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淡如水
1917年春天，在绍兴教书的周作人收到兄长鲁迅邮寄来的《新青年》杂志，当他读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时，一下子惊呆了，“胡适”两个字便深深地印在心中。不久，他来到北大教书，北大到处在传说胡适的才情种种，周作人听罢，总是会意一笑，心里就想着，什么时候能见着胡适就好。
这一年的九月，胡适来到北大做教授，在北大的马神庙教员休息室第一次与周作人相逢。众教员都上前与胡适握手，周作人却犹豫再三，最终退避到一旁，生性冷漠的他实在不习惯凑热闹。尽管对胡适他早就心仪已久，但是在办公室见到胡适，他也只是出于礼貌笑一笑。
1918年3月，周作人和胡适同时参加了北大的小说研究组活动，两个人的接触才渐渐多起来。3月15日那一天，周作人听取了胡适的《论短篇小说》演讲之后，一时心血来潮，活动结束后也不急着回家，而是邀请胡适坐下来细谈。胡适早知道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格外高看一眼。平时在教员休息室闲谈时，胡适听周作人谈古典文学，发现他的古文功底好生了得，也想与他好好交流交流。两人坐下来一直谈到天黑。这次深谈不知为何话题谈偏了，先是从短篇小说谈起，最后兴奋点落在饮茶上。周作人十分好茶，每日无茶不欢，他一直只饮本地产的一种茶，叫做“本山”，它的叶片搓成一团，不像龙井的平直，价钱很便宜，一般只售一百六十文一斤。胡适一听，便说：“我不知道你如此爱饮茶，早知道我送给你茶。我老家徽州可是产茶的地方，我家里茶叶有的是，都是从徽州带来的，上海、汉口、南京，到处有我们族人开的茶庄啊。”周作人说：“原来适之先生才是老茶客啊！我爱茶，也写过很多茶文章，但是真正的好茶，此生见识过的也不多。旗枪雀舌之类，却是没有见过，碰运气可以在市上买到碧螺春，不过那是很难得遇见的。从前曾有一个江西的朋友，送给我好些六安的茶……”胡适打断了他的话头：“你别说了，改天我送你好茶。”
周作人只当胡适是随便说说，并没有当真。没想到当天晚上一个一身布衣打扮的仆人来到八道湾，将两包茶叶递到周作人面前：“这是适之先生送给周先生的茶，难得一见的太平猴魁，平时适之先生也不大舍得喝的，听说周先生爱茶成痴，一进家门就差我送来。”周作人十分感动。第二天上课，他特地带了一些学生赠送的苦丁茶给胡适。胡适当即泡了，请诸位教员一同分享。胡适幽默地说：“周先生好茶成痴，劝你改行去开茶庄。”周作人说：“确实有过这样的念头，北平有名的茶庄，我差不多都认识他们的老板，一有好茶，他们都会打电话来叫我。我最心仪的工作，其实不是教书，不是写作，而是做一个茶农。”
虽然周作人与胡适时有交往，也互赠著作，但总体来说，两个人的交往并不深入。胡适更愿意与徐志摩等留学欧美的现代作家交往，而周作人则更容易与钱玄同、刘半农那样的古典文人达成默契，但这并不妨碍周胡两个人保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谊。
冷水煮茶慢慢浓
周作人与胡适的关系先冷后热，一度还产生过激烈的分歧。那时候周作人撰文介绍日本的“新村运动”，胡适强烈反对，公开批评“新村运动”是避世的“独善的个人主义”，无异于古代的隐遁山林。在此问题上各执己见，未尝不是二人日后一人积极入世，一人孤坐“苦雨斋”的内在缘由。
在“五四”精英中，胡适少年新进，素来风头健、优越感强，对非欧美派同仁时常讥之以“浅”，但他不曾轻慢周作人。因为周作人的国学根基不在胡适之下，在西学素养方面二人亦大抵相当，而在古希腊文化和日本文化方面胡适更自叹不如。随着交往的深入，胡适多次来到鲁迅与周作人合住的八道湾大院访谈。有一次去的时候，正值院中一片大乱。原来院子里有一片小水塘，里面放养着许多周作人从郊外捉来的蝌蚪，墨水点一样的小蝌蚪在水塘里游来游去，吸引得孩子们大呼小叫。可是不知道是谁放进来一只鸭子，转眼之间便将小蝌蚪吃得一干二净。周作人气得不行，捉住鸭子就要杀掉。胡适劝住了他，和鲁迅一同回到客厅坐下。胡适还发现八道湾的气氛不对，其时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关系已经很紧张了。后来胡适又一次来到八道湾时，周作人称病不出，与他对谈的只有鲁迅。当他再后来来到八道湾时，鲁迅已经搬离，昔日热闹的八道湾只住着周作人一家了。
关于周氏兄弟在八道湾的纠纷，文坛上有多种说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处房产确实是鲁迅买下的，当时花了很大一笔银子。当时鲁迅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和弟弟周作人合家团聚。可是兄弟团聚的结果不是手足情深，而是反目成仇——有一天，周作人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让哥哥今后不必再到他家来，兄弟俩从此一刀两断。鲁迅蒙在鼓里，不明白这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隐约得知，周作人的日籍夫人说鲁迅对她有过性骚扰。兄弟俩战事升级后，鲁迅的做法是“惹不起，可是躲得起”。
八道湾被周作人独占后，胡适再没有去过，但这期间周作人却数次光临钟鼓寺胡适的家。一向冷漠孤僻的周作人如此“亲热”的行为让胡适有些意外，后来胡适发现，原来周作人接近自己是怀有目的的。果然没过多久，有一天在茶凉夜深后，周作人期期艾艾开了口，请胡适帮忙，介绍他的弟弟周建人到商务印书馆供职。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名气大，薪水很高；更重要的是，当时到处都在传说，胡适要去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
胡适帮了周作人这个大忙后，周作人从此就“缠”上了胡适。而胡适也真是对周作人好得没话说。当时燕京大学欲聘一位深通中外文学的学者任中文系主任，他们选中了胡适。胡适认为周作人实乃最合适人选，转而推荐，并劝周作人独当一面办好这个中文系。周作人听了胡适的话，当即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见面，开始了“上午往北大，下午往燕大”的生活。周作人如此拼命赚钱还是不够养家，因为他的日籍太太实在太会花钱。有一次胡适看到周作人从财务科出来，一张脸灰土土的，就凑上前问：“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周作人说：“家里揭不开锅了。本以为今天发薪，谁知校方也有难处，这空手而回，该如何向太太交代？”胡适二话没说，当即将口袋中的五十元钱拿出来给周作人救急。过了一段日子，周作人又在胡适面前唉声叹气，胡适知道周作人又想开口借钱，就不说明，因为上次他借的钱还没还呢。果然，周作人最后实在忍不住，再一次开口借钱，这次一借就是一百元。胡适虽说心里不太乐意，最终还是借给了他。周作人最终沦为汉奸为日本人做事，多少也与太太开销太大有关。
聚散离合皆有情
周作人与胡适有过多次聚散离合，一度甚至反目成仇，但因着胡适做人的底线与周作人文人的传统，两个人始终没有彻底决裂。
抗战爆发后，文化人纷纷南下，周作人却不动声色留居北平，大家对他反常的行为疑虑重重，似乎觉察出一丝异常，将消息反馈给胡适。作为一个相交多年的朋友，胡适自然不希望老朋友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有“越轨”之举。
1938年8月，胡适从伦敦给周作人寄来《海天万里八行诗》，劝他识时务为俊杰，离京南下。此诗看似谐戏，实则句句是忠告。
周作人回复十六行诗，告之恐难远行，决计“苦住”。如果说胡适先前屡违周作人的“专心治学”的规劝，为留下数卷“半部书”而抱憾；那么，周作人此次漠视胡适的良言，最终污损了自己一世的“清名”，也断送掉了自己的后半生。
1946年，胡适重回北大任校长，此时的周作人正在南京受审。俞平伯亲自来找胡适出面救助，俞平伯说：“不管怎么说，作人是一时糊涂，当了卖国贼，我也是切齿痛恨，现在人人避之不及，我知道适之先生也很为难。但是，目前只有你有能力救他，更何况，知知堂者，莫如先生也。”胡适思忖了片刻，说：“作人做出此等事，我当痛心，但我一直视他为朋友，《大公报》上说我‘与周仍旧是朋友’的报导并非空穴来风，我确实当众如此说过。不过，傅斯年为此提醒过我，‘莫授人以柄’，我当谨慎。”不久，胡适以北大名义复函法院，证明沦陷期间校产及图书“尚无损失，且有增加”。该证明为法院减判周作人的刑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胡适的行为却招到了舆论的讥刺。因时势变化，周作人被保释出狱，来到上海。而此时胡适也逃离北平，南下抵沪。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胡适与周作人同居一地，胡适十分想念周作人，几次电话邀约周作人聚谈，周作人均辞谢。
胡适不死心，又托人劝慰周作人前往台湾任教，周作人不但不答应，反而托人传话给胡适，“千万不要离开上海”。不知怎么回事，周作人在沪期间，频频走访老朋友，却死活不肯去见胡适，胡适又不能强求。俞平伯得知情况后，将周作人的心态分析给胡适听：“作人对新生的政权抱有希望，那些与旧政权关系很深的朋友，比如你适之，他可能不想有更多牵扯，他要新的人生。”胡适思忖了一会儿，说：“你分析得有道理，你看到了吗？他现在有点张扬他与毛泽东早年来往的那些事，这一点可以佐证。”俞平伯说：“对，这便是再清楚不过的证明。”胡适站起来说：“那就由着他吧，朋友一场，我们尊重他的选择。不管今后他有怎样的结局，我一直这样认定，他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任伪职时，确实为北大做了事，还买了好几批有价值的书，这都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俞平伯听了，郑重地点点头。
胡适后来流亡海外，周作人由上海返回北京居住。据说周作人曾给周恩来写过一封长达六千字的检讨信，此信后来转至毛泽东案头。面对老朋友，毛泽东的批示是：“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毛泽东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批示，学界尚有争议，但周作人晚年以翻译为生却是事实。建国后，周作人与胡适此生再没有谋面。“文革”非常时期，周作人与朋友通信说：“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捧他，随后也不曾逐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者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周作人写此信时是1965年4月，此时胡适已作古，周作人也已是80高龄老翁，这几句话或许可以算是他们一生交往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