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两年内，长电报，马歇尔计划，X文档，凯南极速攀至政治生涯的顶峰。1949年6月，在标志“马歇尔计划”正式开始的马歇尔哈佛演讲两周年之际，欧洲经济复苏明显（1948年到1952年是欧洲史上经济增长最快时期），在华盛顿举办了一次纪念马歇尔哈佛演讲的晚宴，出席者有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马歇尔计划参与国的外交使节，晚宴主要目的是各国官方感谢已于年初退休的马歇尔将军。此时，新任国务卿艾奇逊与凯南在诸多事务上意见相左，凯南在国务院中的影响力迅速被边缘化，郁郁寡欢。可是，马歇尔还是以老上司的身份找到了凯南，希望他为自己修改一份谢酒词，也就是听到各国使节感谢之后，马歇尔将军准备说的几句官样话。当凯南把讲稿改好送交马歇尔时，马歇尔便顺理成章请他同赴晚宴——事实上，马歇尔要求凯南修改演讲稿很有可能只是他想要顺势邀请凯南出席晚宴的借口。
晚宴当夜，烛光盈盈，觥筹交错。各国使节讲完了一大套感恩戴德的恭敬话，马歇尔一字不漏地把凯南修改的讲稿念完，大家举高了酒杯向马歇尔祝酒，老将军马歇尔挺直了腰板，举起了酒杯，却没有举向那些贵宾席里的外交使节，而是“以他特有的不可模仿的亲切”转向了还没资格坐上贵宾席的凯南，以微笑的眼神向凯南致意，确认凯南看到了自己，再喝尽杯中的酒。
四天之后凯南收到了马歇尔从弗吉尼亚州家中寄出的手写信：
亲爱的凯南：
我那夜非正式地感谢你为周日晚宴的演讲提供的帮助，我现在想更正式地告诉你我十分感激你为这些事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你所提供的高质量的建议。我觉得你是修改上周日晚宴演讲的不二人选，因为两年前你为最初的哈佛演讲曾做过相似——但是更加重要的——工作。
你忠诚的，
G.C.马歇尔[6]
“他特有的不可模仿的亲切”，这几个字中怀着多大的知遇之恩，要知道平素的马歇尔将军远非一个亲切的人。漫长的军旅生涯已经把军人的特质刻进他的骨血，他严格、冷酷、当机立断，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坚持用姓而不是名称呼自己共事的所有下属和上级，以表一视同仁，无所专爱。他的主要助手凯南却是一个极端敏感、极端细腻、优柔寡断的文官，一个在为人作风上让他常常感到困惑不解的人。然而凯南在华盛顿的几年，只有这个与他极端不同的将军真正倾听了他的建议，真正欣赏了他的价值。凯南与马歇尔共事的一年半中将一位高级助手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而性格看似强势的马歇尔也成了美国政治史上最重视下属意见的国务卿，虽然他的政治见解其实远比之前之后的大部分国务卿更加成熟深刻。在马歇尔任内开创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作为长期机构保存至今。可惜也可叹的是，之后所有的政策研究室主任都没有机遇和能力达到第一任主任凯南那样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
四
凯南在政治云端的美梦以马歇尔将军的退休告终。在新任国务卿艾奇逊麾下，凯南与之频频意见相左，迅速被边缘化，并于1950年辞职。可是，事实上，早在1947年初凯南声势正旺之时，杜鲁门主义的高调出台已经预示了凯南对政策制定的理解与华盛顿的固有模式格格不入。
1946年末，英国国内经济严重衰退，导致英国政府不得不暂停对希腊的经济援助。当时在希腊国内，左翼共产主义势力正在南斯拉夫铁托政权的支援下与政府进行内战，英国对希腊政府的经济援助是阻止共产主义控制希腊的关键。英国突然撤出，希腊危在旦夕。更微妙的是，与希腊一海之隔的土耳其历来都与希腊政局同进共退，且地理上又与苏联接壤，土耳其国内的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在那几年不断增长，若希腊不保，土耳其恐将连带加入共产主义苏联阵营。此时，凯南在长电报中的对冷战局势的分析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共识，特别是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首肯，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在美国决策层看来已经在所难免。可是，作为民主党人的杜鲁门总统这时面对的是共和党占优势的参众两院，在国会的共和党人中还有不少希望保持孤立主义的声音。如何说服国会投票支持对希腊和土耳其援助就成了白宫的重要问题。
1947年2月末，仍在战争学院任教的凯南突然被告知，三周后杜鲁门总统将就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对国会演讲，因此在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临时小组，专门研究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希望凯南去那里主持。于是，凯南与另外几个政策专家夜以继日地赶出了一份翔实中肯的报告。谁知临近杜鲁门总统对国会的演讲日，凯南才惊讶地发现，国务院最后呈递给杜鲁门总统的终稿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原来，这份报告已经经过了另一个小组的“润色”，扭曲和强调了原稿中本不侧重的内容，以便获得国会多数派的支持。凯南立即对此表示抗议，可是为时已晚。杜鲁门关于希腊和土耳其问题所作的著名演讲——“杜鲁门主义”演讲——此时已成定局。与凯南对此问题所写的就事论事的初稿截然不同，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于国会的演讲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渲染。这次演讲中对冷战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这几句慷慨激昂的话：
我相信，支持自由民族，帮助他们抵抗有征服预谋的少数内部武装分子以及外部压力，必须成为美国的政策。我相信，我们必须帮助自由民族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I believe that it must be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I believe that we must assist free peoples to work out their own destinies in their own way.）这些国会喜闻乐见，传播“自由”“抵抗”旗帜的句子恰恰是凯南所担心的。“必须”“支持”“帮助”……原本孤立的土耳其和希腊问题（试想，如果英国人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撤出，美国根本不会介入土耳其和希腊），在这样的修辞下变成了普遍问题，而美国为土耳其和希腊问题制定的专门政策在这样的语境下也被解读成了美国将要一贯坚持的政策。凯南在长电报中分析了苏联人对国际局势的微妙心理和切不敢贸然扩张的原因。面对这样谨慎敏感的敌人，正确的政策理应是避免冲突、特事特办，而不是将某一个问题普遍化，在世界范围内与苏联你争我夺。
这一篇基于凯南的长电报却严重背离凯南本意的演讲，果然使国会通过了对希腊和土耳其援助的决议，并在美国舆论界受到了好评。可是，这份演讲同时触动了苏联人敏感的神经，并给世界其他国家发去了错误的信号。之后的几十年，古巴问题、中国问题、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一切国际动向都因为杜鲁门演讲而演变成自由民族和社会主义专政的斗争，美苏的紧张局面不断升级。1950年，杜鲁门签署了基于杜鲁门主义的绝密文档NSC-68，奠定了今后二十余年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将“被动遏制”转为“主动遏制”，即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交锋。如果说，1945年5月丘吉尔关于“铁幕”的评论还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忧虑，到1947年3月12日，这份好大喜功、以偏概全的演讲让美苏两位主角被迫揭下了克制的面具。冷战正式开始了。
五
1999年初夏，传记作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去普林斯顿寓所看望九十五岁的凯南。1950年，他因与国务卿艾奇逊不和而被迫辞去国务院政策研究办公室主任一职，之后出任了驻苏联大使、南斯拉夫大使，皆因冷战风起云涌的政治变化而相继失败。仕途上的挫折让他转向学术研究。从南斯拉夫归来，他出人意料地加盟自己年轻时曾经痛恨的普林斯顿，成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史学研究员。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作为美国政府政策的现实主义批评家，著书不辍，曾分别获得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
哥特式的尖顶，郁郁葱葱的老树，这片风景如昨的校园，少年凯南曾热烈地向往过，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那样依附过。而青年凯南在这里看清了美国社会的阶级真相，心灰意冷而远走他乡。中年的凯南锋芒初露过，春风得意过，而最后仍伤痕累累，从庙堂之高退回江湖之远。江湖之远，可怜可笑，非在桃花深处，却偏偏是这所让他一言难尽的母校。二十岁时，这所大学里凯南所厌恶的阶级分化现象此时有多大改观呢？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源此时已有大量少数族裔，从1969年起也逐步实现了男女合校。可是，毋庸置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仍然是美国名校中最保守、最代表上层白人利益的大学。凯南很清楚这些事实，可是他仍然选择在这所母校度过余生。经受了政界纷杂人际关系的折磨，暮年的凯南已经看淡了在他青年时代难以忍受的阶级不公。
从20世纪60年代起直到生命的终结，这又是一长段如同长电报发表之前那样宁静的私人生活。读书、写作、钓鱼、打高尔夫球。在这片他喜欢又讨厌的校园里，他的孙辈们一个个出生长大。开头的几年，他作为外交官的名声还很响，大学领导曾反复游说他开一两门课讲讲华盛顿往事，他拒绝了，“我不是一个好的演讲者。我写文章更好”。这句话说尽了他当初为何成名又为何失败。又过几年，再也没有人打搅他了。
九十五岁上，传记作家去普林斯顿拜访的就是这样一个失败的政客、神秘主义者、弗洛伊德信徒、美国政治的现实主义批判者。热爱俄罗斯，痛恨俄罗斯。痛恨美国，热爱美国。在堆满几千本俄国和美国书籍的书房里，传记作家和老人东拉西扯地聊天：威斯康星、莫斯科、华盛顿，然后两行浊泪突然从老人眼中流出。他说，他想到了契诃夫的小说《草原》。九岁的小男孩叶果鲁希卡被妈妈托付给做生意的舅舅带到远方上学，期望他能跻身上流社会。小男孩和舅舅乘马车穿过大草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他只是十分想念妈妈。凯南说，他一直在想象这个契诃夫笔下的小男孩，想象他从马车里仰望星空，试图从天上的星辰里抓住意义。然而星辰以它们的寂静压抑着他的魂魄，孤独在坟墓里等着他[7]。
凯南说，他过完了叶果鲁希卡的一生。
2005年3月17日，乔治·凯南在普林斯顿家中逝世，次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头版配以大幅照片哀悼凯南。这样罕见的殊荣，用以纪念这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为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所作的贡献，以及他被人遗忘的九十九年时光。
注释
[1]引自乔治·凯南的回忆录，George Kennan，Memoirs，1925—1950（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7）。由作者自译，以下同。
[2]引自《天堂的另一侧》，F.Scott Fitzgerald，This Side of Paradise （New York：Scribner，2003）。为作者自行翻译，以下同。
[3]引自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乔治·凯南：一个美国人的生活》，John Lewis Gaddis，George F.Kennan：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Penguin Press，2011）。为作者自行翻译，以下同。
[4]引自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乔治·凯南：一个美国人的生活》。
[5]引自乔治·凯南的回忆录。
[6]引自乔治·凯南的回忆录。
[7]引自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乔治·凯南：一个美国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