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卷残云吃包子
1949年1月，胡适在上海陈衡哲、任鸿隽家见到钱钟书与杨绛，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杨绛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次很亲近的聚谈。”
谈论最多的是去台湾还是留在大陆。看到钱钟书与杨绛犹豫不决，胡适也不便强求，他那时便铁下心去台湾。不久，杨绛就从陈衡哲那里得到消息，说胡适被聘为“总统府资政”，已拿到直飞台北的机票，可是他只拿到一张，令他措手不及，不住地向陈衡哲抱怨：“我如何是好，我手里只有一张，我一走了之，这家属怎么办？这也太小气吧，只给一张机票，叫我怎么走？”3月22日，胡适到台湾安顿好家属，又回到上海。一直到4月6日，他才受蒋介石委托，登轮赴美。
陈衡哲是钱钟书、杨绛与胡适相识的牵线人。杨绛与才女陈衡哲相识，则是自己的夫君钱钟书介绍的。有一次，陈衡哲、任鸿隽要来上海定居，钱钟书的朋友储安平要为他们接风，向钱钟书提出要杨绛过来帮她招待女宾，钱钟书满口答应。可是到了接客那一天，钱钟书要去南京有急事，而杨绛一贯怕见生人，不想去。钱钟书生气了，说：“我有急事去不成，你再不去像什么话？”杨绛最后只得硬着头皮到储安平家，这样她就认识了后来成为最知心的朋友的陈衡哲。杨绛一直称陈衡哲为二姐，因为陈衡哲的小弟陈益，娶了杨绛的老朋友恩钿。陈益一直要杨绛称他为“长辈”，因为陈家大姐的儿媳妇被杨绛叫做五姑。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提到的杨志洵老师，杨绛称其为苏叔公，五姑就是苏叔公的女儿。
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让杨绛和陈衡哲很快就成了密友，杨绛没事就到陈衡哲家聊天。当时陈衡哲家附近的贝当路上有家著名的点心铺，铺里制作的鸡肉包子特别好吃，皮薄肉细，汁水鲜美，每次去杨绛都要带一包鸡肉包子去。路不远，走到陈衡哲家，包子还是热腾腾的。
交往时间长了，陈衡哲也不把杨绛当外人。有一次杨绛去的时候，陈衡哲和任鸿隽正在吵架，只见陈衡哲气得满脸通红，把瘦小的身躯撑成一个“大”字，双脚分开，离得很远，双臂左右张开，挡在卧室门口，不让任先生进去。任先生做了几个冲锋的架式想闯进去，可惜都没有成功，最后一次因用力过猛竟然跌倒在地。陈衡哲以为自己赢了，放下手得意得哈哈大笑。没想到这只是任鸿隽的伎俩，他趁陈衡哲放松警惕，猛地爬起来，兔子一样蹿进房间。站在一旁的杨绛禁不住也笑起来。
那次胡适来上海，与陈衡哲见面后，突然提出要见见杨绛与钱钟书。杨绛有点奇怪，陈衡哲说：“你写的那个剧本，适之也看了，他说：‘不是对着镜子写的。’这样吧，你们家两个，我们家两个，加适之，我们吃茶。”杨绛同意了。那天她和钱钟书照例带着鸡肉包子到陈衡哲家去，因为排队买鸡肉包子的人实在太多，结果杨绛只买到几个。到的时候胡适早已来了，当下就坐着喝茶吃包子。杨绛和陈衡哲不吃，鸡肉包子就留给胡适、钱钟书、任鸿隽三个男的。三个男人到一边去说话，就靠在墙壁或窗台上，风卷残云一样将鸡肉包子眨眼之间吃得精光。
面壁读书做母鸡
那次会面非常有趣，胡适与钱钟书的谈话非常开心，而陈衡哲与杨绛也满怀喜悦。三个书生在贪婪地吃鸡肉包子时，陈衡哲与杨绛一边在哧哧地发笑，一边在调咖啡。等他们吃完包子过来喝咖啡，五个人才面对面正儿八经地谈起学问来。胡适看着杨绛，忽然笑眯眯地说：“你老人家是我的先生。”意思就是说杨绛的父亲是他经常请教的老师，这在杨绛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与钱钟书结婚后，她也多次说给钱钟书听。
其实早在这之前，钱钟书已经和胡适相识。有一次，钱钟书到上海合众图书馆查资料，馆长顾廷龙忽然对他说：“适之先生这些日子一直在图书馆，我介绍您与他认识。”因为两个搞学术的人早在文字里相熟，所以一见如故。胡适对钱钟书说：“听说你做旧诗，这很好，我也一直在做。”说着，就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他的一首近作：“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写完了展给钱钟书看，还说：“我可以给你用毛笔写。”胡适的率真可爱给钱钟书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钱钟书回家将这件事说给杨绛听，杨绛也笑起来：“大学者太可爱了，他以为人人都眼巴巴地求他墨宝，也许有人不想要呢。”嘴上这么说着，却仍将胡适那一小方墨宝当成了宝，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眼看着实在保留不下去，只得放在一批旧书中，一起点火烧掉。
杨绛与钱钟书在一起，经常会说起胡适，这完全是源自于从小到大的记忆，在她的记忆里，父亲也经常与她说适之这个朋友。杨绛与钱钟书有一句口头禅叫“离婚，趁风采”，此话也与胡适有关。据说一位倒霉的女士经常受丈夫虐待，那男子也是苏州名人，爱拈花惹草。胡适听到这位女士的遭遇后，深抱不平，气愤地说：“离婚，趁风采，再找个好的。”杨绛听罢大笑起来，因为那位女士压根儿就没什么“风采”可言，已经是个发福的中年妇人。后来“离婚，趁风采”一句话就成为家人的笑谈，一旦说起男女关系，必有人猛然想起什么，站起来断喝一声：“离婚，趁风采！”
杨绛一向不习惯见生人，对胡适亦是如此，尽管心中对大学者痴迷已久，但真要是面对面坐在一起，杨绛还是有点不习惯。有一次，胡适到了苏州，要来杨绛家。杨绛家里让门房租了四头小毛驴，因为杨绛的爸爸和姑姑要陪胡适骑毛驴游苏州，这真是特别新奇有趣的玩法，也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四只小毛驴一直就拴在院子里，杨绛也一直在逗小毛驴，一听说胡适先生来了，她马上奔上楼去——本来也是如此，父亲的朋友她一向不爱见的。等了好久，她才看到父亲和胡适说完了话，几个人骑着毛驴出了院子。许多市民跟在后面看稀奇，杨绛也很好奇，站在门前看了一会儿。胡适好像有点人来疯，一看围观者众，他竟然兴奋得坐不住，用鞭子抽打毛驴。可惜毛驴不是马，再抽打也不能飞奔。
钱钟书的三部著作《宋诗选注》、《谈艺录》和《管锥篇》面世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一片激赏，国内外众多记者慕名前来采访，都被钱钟书拒之门外。钱钟书说：“吃鸡蛋的人觉得鸡蛋好，多吃几个就是了，又何必一定要看下蛋的母鸡？我其实只是一只爱下蛋的母鸡，只负责下蛋。”钱钟书说话冷隽幽默，有人就说他傲岸自负，也有人说他寡情刻薄。
这三部著作胡适都读过，针对《宋诗选注》，他这样评价：“选得不好，但注得真好。”钱钟书是不肯轻易赞许别人的，但他在《模糊的铜镜》一文里，也认为胡适对书的评论符合实际，他说：“最近看到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评及《宋诗选注》，先生对选目很不满意，并认为迎合风气。却说：‘注写得确实不错。’”其实真正能体现钱钟书才学的，恰恰就是“注”。至于选目，那是钱钟书自己做不了主的，确属无奈。如果选目由他自己做主，那么这本《宋诗选注》一定完美无缺。
令人费解的是，胡颂平和胡适提到钱钟书时，胡适却说：“我没见过他。”又说：“大陆上正在清算他。”按杨绛的说法，钱钟书与胡适多次见面，可是一向求真的胡适为什么要说谎呢？杨绛想了很长时间也想不明白，最后从胡适补充的那半句“大陆上正在清算他”得出结论：胡适此说是在有意保护钱钟书，因为胡适是“反动文人”，许多与胡适有来往的文化人都受到牵连。那么胡适主动“撇清”与钱钟书的关系，就是出于对钱钟书的一种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