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就要决定未来的去处，名校毕业生主流的选择无外乎医生、律师、银行家。在普林斯顿的四年让凯南对美国上流社会产生了强烈抵触，倘使仍选医生、律师、银行家的“正途”，他担心一辈子都要和这些自己讨厌的纨绔子弟为伍。他甚至因此对整个美国的社会制度都产生怀疑，希望长期离开美国。恰好这年新改组的外交部招收外交官培训生，凯南为了远走高飞报了名。他在回忆录中记述当时的选拔过程，记得自己轻松过关百里挑一的笔试和书面申请，念念不忘的却是最终面试时如何试图遮掩自己的中西部口音反而闹了大笑话。1925年末，这个自卑又自傲的二十二岁青年被外交部录取了。
凯南先在外交学院培训了几个月，然后被派往日内瓦做短期轮职。他对日内瓦的工作很满意，并惊喜地发现，生平第一回，爱自言自语的他因为工作开始关注这个目不暇接的外部世界。1927年夏，年轻的外交官凯南迎来了第一个正式职位：常驻德国汉堡的美领馆副领事。凯南所接触到的汉堡是资本主义试图向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验场。在这个欧洲最大的港口城市，一面是一战战败的沉重打击和魏玛政府的无能，一面是层出不穷的新思潮新模式。在这两股势力夹缝中的城市，每一天都像一出情绪过剩、思维爆炸的戏剧。
这些戏剧的片段被凯南记录在日记本上。某个下午，他作为管海运的副领事与水手交谈，看他们辛勤地劳作，一天的工钱还不足以买一杯啤酒。某个晚上，他和一群德国人挤在成人夜校里，听一个小胡子男人朗诵纪念一战的诗歌。在朗诵者仇恨的语气和备受摧残的眼神中他领悟到，战败是如何摧毁了德国人的社会制度，却让他们的骄傲膨胀。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丑陋的废墟上，民族骄傲正催生着一种崭新而残忍的价值观。某个周末，他站在下雨的广场上第一次看到共产主义游行：一群衣衫褴褛、面色蜡黄的男人举着雨水打湿的标语走过，表情克制，他们显然在表演与平时截然不同的身份，却像孩童一样真诚。凯南想到，一到周一，这些人又要回到何等悲惨的车间劳作，这一出天真的戏剧注定要走向悲剧的结尾，他哭了。在汉堡目睹的悲惨世界让他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帮不上，冲动之下他写了辞职信，想要“接受更正式的教育”，在更多的知识里寻找拯救悲惨世界的良方。他飞回华盛顿递交辞职信，一位上司让他回心转意：“你不用辞职就可以接受更正式的教育。你想不想进大学学小语种？中文、日文、阿拉伯文、俄文，任你挑！”俄文！他立即想到了他童年时匆匆见过一面的那个同名同姓的老探险家。此时老人早就去世，可他指向的那条通往俄罗斯的路已经冥冥注定。1929年夏，凯南在外交部的资助下入学柏林大学东方研究所，学习俄语和俄国文化。毕业后，他先后轮转拉脱维亚、捷克、苏联，工作职责都是对苏政策。
从二十五岁开始学习俄语到四十二岁从莫斯科发出那封长电报之前，凯南过着平淡无奇的外交官生活，有着平淡无奇的职场烦恼：与上司不合、不受重视、工作枯燥，长距离的迁徙换来缓慢得令人沮丧的晋升。与无足轻重的事业相比，这更是一段私人的岁月，到处是隐秘的自足的惊喜。在柏林大学的最后一个5月，他认识了一个挪威女孩，浅发，苍白，修长。安娜莉丝，二十一岁，学过法语、文学、历史，正在学德语。7月，她坐船回老家宣布订婚的消息，惹得妈妈一顿骂。8月，他坐船去看丈母娘，丈母娘笑呵呵地斟上一杯最好的酒。9月，婚礼。坐船去维也纳度蜜月，莫扎特，贝多芬，施特劳斯。坐火车去拉脱维亚赴职，德国大使，意大利大使，比利时大使。比利时大使招待晚宴，甜点上的是热腾腾的巧克力酱蛋糕，她吃了一小勺就晕倒了。他慌忙抱着她冲出去，她嘴里还含着那一小勺巧克力。傻瓜，傻瓜，你要当爸爸啦。来了一个小女孩，格蕾丝，纪念他的亡母。女孩、女孩、男孩、女孩。格蕾丝、琼、克里斯多夫、温迪。多年后，他的自传上题：献给格蕾丝、琼、克里斯多夫、温迪，让他们明白爸爸的努力、困惑、失败和成就。
凯南在几十本日记上翔实地记录了这些私人经历。他还记录下许多次半公务半私人的旅行：第一次到达西伯利亚，缅怀那位年长六十岁同名同姓的探险家；乘坐火车从俄国到芬兰，在同样冰冷贫瘠的自然环境下，他饶有兴味地见到如何从贫穷混乱的俄国跳跃到富裕有序的芬兰；在葡萄牙的短暂任职，他看到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在每个教堂前画十字，一如虔诚的东正教俄国人。他爱上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并在日记里反复评论他们的作品。存在主义者萨特对记日记的人有这样的批判：过分夸大、不断窥探。不对，这些指控在凯南的日记面前是无根据的。只有在这些日记本里凯南才最精确，譬如，在婚礼当天，他的日记里诚实地记录下自己挽着新妇，却不断记起几年前在登船入舱时擦肩而过的一位胖太太，胖太太头上那顶让人说不出好坏的礼帽……他不留情地展示着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差异：在身体正在经历人生重要事件时，心灵如何不断地从中逃离而关注细枝末节，记忆不断涌上来，多年前最无关紧要的一个瞬间却在此时历历在目。
可是，当这个细腻的人想把对个人经历记述的高度精确性带到政策分析中去时，却被习惯于笼统简单的政客频频误解。理解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最好的办法是看他的行动，可是历史给予他行动的机会是多么少：他前二十年的外交工作一概被上司轻视。直到1946年2月，因为大使离任，他才能以副官的身份发出那封举足轻重的“长电报”。
三
回到1946年2月那封刚发出的长电报。这时的凯南从资历上来讲已经是美国外交界苏联问题的专家，他是极少数自从一战结束持续关注苏联内外局面的美国人，是更少数在苏联国内亲历大清洗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外交官。从二十年前资助他带薪学习俄语起，外交部已经为培养这个苏联专家投入了大量精力物力，可惜这良好的初衷早被遗忘在官僚主义的广厦里。随着年纪增长，凯南本人也早就对自己的工作无人重视习以为常了。说实话，凯南并没有对这份长电报抱多少期望。他之前的外交通报全都石沉海底，拟出八千字电文多少有图一时痛快、破罐子破摔的意味。可是，电报发出没多久，国务院居然一反常规发来回复，表示“赞赏”。海军部长大为赞同，要求所有高级军官仔细阅读电报内容。一周之内，财政部长读了，国务卿读了，总统读了。两个月后，凯南被召回华盛顿，上级认为他的长电报已经“让他能胜任更高阶的职位”，尽管他电报中表达的观点早在十年前苏联大清洗时期就成熟了。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家战争学院主管外交事务的副官。这个学院旨在短期培训中高阶军官，培训后的军官大多获得升迁的机会。长电报在决策圈引起的震动迅速被媒体报道，媒体该是多么喜欢这样一个一鸣惊人的“美国梦”故事呀，凯南被激动的记者描绘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智者、大英雄，几天内就成了全民偶像。1946年2月的长电报为何在华盛顿激起如此反响？这其中除了命运女神的眷顾，还有另一大原因，用凯南自己的话来说：“早寄六个月，国务院将对它嗤之以鼻；晚寄六个月，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他只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发了一封合适的电报：在美国政客屡屡遭苏联碰壁而困惑不解的时候，凯南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虽然这个解释在凯南看来已经是持续十年的事实了。
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的工作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学术职务，意在观察他能否胜任更重要的行政职务。果然，1947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把在战争学院才教了半年书的凯南叫到办公室。马歇尔将军刚从莫斯科回到华盛顿，深为西欧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忧虑。他很赏识凯南，认为他是现在美国国内能够清醒认清欧洲现状的少数人之一。他告诉凯南原本预计年底结束的教职必须马上中止，凯南必须在两周之内组建一个政策研究办公室，直接听命马歇尔将军。从1947年5月至1948年末，凯南在马歇尔将军的隔壁办公室工作，两间办公室由侧门相连，两人谈话议事出入自由。以长电报中所提出的观点，即“美国必须以经济手段援助西欧以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扩散”为基础，凯南在马歇尔手下的一年半内亲手制定了一系列援欧政策，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欧洲复兴计划”），以马歇尔将军1947年6月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讲作为系列政策的启动标志。凯南的长电报是“马歇尔计划”的直接诱因，凯南本人又是“马歇尔计划”的具体起草者，居功至伟。
在风生水起的1947年还发生了一件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意外事件。1947年初，当时的海军部长与凯南私交不错，在一次私人通信中他要求凯南写一篇表达个人对目前国际局势见解的文章。不久凯南将文章呈递给海军部长，海军部长大为赞赏，并给一两个至交传阅。几个月后，著名的《外交》杂志向凯南约稿，凯南便征询海军部长能否发表年初写给他的那篇文章。通过了层层的政府内部审核后，最终决定允许此文发表，可是为了防止凯南此时的大名声引起不必要的舆论波澜，此文将略去作者真名，只署名X先生。谁知，匿名为X先生的文章刚一发表，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恰好在海军部长的办公室里看到了署着凯南真名的原文，于是不久后X先生的真实身份尽人皆知。这时的凯南已被媒体塑造成了拯救美国的英雄外交官，他的一言一行在媒体看来代表着美国政府政策的真正动向。X先生的真实身份一曝光，登时洛阳纸贵，全美上下咬文嚼字地解读文本，望从中窥知一二机密。尤其是，凯南文中用到“遏制”（containment）这一不常用的单词，更被媒体认为藏有玄机，是美国对苏政策的核心。舆论的巨大影响又反作用于政府，以至几年内美国政府的政策的确和凯南文中所预测的相仿，“遏制政策”——压制对方影响力但不直接敌对的政策——果真成为美国冷战的政策核心。“遏制”一词此后在美国政坛被反复提及，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中美政策成为美国长期外交的焦点，是否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仍是政界争论的大话题。X文档这一场颇有浪漫色彩的小意外，让凯南继长电报后又被媒体想象成了只手推动美国前行的孤胆英雄。因为X先生的美名远播，当时他正在读大学的女儿也被亲昵地称作“X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