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注定我进莫高窟的时间总是在晚上。
离开首次来莫高窟工作又过了三十多个年头，1995年夏在银川召开的西夏学国际会议期间，刘玉权向我们介绍了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在莫高窟北区清理发掘洞窟的新发现：出土了一批回鹘文、藏文、西夏文的经文残卷和文物，他动了请我们重返敦煌同他们合作的念头。过后敦煌研究院又派负责这一工作的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展览中心主任彭金章等二人到民族所同我们联系。1996年夏，我和史金波参加在银川召开的中国民族史学会年会后，按计划，我们先到宁夏南部、甘肃的河西走廊进行西夏文物古迹遗址的学术考察，再赴敦煌。8月28日，我同史金波经过10天的艰苦旅程，来到兰州，下榻于兰州大学留学生宾馆，准备明日一早赴夏河县参观拉不楞寺。那晚近10时，史金波同彭金章电话联系后，得知刘玉权已出差，他也将于9月初参加院内组织的赴新疆考察项目，催我们尽快赶到敦煌。
第二天早8时，我赶到兰州饭店一侧的民航售票处，意想不到顺利地购到了当日下午6时25分飞往敦煌的2156次班机票，据说敦煌今夏发生沙暴影响到去敦煌的旅游。于是我俩把不随身带的东西存放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杨建新教授家里。下午2时许我们租车赴兰州郊县永登之三川机场，车走高速路，仅用1个小时就到了。忆起32年前我们从敦煌回到兰州住兰州饭店，我同史金波送王静如先生到机场，那时车路难行，往返需要三四个小时，我们俩还说过王静如回到北京的家，我们也回不到饭店的话。飞机晚点了，我们等至7时过后才登机起飞。飞机飞行在7000米的高空，西北的太阳落得晚，8时多了天空还有亮，透过机窗还能看到下面的景色：绿树掩映中的城镇村庄，黄色的是戈壁和毛乌素大沙漠，棕褐色的是祁连山山脉。后来只看见一片片点点星火似的灯光闪烁，我想那是酒泉、嘉峪关、玉门市的工厂矿山吧。飞行1小时50分，行程一千多公里，降落敦煌机场时，已是夜幕笼罩。机场出口，瞥见一人在那里向我们招手，啊，那是彭金章先生。彭金章拦住我说，再等一下，可能有樊锦诗同机到达，果然，一会儿樊锦诗挎着小包步出站口，见彭金章来接也自惊讶。原来樊锦诗从北京归来，计划先住兰州，然后回敦煌，到兰州后知道她的机票可以继续使用，便改变计划直返敦煌，她告诉到兰州机场来接她的人通知敦煌，想不到是他的先生专程来接，我们碰在一起了。
我和樊锦诗同志真是久违了，记不清这三十多年来还在哪里见过面。樊锦诗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也是在读了徐迟写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后，受到感召，1962年自愿到敦煌实习。常书鸿先生为拓宽敦煌的事业，设立考古组，把刚出校门的樊锦诗、马世长等要来。1964年9月22日，我夜里接宿白先生到莫高窟，住千佛洞宾馆，深夜来看望老师的就是樊锦诗、马世长和孙儒涧3个北大学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一个上海姑娘，瘦小的身材、精明干练、风华正茂。后来成家，爱人彭金章在武汉工作，长期两地分居，家不成家，后来彭金章也调来莫高窟，才结束了牛郎织女的哀怨，共同来守护这片圣土。
她如今是敦煌研究院的副院长了。我们坐上了敦煌所漂亮的日式越野车，一时不知从何谈起，只是一句“32年了吧”，互看鬓丝染霜，唏嘘不已。她是刚从北京归来，今夏在北京为段文杰先生筹备举办了敦煌研究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为段先生组织出版了80万言的纪念文集，筹备举办了今夏轰动京华的敦煌艺术展览，参加同日本的谈判……她是掌实权的副院长，负责业务、石窟保护、展出开放、职工生活与福利等，地道的一个“管家婆”。望着她娇小单薄的身子，真不知怎能装下这许许多多，心里不禁涌上一股无名的情绪，只能劝她保重。
车出机场，皓月当空，秋高气爽，凉风习习。机场到莫高窟大约二十五公里，新铺的柏油路笔直宽阔，就好像驱车在京郊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但已看不见一辆往来行车，两旁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戈壁，在月色下显得平整清洁。天边镶着三危山的剪影，黑黝黝地起伏不断。霎那间，车停在岗亭的路障杆下，持枪的门卫验车放行，进入新修的敦煌研究院办公楼的一侧，周围是一幢幢居民二层小楼，我和史金波被安排在紧邻樊锦诗夫妇居室的一套公寓里，楼上是段文杰先生的居室，听说他因病住院了。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单元居室，宽大的客厅、厨房、卫生间、抽水马桶，沙发、电炉、25英寸的彩电，日光灯亮如白昼。彭金章送来敦煌产的西瓜和白兰瓜，我们好像回到了家里一样。同室的一间中住着敦煌研究院庄壮教授，他研究敦煌音乐，这次也是从兰州来准备去新疆考察临时住在这里的。
8月30日，一大早我就登上了宕泉河东岸敦煌研究院新址旁的三危山梁，向下望，在一片沙山环抱的山窝中，浓荫覆盖下，一条柏油路通向窟前，新盖的研究院办公楼，回廊栏杆，正楼迎面彩壁飞天，和圆形花坛、灌木篱笆相映成趣。用沟渠引进的宕泉水顺着渠道淙淙流过。远眺，越过宽阔的宕泉河水泥桥，看鸣沙山西岸莫高窟群，被树荫遮蔽，已不能一览无余，只是九层楼的重阁，还出人头地地伸长脖子，俯视这绿洲。啊，莫高窟变了，大变样了。
我们这次到敦煌按计划只有三至五天的时间。大体的安排是白天参观考察洞窟，晚上看出土文献。早饭后，彭金章派新从宁夏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考古所工作的小涉陪同我们参观洞窟。1983年我来时，已是购票入洞，我作为会议代表，带队参观，进洞自由。这次省考古所发的赠票，要存包验票入门，不准拍照。一般的参观者，可购两种票，甲票58元可参观25个洞窟；乙票15元可参观15个洞窟。我们作为请来工作的客人可大大超过限制，因为小涉带着洞门钥匙呢！小涉初来不太熟悉，请导游小姐小蔺给我们讲解。这是我第三次走进莫高窟，不再是当年的冒险攀登、爬洞穿行或可望而不可及，现在沿着一层层装好了钢筋混凝土的围栏栈道，从容出进。这天；天气晴朗，红日高照，碧空像刚洗涤熨平的蓝色幕布，找不出一丝的皱纹。近午，气温已高达35摄氏度，洞外，烈日烤炙难耐，入洞，则像装了空调，冷气袭人。下午2时后继续参观，大约4时刚过，考古所的同志风风火火地跑上栈道来喊我们快撤，说有沙暴将要来临。我犹自不信，看晴空万里，哪来的沙暴。他紧张地解释，是接到了县里打来的报警电话。我们匆匆跑下，刚出栅门，已觉微风起处，天色渐变，火红的太阳已成清白月色，天幕蒙尘，如迷雾飘散。突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色暗了下来。我、史金波和小涉，迎着风沙拼命地向研究院方向的住地奔跑，气喘吁吁，细沙灌进了耳鼻，好容易才冲进屋中。据同屋的庄教授和小涉说，这不算大的沙暴，今夏敦煌县的一场沙暴，使白昼立刻变成黑夜，大风成灾，有几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被风暴卷起扔进水渠。我望着灰色天空，庄教授说，如果现在下雨，雨水掉在地上就是泥点。沙尘飞扬的灰色天空延续了三日，直到我们离开莫高窟时，蒙尘的太阳才开始露出笑脸来。
我们用3个半天的时间有重点有目的地参观洞窟，当然以西夏时期重修或装銮的洞窟为主。洞窟依旧，感受不同。8月31日，彭金章陪同我和史金波考察莫高窟北区洞窟，这是我们这次考察的重点。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三四层左右的石窟群约二百五十多个，绝大部分的洞中无壁画和塑像，过去曾认为是来莫高窟的僧人画工栖身之地。1988至1990年由敦煌研究院考古所彭金章主持对莫高窟北区的僧房窟禅窟、瘗窟进行清理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献和文物，其中有西夏文活字版佛经，世俗著作《杂字》、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叶，西夏天盛、乾钱币，木版、剪刀等。这里还有画有西夏风格边饰和出行图及西夏文字题款的洞窟。北区洞窟多矮小、浅露，我们弯腰低头才能进入洞中。僧居者有土炕、灯台，有专门葬埋死亡僧人的棺床，还原样摆放着白骨。彭金章说这一带大概是莫高窟僧人的生活区，对这个地区洞窟获取资料的研究，将对这些洞窟的性质和功用提出新的解释，对整个莫高窟群营造历史的研究，增加新的资料。
蒙彭金章先生厚意，请我和史金波再到榆林窟参观，我们实出意料，自是欣喜。彭说现在去榆林窟方便多了，一天可打来回。1986年甘肃省委决定成立榆林窟文物保管所，由敦煌研究院代管。9月2日，敦煌研究院派日产越野车，同行者樊锦诗的客人北京大学地理系王教授一行三人。我们8时半左右离莫高窟经敦煌市，东北行驶在去安西的312国道上，快近安西城时，又南行进入戈壁新垫的沙石路，过踏实乡进入土路，也是简易公路，故无昔日颠簸之苦。近11时已到榆林窟，汽车直开下窟底，此行用两个半小时，同昔日朝发暮至不可同日而语。这里正在进行维护崖面工程，管理与工程施工人员不少，我们先到窟下寺中文管所小憩后，即先登西窟参观。时当秋日，艳阳高照，党河自峡中奔出，声似雷鸣，两岸林木葱郁，杂花生树，野鸟鸣啁，幽静更胜莫高窟。可惜窟底岸边的水泥建筑，崖上维护工程的水管纵横，破坏景观，真大煞风景也。据说这里准备开放，但看其交通、接待设施都还不具备。特别是崖面崩裂、洞窟内潮湿、壁画损毁等，一旦开放更难维护。中午回文管所办公室休息。办公室内宽大整洁，我们边看电视边吃饭，饭后我同史金波去找当年住过的山洞，没有找到，崖下许多装了门窗的洞窟上了锁，也可能是做了仓库。下午我们又参观了东岸洞窟，3时离开榆林窟，5时半回到莫高窟。晚餐樊锦诗院长设宴招待我们。
在莫高窟的几天里，我们还抽出两个半天参观莫高窟的敦煌研究院展览中心和敦煌市的敦煌博物馆。去敦煌市又是搭乘星期日莫高窟开往市里的班车，那天是9月1日，东行八公里处，路边一处水泥建筑的庭院，内似水塔耸立，在茫茫戈壁中引人注目。小涉说这是新打的甜水井，水管直通莫高窟，敦煌研究院已结束了饮宕泉渠中苦水的历史，我才意识到喝了几天清冽可口的甜水，饮甜倒忘记了思苦。二十几公里路一眨眼就到了，这几天敦煌沙暴，车座上积了厚厚一层细沙尘，这一点还能使人想到身在敦煌。敦煌这些年由县改市，大兴土木，大概旧城已拆光，面目全非了。听说这几年敦煌县城遭到洪水和沙暴的袭击，洪水来时，县城百姓扶老携幼深夜逃往莫高窟避难。莫高，沙漠之高处也，洪水进不了此地。据说敦煌县长知洪水来临，心存侥幸，不肯炸掉水库大坝泻洪，而使百姓生灵涂炭，被判处了死刑。我们来到敦煌市区，最突出的印象是，到处是宾馆、酒楼，名称诸如莫高、月牙泉、飞天、沙洲、敦煌、阳关、西域、灵岩、太阳能、驼铃等等。在东大街上鳞次栉比的文物工艺品商店内，古玩书画工艺品真假混杂，各色人等在十分投入地讨价还价。我们参观了东大街上的敦煌博物馆，古典式的二层米黄色大楼，富丽堂皇，楼前绿色篱笆围绕三峰骆驼的巨塑，引人注目。我参观以后的印象是，同1983年我看到的那个简陋的平房县博物馆的展品差不多，起码西夏展品经我核对就是如此。
敦煌研究院展览中心，坐落在宕泉河西岸莫高窟前的南部，展厅紧靠沙崖半埋地下，是1988年日本政府捐资11亿日元帮助兴建的，设备颇现代化。展览馆里宏伟宽敞，陈列内容有石窟开凿的历史沿革，洞窟模型，发现与出土文物，壁画临摹品，特别精彩的是北魏、盛唐典型洞窟的全景模型。作品出自敦煌研究院老一辈艺术家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李承仙、万庚育、欧阳琳等，十分精彩。二楼有西藏佛教艺术展。清一色的铜铸艺术珍品，但绝大部分是残臂断腿，如地震过后被救出的幸存者。询之，乃知确是劫后余生。“文革”中西藏及藏区一些寺庙遭到破坏和洗劫，这些佛、菩萨艺术珍品被当作“铜器”收购运至柳园东站，准备运至内地作销毁之物，后被敦煌文物所得知，派人选择，以艺术家的眼光“接受”了大批珍品。后来大部分运还西藏，一部分收藏在莫高窟。80年代初常书鸿先生在北京告诉我此事时，惋惜与保护国宝的骄傲溢于言表。这一部分展品一般不对外展出。
这次到莫高窟有一种戒备森严的感觉，和我当初到此随便出入洞窟，到处游窜的情形大不一样，这当然是出于保护的需要。一天小涉领我们到北区洞窟考察，越过河床时没有同附近岗楼上的警卫打招呼，因而受到了批评。又一天我同史金波在晚饭后登上三危山拜谒常书鸿的衣冠冢，我们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时，瞥见山下有一警卫持警棍向山上走来，我们感到不妙，立刻迎着他下山，果然受到了盘诘。我们进洞中参观时，规规矩矩，不越屏障栏杆一步。据说现在莫高窟已有了五六十人的警卫队，养有警犬，对洞窟实行昼夜巡逻。洞窟中安装了报警系统，监视人为破坏。这倒不是小题大作。我还记得1989年冬发生在莫高窟的那次盗案，莫高窟465窟是北区的一个元代洞窟，里面有精美的密教壁画，1989年元月，曾在莫高窟工作过的临时工，大概是受美国窃贼华尔纳的启发，用罪恶的手在夜深人静时，从窟旁挖洞，偷割壁画准备运走。此案发后被公安部门侦破，追回了被盗壁画，恢复于原壁，罪犯已被处决。我觉得最严重的破坏还是来自环境污染，来自每天接待成千上万的游客所造成的人为或自然的损害。现在莫高窟已采取了科学的保护措施，在许多洞窟中装置了环境监测仪器。尽管如此，每一个到莫高窟的人都应该爱护这些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短暂的考察工作结束了，9月3日一早，我和史金波离开莫高窟，到敦煌市乘坐开往张掖的卧铺汽车。车行在312国道上，我半躺在舒适的铺位上，望着渐渐远去的敦煌市区，一股依恋之情油然而生。别了，敦煌，我还要再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