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得寸进尺
周汝昌与胡适的交往始于1948年，那时他还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事情由他的四哥周祜昌引起。有一天，周祜昌在读《红楼梦》（亚东版），卷首上有一篇胡适的考证文章，其中胡适提到一直想读敦敏的《懋斋诗钞》而不得，深以为憾。周祜昌当即写信给周汝昌，让他到燕京大学图书馆查查是否有《懋斋诗钞》。于是周汝昌很容易就找到了《懋斋诗钞》，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这一读收获不小，随手就写了一篇文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上。胡适看后大吃一惊，从编辑那里要到周汝昌的通信地址，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肯定周汝昌发现《懋斋诗钞》是“大贡献”，同意“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观点，还告诉周汝昌，“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等，这封信也发表在《民国日报》上。
胡适的来信让周汝昌兴奋，当即复信胡适：“不过就发现的一点材料随手写成，不但没下旁参细绎的工夫，连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都没有机会翻阅对证一下。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胡适是知名大学者，周汝昌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可胡适并不计较双方地位悬殊，或者说他根本没想到这一层，只是因为喜爱《红楼梦》，两个人就走到一起。胡适左一封右一封信写给周汝昌，两人共同研究、探讨、分析。即便周汝昌放假回家，胡适的信仍然不断，标明“北京大学”的牛皮纸大信封，一封封飞向天津郊外那个贫瘐荒寒的小村庄。甚至在一封信里，胡适主动向周汝昌发出邀请，希望周汝昌抽空到他家来面晤，并许诺家中的书任由周汝昌借阅。
周汝昌激动万分，按信中留下的地址来到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胡适的家，燕大学生见北大校长，周汝昌发现胡适一点架子也没有，两人相谈甚欢，胡适不假思索地就将《甲戌本石头记》递到周汝昌手上。要知道，《甲戌本石头记》世所罕见，且价值连城。胡适允许周汝昌抄录《甲戌本石头记》附本，也不提归还日期，同时告诉他：“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
得到了胡适的夸赞，周汝昌有点“得寸进尺”，提出要借阅胡适的《四松堂集》，胡适有求必应，让周汝昌在9月16日前来北大取书，因为16日以后他要南下。周汝昌收到信后急了，因为16日之前他每天都有课，无法前往北大取书。可是，他又实在想看《四松堂集》，怎么办？看到桌上刚印好的名片，他突然灵机一动，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将名片撕成两半，一半放在信中寄给胡适，并附信说：“先生如果16日南去，望将该书等交可靠门房人，容我本星期六、日有空走取。怕门房人无由辨识我，不敢把书交我，或他把书交错了别人，现附去半个名片，我自持半个，嘱尊价如有人来，说对了姓名来历，对上名片，就把书交给他。这个法子，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如有他书于曹氏或《红楼梦》有用者，亦望一并惠示，切盼至诚！”胡适就按小周同学说的一一照做，将书和半张名片交给门房，并嘱咐说：“来取书的人，必定要对上另一半名片。”周汝昌最后如愿以偿拿到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书，他开心极了。
大学者好为人师
周汝昌多次到过胡适家，他后来在回忆中说：“看大门，是木栅栏，简陋古旧——可能那正表明本非居民的住处吧？往北行，来到了客厅。一切朴素平实，绝无富贵气象。正面靠墙是一个可坐两三个人的长沙发，前设一矮茶几。胡先生迎出来和我握手，让我坐沙发。他自己呢，却走到我的左方墙边的一个较高的桌后坐下，估量那是他的工作书桌。因为我的左前方有一个小小书架，放着不太多的书——如果这是专只待客的客厅，就不会这么布置。”
归还《甲戌本石头记》那次周汝昌记得很清楚，那天他站在胡家门外敲门敲了很长时间，不见胡适，却见一个中年人前来开门。看到周汝昌，中年人一愣，开口道：“先生有何事？”周汝昌说：“蒙胡先生厚爱，惠借《甲戌本石头记》，今特到府上送还。胡先生答应给写序跋题记，今一并拜见先生，恳烦践诺。”中年人彬彬有礼地问他：“先生贵姓？”周汝昌答道：“姓周名汝昌。”中年人听到后点点头，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他有事，不能与您会面了。家父的书留下，其他的以后再说。”周汝昌只得将书交给中年人，离开时他有点不放心，毕竟《甲戌本石头记》十分珍贵，他又问了一句：“您是胡先生何人？”那人躬身答道：“那是家严，您把书交给我，不会错的。”后来据说胡适去台湾时，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即是这部《甲戌本石头记》。
胡适去台湾后，仍对周汝昌念念不忘，像当年他主动给周汝昌写信一样，身在台湾的胡适仍然夸赞周汝昌，并自说自话地称自己是周汝昌的老师。如1954年，在给吴相湘的信中，胡适说道：“你在那信里大称赞周汝昌的书，我完全同意。此君乃是我的《红楼梦》考证的一个最后起、而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徒弟。”在给高阳的信中，胡适说：“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对于胡适一厢情愿的“胡说”，因为《红楼梦新证》一书而名声大振的周汝昌并不买账，他曾委婉地说：“台湾有人说我是胡适之先生的‘关山门的弟子’，那实在是一种由于错觉和误解而产生的溢美之词。事实上，我连胡先生的‘私塾弟子’也远远够不上。我实际只是他的《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一个晚至40年代才认真思索《红楼梦》问题的后生读者。”胡适所说的“徒弟”是广义的，表现出他对大才者的喜不自禁。而周汝昌的表现则有点难以理解，他忘了当年在信中向胡适提出的“希望指导我，赞助我，提携我”。而胡适则义不容辞地表示：“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甚至，他特地在信封上端空白处注明：“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
一直到1954年，大陆大批判运动风起云涌，有人将大陆剪报提供给胡适，说：“周汝昌骂你了。”那篇文章确实骂了胡适，并且在“胡适”名字之后去掉了“先生”，甚至在名字前加了不好的定语。胡适一目十行地扫了一眼，笑着说：“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他的书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红楼梦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胡适的宽容感动着周汝昌。也可以这样说，没有胡适，便没有周汝昌，所以周汝昌在晚年多次这样说：“他的治学精神与对事待人的态度，确不愧为一代大师，足为后学之楷模。高尚的人品和心地，才是治学的根本，也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