡杨树，叶子落光了，满眼只见枯枝向天，铁骨铮铮。据说这里天黑后最易迷路。终于，汽车爬过一道宽阔的河谷，钻出密密重重的胡杨林，从车中往远处眺望，一座规模宏伟的古城堡，巍然耸立在左前方一片地势稍高而开阔的戈壁滩上。同车有人喊“黑城子”，啊，黑城到了。
到黑城了，这梦萦魂牵的黑城，12年前去敦煌就想来探访你，但如火如荼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我们召了回去。10年浩劫，更是梦断囹圄，如今却鬼使神差般地圆了旧梦。
1976年，刚进入炎炎的夏日，当山雨欲来之际，进驻民族所的工、军宣传队又要我们搞业务了。我和史金波被允准作一次西夏王朝故地的短期考察。那时我们能否去黑城考察，还是一个谜。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形势下，地处苏、蒙二“修”边防要地的黑城地区能否轻易地进入呢？来到兰州，已是8月下旬，那时黑城所在的额济纳旗属甘肃省管辖，我们到省文物部门询问去黑城的情况，倒未有阻拦与限制的表示，有关人士只是三番五次地强调安全问题。据说不久前中央主管文物部门的刘仰乔同志，带了一车搞文物工作的干部去黑城探访，归途中迷了路，连请来作向导的蒙古族老乡也不认识路了。天黑了，饥、渴、疲劳，随时遭遇的野狼群，使一车人惊恐万状，有的人暗暗哭泣，后果不堪设想。当地政府等他们一夜未归，便派车去寻找，据说两车人相遇时，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抱头痛哭……我听了这个故事，没有畏惧，倒产生了一种极强烈的历险欲望。
9月的古城肃州秋色更浓了，路旁参天的白杨阔叶在秋风中飒飒作响，给人以一种凄凉的感觉。去黑城要先去额济纳旗，额济纳旗是边境城市，属酒泉地区管辖，必须在酒泉办理前往边境地区的护照才能乘车通行。我和史金波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开具的工作介绍信，到酒泉地区公安局办理护照，一直到9月10日批准发照。我持甘酒地公护字第231号护照，照上注明经金塔、建国营等地前往额济纳旗“搞文物考古”工作。有效日期：自1976年9月10日至1976年10月10日。
前一天，9月9日，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动全世界的大事，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了。那天下午我和史金波伫立在市中心的钟鼓楼下，听着扩音器播放的哀乐和一遍又一遍的中共中央讣告，脑子里一片空白，久久忘记了悲痛。此时此地，真是太阳无光大地寒，祁连披素黑水凝。领袖逝世，神州国丧，边城的局势陡然紧张起来，当我们还不知赴边境考察能否成行时，护照顺利办妥了。
酒泉至额济纳旗公路里程400公里，9月14日晨，我和史金波乘坐由酒泉开往额济纳旗的班车。车出酒泉，大约两个小时后过了金塔绿洲，又进入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公路两边，植被几绝，人迹罕见。遍地是黄沙、砾石，从沙砾上反射进车厢里的阳光刺眼难躲。有时能看到戈壁滩上长着几棵骆驼草和稀疏枯黄的梭梭柴，才感觉有一点生机。极远处的地平线上有时能看到了一座黑褐色山岩似的小丘，我自认为是海市蜃楼的幻景，同车人说那是地下国防工程的设施，更有“知情人”说这一带是“蘑菇云”升起的地方——谁也无法印证。沿途过金塔等几处，停车、验护照、清点人数，给人以已入边防重地的紧张之感。汽车在忽高忽低的公路上奔驰，阵阵狂风驱赶着沙浪，掠过路面，翻卷着扑过车体，宛如孤舟在海面颠簸航行，心里惴惴不安。车过建国营边防站，已近黄昏时分。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的达兰库布镇在望了。汽车又驶入一个树木葱茏、牛羊遍野、房舍栉比、人声喧闹的新天地，心情顿觉舒展宽慰。古老的居延古塞啊，多么诱人的地方，古往今来曾吸引着多少中外游人和探险家，不辞辛劳地来此涉足一游。
一到额济纳旗，我们就向旗政府主管部门提出去黑城考察的事。进展并不顺利。额济纳旗离边境40公里，旗里说，苏蒙陈兵边境，如果坦克部队长驱直入，只要一个小时，因此额济纳旗已宣布为一级战备，据说我们的陆、空二军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迎击突然的袭击。旗里宣布一切车辆不准动用，用车必须经旗里“第一把手”批准。我们去黑城考察必须使用汽车，旗政府派不出车，别无他法。正在无计可施时，一天傍晚，我们在达兰库布镇外的路上。见甘肃省居延考古队的驼队正向宿营地走来，队长岳邦湖风尘仆仆，却也威风凛凛地骑在骆驼上向我们招手，他和我们是老朋友了。他请我们来到宿营地，出示他们新发现的西夏文字典《音同》残篇等。据他介绍，在黑城遗址以东约二十公里处，有一个名为老高苏木的遗址，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是他们调查的许多西夏遗址中最大的一处。遗址中有水渠、房屋建筑遗址、灰层。在这里试掘，发现了珍贵的西夏文《音同》残篇、西夏文佛经、丝织品和善业泥等。他们认为此处可能是西夏时期的殿堂遗址。从这里得到的信息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这里到处是丰富的西夏遗存，我们虽不是考古队，但能亲身感受一下西夏遗址的昔日辉煌，将不虚此行。更重要的启发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也骑乘骆驼去黑城考察呢！和旗里负责人谈了我们的打算，他们表示反对，怕万一发生意外。又看我们抱着“不到黑城心不死”的决心，经旗委研究后，由旗委书记批准调一辆北京吉普，抽调最好的司机，由旗政府档案、文物部门的干部陪同前往。旗委重视这一工作固然是因为我们是来自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但也是因为“文物考古”工作者不可能有越规行动。其时，偌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社会科学界，百业俱废，唯有文物考古是宠儿，我们是沾了这个光。
去黑城计划一天往返，这已经是梦寐以求的事。我们准备了足够的水和食品。旗里陪我们去的同志，背上了卡宾枪，用大塑料筒罐了足够3天饮用的水。我们上路了，黑城近在咫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