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气的小皇帝胡适1922年5月17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宫中逢二休息）去看他。”胡适在日记里说得轻描淡写，没把宣统帝看得多大多粗，你约我去喝茶聊天不要紧，但也得看看我有没有时间。在宣统帝溥仪看来，约胡适也没什么正经事，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他只是听家教老师老是说某某好生了得，国中有如此高人，朕当然要见见，就多少有点淘气地给胡适打了这个电话，甚至还带点恶作剧心理——那年他才17岁，正是爱调皮捣蛋的年纪。
那个时候电话刚传入中国不久，却没人给溥仪装电话。他这个皇上虽然是傀儡，可是傀儡也总是皇上啊，堂堂皇室连一部电话都没有，像什么话？溥仪吵死吵活，结果给装了一部。才装电话的人总是好奇，一连好几天电话一声不响，淘气的小皇帝坐不住了，他拿起电话到处乱打，先是给京剧名角段小楼家打电话，开口一声“我是宣统”，把段小楼吓得一哆嗦。小皇上在电话这头听到咚的一声，也不知道那头是电话掉地上还是段小楼跪在地上磕头，开心得哈哈大笑。他又给一个叫狗子的杂技小丑打电话。这个狗子跟溥仪关系不错，他一来，小皇帝就关上祈年殿大门，两个伙伴玩疯了。后来小皇帝想吃烤鸭，就给东兴楼饭馆打电话，让他们送一只烤鸭来。大厨不知道这皇上的真假，吓得屁也不敢放一个。小皇帝笑痛了肚子，拿着话筒不肯放下，可是接下来给谁打呢？想来想去忽然眼前一亮：对，打给胡大博士。
胡适那天正好在家，本来家里电话统统由秘书接，巧的是那天秘书外出，正好是胡适本人接到电话。对方在电话中阴阳怪气地说：“你可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猜我是谁？”胡适一愣，说：“您是谁啊，我怎么听不出来呢？”对方忽然笑起来：“哈哈哈，甭猜啦，我说了吧，我是宣统呵！”胡适大吃一惊：“啊，宣统？……皇上？”对方说：“猜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朕瞅瞅吧。”
胡适放下电话，一时像做梦一样，又有点不太相信，别是哪个家伙搞恶作剧，然后等着看胡适的笑话吧？胡适想了半天，就给溥仪的洋家教庄士敦打了个电话。庄士敦告诉他，打电话的正是宣统皇上。胡适没有进过宫，连忙向庄士敦打听进宫的规矩。庄士敦说：“他请你来的，你是新派人士，不必太拘礼，磕头就免了。这小皇上脾气还好，没事的，你来吧。”
那天胡适进宫费了一些周折，太监忘了关照守门的护兵，胡适一个人走到神武门，那些把门的兵丁死活不让他进去，怎么说也不行，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后来护兵见胡适不走，半信半疑到奏事处询问，才发现真有这么回事，就放了他进来。胡适在养心殿见着了皇上。溥仪的样子很清秀，有点瘦弱，眼睛是高度近视，比胡适还厉害，穿着一件蓝袍子和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的地方放着许多书，炕上有当天的报纸十几种，比如《晨报》、《英文快报》等。胡适开口叫他“皇上”，溥仪则称胡适为“先生”。
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这样记载道：“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只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问了他白话文有什么用，他在外国到过什么地方，等等。最后为了听听他对我的恭维，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我很愿意多念书，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做个‘有为的青年’。他果然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指的是什么。他走了之后，我没费心去想这些。没想到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的在背地里吵闹起来了。”
为寂寞少年辩护
小皇帝召见胡适不但在宫中炸了油锅，在文化圈更是吵得沸沸扬扬，甚至出现多种传闻，诸如“胡适为帝师”、“胡适请求免跪拜”，一时云里雾里令人晕头转向。为正视听，胡适写了篇《宣统与胡适》一文，他说：“一个17岁的少年，在宫中很寂寞，很可怜，想找个人谈谈，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盘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一件很有人味的事，成了怪诧的新闻了。”
对于遗老们来说，胡适是新新人类，他们不能容忍皇上受到“污染”。对于身处共和体制下的人们来说，皇帝是封建的“糟粕”，注定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不能容忍胡适前往拜见的奴性行为。一个个吹胡子瞪眼睛，双方都恨不得在胡适头上砍几刀。而胡适只是脸红脖子粗地辩解：“他在我眼里不是皇上，就是一个很可怜的寂寞少年，他太寂寞太可怜了。”几天后，胡适还在日记里为溥仪写了一首诗：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诗歌一经发表，就有人推敲出此诗不是写给溥仪的，是写给胡适的情人曹诚英的。可是至少从字面上看，这是写给溥仪的，胡适十分同情这个17岁少年，萌生出拯救之心。当然胡适也很清楚，这个少年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人，他代表着旧的封建制度，就像胡适自己代表着新兴的民主体制一样。他去看溥仪也不是简简单单地去看一个人，实际上是新旧两种制度在特定时代的交会。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溥仪确实太可怜了，胡适要救他。胡适在等待一个时机，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驱兵将溥仪赶出了故宫，并废除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当时全国一片叫好之声。胡适得到消息，立刻致信政府表示抗议：“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堂堂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几个没文化的草莽军阀，凭着自己的武力，就把手无寸铁的那些老老少少，还有白面书生似的皇帝赶出宫去，尽管是打着正义的名头。但当时是签订了协议的，清宫放下武器，然后就给清宫相应的优惠待遇。而在条约没有解除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把溥仪赶出故宫，这在胡适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政府首要的是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如果你不去遵守你的法律，那么就没有人去遵守这个法律。
胡适为溥仪的辩护引来全国知识界一片炮轰，“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根本上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甚至有人提议将胡适赶出北平，所以才发生了胡适为溥仪辩护之事。
胡适苍白的辩护最终被淹没，溥仪出宫后，于1924年11月29日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次年2月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赴天津。再以后的事，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这个17岁的少年怀揣一颗仇恨的种子，最终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又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