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骆驼”
源自祖辈的世交
从张爱玲文字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张爱玲除了对胡适有所崇拜外，对他多少还有点情愫——张爱玲与胡适确实也挺般配。张爱玲唯一仰望的男子，不是周瘦鹃，也不是柯灵，而是胡适。可是月下老人总爱乱点鸳鸯谱，偏偏让她提前遇见胡兰成，让人扼腕叹息。同为一个老胡家子弟，才情高低就不用说了，论长相一个是帅气逼人，一个是尖嘴猴腮；论文凭一个是留美博士，一个是自学成才，胡兰成哪一点比得过胡适之？不过，命运就这样让张爱玲撞上胡兰成，让她备受折磨，命运总爱捉弄人。
张胡两家是世交，远在1881年（光绪七年），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就与胡适父亲胡传相识，张佩纶写信给一位“清流派”大官吴大澄，隆重推介胡传，说白了也就是帮胡传“开后门”找一个铁饭碗。吴大澄官大人好，胡传得此机会，从此就出山做了官，被派驻到台湾岛。胡适后来能在华语圈如日中天，绝对离不开张家祖上的“走后门”。张佩纶遭贬谪时，胡传很关切，寄去二百两银子，张佩纶感动得眼泪直掉，在日记里特书此事。张家当时穷得连一顿好饭也做不出，二百两亮闪闪的雪花银，能供张家丰衣足食地过上好几年吧？
有了祖辈的这些交往，张爱玲打小就记住了胡适，父亲张廷重桌上的《胡适文存》她没事就翻开看看，后来又去买了胡适大力推介并作序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并在晚年将全部精力耗费在这部小说上。似乎他们一家人都偏爱胡适，胡适人帅、有才并且多金，还沾亲带故，由不得人们不爱他。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从哥哥手里借走了《胡适文存》，并且一借不还，后来两个人为了张爱玲闹翻了脸。有一次张廷重满脸通红地对张爱玲说：“你姑姑借了我的《胡适文存》，后来也不还。”姑姑也说早些时候和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一同陪胡适打过麻将，据说还赢了胡适十几块大洋，手气好得不得了。也许是胡适故意输钱，想偿还当年祖上欠下的人情债。抗战胜利后，报纸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不知道是下飞机还是下轮船，胡适笑容满面，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张茂渊看着笑了起来，对黄逸梵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1944年，张爱玲在《诗与胡说》一文中第一次提到胡适：“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在感觉里，她对胡适有种特别的亲切，虽然她与他从未谋面——这份亲切不仅来自她早年读过的胡适的书，也有长辈们与胡适家族源远流长的交往。
从《秧歌》开始
1954年，张爱玲寄予很大期望的长篇小说《秧歌》出版后，她马上给胡适寄了一本，她在信中说：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考证，后来我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很希望你肯看一遍《秧歌》。假使你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
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uibueio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来了我再寄来请您指正。“明贬暗褒，多少也有点显摆的意思，张爱玲在这里让胡适指证有两方面意思，一是张爱玲自小就想像”林语堂那样名满西方，现如今离开大陆，像浮萍一样，能不能混个人五人六，她自己心里也没底，大学者胡适在很多方面能帮助她，她这时主动寄书寄信硬凑上来，多半也想试试胡适是不是世故之人，能不能托他帮忙；二是也想藉此试探胡适文学上的眼光。
不久，张爱玲果然收到了胡适的回信——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喀嗤喀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
得到胡适的赞赏，张爱玲很高兴。1955年2月她又给胡适寄去几本书，回信道：“我寄了五本《秧歌》来。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一本小说集，是十年前写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写的，我这次离开上海的时候很匆促，一本也没带，这是香港的盗印本，印得非常恶劣。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而销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并不见得好。”
胡适也是摸透了才女的心事，把《秧歌》寄回给张爱玲，书的边边角角到处都是胡适圈圈点点的评注，还在扉页上题了字，吹捧的话只要不肉麻，怎么好听怎么写。张爱玲感动得无法言语，甚至瞠目结舌，以至在回信中说：“收到您的信，真是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
去看适之先生
因为《难民法令》的颁布，1955年10月，张爱玲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刚刚安顿下来，她便约了好友炎樱一同去见胡适。那天张爱玲十分激动，后来在回忆文字里她这样写道：“那条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晒着太阳，我都有点恍惚起来，仿佛还在香港。上了楼，室内陈设也看着眼熟得很。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他们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
喝着江冬秀泡在玻璃杯中的绿茶，张爱玲就有了一种“时空交叠的感觉”。她对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有些不平，称之为盲婚。在张爱玲眼中，胡适与江冬秀怎么可能有恋爱呢？她后来说：“盲婚的夫妇也有婚后有爱情的，但是先有性再有爱。缺少紧张悬疑、憧憬与神秘感，就不是恋爱，虽然可能是最珍贵的情感。”潜台词是：适之先生才华横溢，只能配才高八斗的才女，否则就是盲婚——盲目的婚姻绝对不会有好结果。
对此胡适也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说：“我认为爱情是流动的液体，有充分的可塑性，要看人有没有建造和建设的才能。人家是把恋爱谈到非常彻底而后结婚，但过于彻底就一览无余，没有文章可做了……我则是结婚以后才开始恋爱，我和太太都时时刻刻在爱的尝试里，所以能保持家庭的和乐。”
那天带炎樱去拜访胡适以后，炎樱到处打听关于胡适的消息，跑到张爱玲这里来一惊一乍地说：“哎，你那位胡适博士没什么人知道，根本没有林语堂出名。”张爱玲只是报以苦笑，并不解释，也许在她看来，这根本不需要解释的，适之先生的地位无人能撼，还用得着她费口舌来说么？
不久，张爱玲只身一人去看胡适，不带炎樱，也许觉得后者有点八卦，或者是太过饶舌。胡适带她到书房里坐着，“整个一道墙上一溜书架，虽然也很简单，似乎是定制的，几乎高及屋顶，但是没搁书，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一截子纸。整理起来需要的时间心力，使我一看见就心悸。”张爱玲本来就不太会说话，面对敬之如神明一样的胡适，话就更说不好。那次的交谈时时中断，张爱玲的印象中只是说胡适“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胡适还劝她说：“你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胡适也提到他的父亲认识张爱玲祖父，张佩纶还帮过一个“小忙”——明明是“大忙”却偏偏说“小忙”，将一份人情债大而化之。又说最近在地摊上看到《张佩纶全集》，但是没有买。
感恩节那天，张爱玲和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人很多，一顿烤鸭吃到天黑，走出来满街灯火，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可是这次张爱玲吹了风回去就开始呕吐，胡适就在这时候打电话给她，请她去吃中国馆子。张爱玲告诉他刚吃了回来，吐了。胡适也就作罢，因为是感恩节，怕她一个人寂寞。
难民营的难民
胡适忽然有一天来看张爱玲，那时候张爱玲住在救世军难民营里，住在里面的全是贫民，也有暂时收容的酒鬼和流浪汉。张爱玲没有单独的空间，只得请胡适到公共客厅去坐，那里面黑洞洞的，足有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地放着些旧沙发。
坐了一会儿出来，胡适四处看着，张爱玲跟在他身后，有点难堪。可是胡适背着手踱着步，嘴里不停地说：“蛮好，蛮好。”让人听起来好像是挖苦，可是张爱玲却觉得“不像是敷衍话”。好在哪里呢？适之先生也不说。
张爱玲一直将胡适先生送到大门外，两个人没有马上分手，就站在台阶上说话。那天天冷，风很大，隔着条街从哈德逊河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一直是笑眯眯地老是望着，怔在那里。当时他围着灰色围巾，围得严严实实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厚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张爱玲看着，忽然感到一阵寒冽。她后来在文章中说：“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
那天张爱玲送胡适出来没有穿大衣，因为里面有充足的暖气供应，她脱了大衣，只穿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不觉得冷，只是站久了觉得风冷飕飕的。她的目光也跟着胡适一起朝哈德逊河上望去，同时也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这最后的一面，最后的分别，如同电影画面，永远定格在哈德逊河畔，定格在张爱玲的记忆中——张爱玲不亏是编剧，她笔下这一幕是爱情电影里常见的镜头，有男女，有情绪，还有暗恋、苍凉、河流、岁月，如果再配上一点有情调的音乐，几乎是完美的经典的电影镜头。
张爱玲这次与胡适分别后还有一个尾声：1958年，从纽约搬到新英格兰的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去住半年，那是一个富商后裔主办的一个扶持作家、艺术家的“艺文作场”——在一个美丽的山谷里，凡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可以申请去短暂居住，条件是要有专家学者担保。张爱玲写信向胡适求助，胡适马上就答应了，他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帮张爱玲“小忙”的机会。
四年后的1962年，张爱玲在报上看到胡适逝世的消息后，“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后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