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岸的情人，对这个正当青春期的小小白种女人一厢情愿甚至为之着迷。他每天夜晚从她那里得到的欢乐要他拿出他的时间、他的生命相抵。
胡志明市国立中学的少女
“我习惯低着头走路，似乎无尽的羞耻和万般的无奈使我化妆的面孔显得十分苍老。”
这是玛格丽特记忆中14岁的自己。1928年，14岁的玛格丽特被母亲送往胡志明市的沙瑟卢·洛巴国立中学读书，从此开启了她人生中的一段奇异之旅。
“她会以在堤坝和房屋建造中的热情完全投入到她的学习中去的”，开学前，母亲如此与亲爱的大儿子说道。语气中带着些嘲讽，却又透着一股绝望的狠劲。诚然，玛格丽特的母亲否定掉一切，也不能否定的是，她的女儿的确很聪明这一事实。或许，这样的事实有一天还能满足她的希望。而去学校学习，将直接决定女儿的前程。是时身为沙沥女子学校校长的玛丽，一心希望小女儿能像自己一样，工工整整地完成学业，然后拿到教师资格证，成为一名务实的教师。
“母亲是一个小学教师，她希望她女儿读中学。对我来说也只有上中学。这样虽能使母亲满意，但并不能使女儿满足。”那么令她满足的是什么呢？是的，写作。玛格丽特跟母亲说，她要写作。“写什么？”母亲不屑地问。“写所有那些东西。”她说。她知道，母亲是反对她写作的。母亲认为写作没有任何价值，不是工作，那是一种小孩子的想法。
我曾经回答她说，我在做其他一切事情之前首先想做的就是写书，此外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她，她是妒忌的。她不回答，就那么看了我一眼，视线立刻转开，微微耸耸肩膀，她那种样子我是忘不了的。我可能第一个离家出走。我和她分开，她失去我，失去这个女儿，失去这个孩子，那是在几年之后，还要等几年。对那两个儿子，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但这个女儿，她知道，总有一天，时间一到，就非走不可。我法文考第一名。校长告诉她说：“太太，你的女儿法文考第一名。”我母亲什么也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并不满意，因为法文考第一的不是她的儿子……——《情人》
母亲对大哥的偏心，她其实一直都是介意的。这种介意无时不出现在她的文字里，仿佛在黑暗中生长的芒刺，旺盛、暴力，涂抹着罪孽的汁液。“我总是被人抛弃。”她说。温暖的母爱，正是她生命中最深刻的缺失。她为其所伤，一生难以释怀。所以，她渴望爱，比任何人都渴望爱。爱的饥饿感，滔滔如江河，她将一部分谋杀在文字里，一部分倾泻在情欲上，余下的，则用以自赎，或自溺。
“肮脏的人，我的母亲，我的爱”，那个给予她生命的女人，那个在她身上播种命运的女人，14岁的她，显然已经得其诸多遗传——疯狂、孤独、暴戾，以及桀骜不驯的冒险精神……她抵触母亲，就如同抵触自己。这样的抵触挣扎于贫穷之中，便成了难以释怀的羞耻与无奈，带着自身对现状不可更改的愤怒。于是，她想脱离家庭，逃避忧伤与仇恨。她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出走。出走，过一种“不可能的生活”。流浪，投身于未知，投身于被禁止的一切，投身于与生俱来的欲望。
写作是一个充满欲望的词。去胡志明市读书后，玛格丽特再次跟母亲提起写作之事。换来的，却是母亲的大声呵斥：“考完数学再说。考完后，就与我无关了。”那是在“小小躲藏地”的秘密公开之后，她再次在母亲脸上看到的那种羞耻和恐惧。然而时年匆匆，当日的疑惑，早已转化成了今时的叛逆。她与母亲对视的眼神，凌厉而悲哀的眼神——已经替她提前说出了那句话：“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
玛格丽特说，写作，就是写世界的尸体，写爱情死亡的尸体。“对那种危险的爱好，已经在我身上扎根”，她的写作，是野性难驯的，对危险的与探寻，无止无境。越是禁忌，越是能吸引她。灵魂被文字引入万劫的深渊，肉身却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她写在文字中磨损的精神与躯壳。写作是一种仪式，是一切信仰的事。写作是她的国度，她是那里至高无上的君王。用词语杀人，毁灭时间，苍老世界。让苦难与情欲，穿越生死，抵达永恒不朽。
苦难、情欲，也是殖民地的代名词。所以，当玛格丽特写作时，意识到自己必须写作时，她总会想起深植于心的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在湄公河流浪的女乞丐，一个则是美艳神秘的总督夫人。
“遗弃自己孩子的秃头女乞丐来到了我们越南的家，她重新出现在差不多我创作的所有书中。她是带着她的小宝宝来的，那是个两岁的小女孩，看上去像半岁那么大，孩子当时正闹蛔虫病……”
——晚年时，玛格丽特面对镜头，如此回忆道。在深夜寂寂的街道上，女乞丐追逐着她，边跑边笑，发出飞鸟一般的叫声。她怕极了，想呼救，却发不出声音，就像梦魇一样；在湄公河畔，女乞丐衣不蔽体地吃着渔民丢弃在岸边的生鱼，咧着血腥的嘴唇，宛若品尝人间至味。那个来自马德望的异乡人，一直在漂泊。乌瓦洲平原、永隆、沙沥、柬埔寨、暹罗、缅甸……长久跋涉。她睡在麻风病人中间，受尽凌辱，头发都掉光了，成了秃头。她非常瘦，瘦得像一具尸体。她未婚先孕，堕落，肮脏，深藏黏稠的沉重的记忆。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玛格丽特家。两岁的孩子，骨瘦如柴，不能独立行走，身体里爬满了蛔虫，因为长期的病痛和饥饿，不久便死去。
玛格丽特说，那真是一段恐惧的记忆。只要女乞丐用手触及她的身体，她就会陷入比死还要严重的境地。可见，女乞丐在她心里，已经拥有了常人不具备的能力，甚至超越了死神，超出了她的理解与自身的力量。死亡不过一闭目，比死亡更恐怖的，是意识的裸裎相对，没有抵御，没有与之抗衡的等同因素，便只能陷入疯狂。
“我没见过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的面孔。我听过她说话的声音。我看见她的身体，尤其见过她走路的姿势，她穿着短裤去打网球时在花园里走路的姿势。我看见了她头发的颜色，是红棕色的，她的睫毛颜色比较淡，瞳孔的颜色在太阳下特别明亮，但面部轮廓、面部表情，我却没看见。”
安娜·玛丽·斯特雷特。一个在《情人》《劳儿之劫》《印度之歌》中都出现过的女人。72岁时的玛格丽特回忆起昔日的她，依然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在丛林驿站外的白人居住区，午休时分，河流沉睡，金凤花盛开的大道上也罕有人迹，而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她开着黑色的豪华轿车，在一个少女的目光里疾驰而过，就像一具隐藏秘密的棺材，急速地消失于人间。
她是总督的夫人，有着一对女儿，有着孤孀一样的高傲肤色，据说，还有着好几个情人。而当时，一桩与安娜·玛丽相关的香艳情事，正在胡志明市那片泽国上，隐秘地蔓延着。
有人为她自杀了，为安娜·玛丽的美貌与风情而自毁生命。于是有版本流传：安娜·玛丽和丈夫、孩子住在胡志明市境内的一个哨卡，还有一名为她服务的年轻俊美的大夫。大夫为她自杀，因为在最后约定一起走的那一刻，她改变主意不跟他走了。
“我记得产生在我这个孩子身上的是种什么样的兴奋，那是获得我不能获得的消息的那种兴奋。这是不能对任何人讲的，对我母亲也不能讲。我知道，我母亲在这一点上对她的孩子们说了谎。”
原来有人可以为情自杀，为一个女人。这样的感知，无疑就像一个秘密信号，对玛格丽特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她与安娜·玛丽有着迥异的身份，却都有着与周围人群轻易区分的相通的气息。对道德的憎恶之意，对情爱的掌控之心。一切都来源于神秘不可知的欲望。为此，她感觉到兴奋。
“这个消息只能我一个人知道。从此以后，那个女的，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就成了我心底的一个秘密……如果你愿意，她在我心目中早就具有双重能力，一个是死神的能力，一个是平常的能力。她抚养孩子，她是总督的妻子，她打网球，她招待亲朋好友，她外出散步，等等。后来，她真具有了死神的能力，也就是具有了去死的能力，具有挑衅死亡的能力……有时候我在想，我写东西是因为她。”
写东西是因为她。当玛格丽特明白女人——明白女人即是苦难、恐惧、欲望与死亡结合的对象时，书写与文字，显然成了某种力量的引导者与承载者，成了一种在辽阔无际的沼泽地里遥望险恶天际时的自我迷失。如同幼年时，她用稚嫩的双手第一次感触男性生殖器的温热，内心并存的欢愉和痛楚，将随着时间漫过外在的真实，将承受转化为吸纳，从而获得开启幻境的秘钥。所以她说：“越写，我就越不存在。”
“我所爱的母亲，她那一身装束简直不可思议，穿着阿杜补过的线袜，即使在热带她也认为身为学校校长就非穿袜子不可，她的衣衫看上去真可怜，不像样，阿杜补了又补……她的鞋都穿坏了，走起路来歪着两只脚，真伤脑筋，她头发紧紧地梳成一个中国女人似的发髻，她那副样子看了真叫我们丢脸，她走过我们中学前面的大街，真叫我难为情，当她乘B12路在中学门前下车时，所有的人都为之侧目，她呢，她一无所知，都看不见……她说：你是不是要逃走呀？打定主意，下定决心，不分昼夜，就是这个意念。不要求取得什么，只求从当前的处境中脱身而去。”
时值14岁的玛格丽特是宁愿自己不存在的，以逃离的姿态。尤其，是母亲从沙沥来学校的时候。穿着落后的母亲，令她异常难堪——家境的窘迫，就那般赤裸裸地全都写在了母亲的穿着上，她感觉到了无处可藏的耻辱，还有伤害。
对于彼时的家庭，玛格丽特回忆说：“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大哥吸食鸦片，日复一日，债台高筑。家庭的收入勉强只够维持生活，还要每个月将仅有的首饰悄悄地卖给当地的珠宝店来偿还修建堤坝时所借下的高利贷。母亲歇斯底里地发泄怨气。回家时，母亲用棍子打她，大哥用拳头打她，将一个又一个肮脏的词，暴烈地安置在她的身上——“那些单词，肮脏的音韵一下子给我留下了印象。”小哥哥则一心想成为越南最勇敢的猎手。从14岁开始，就在象山打猎，直到21岁他已经猎捕到12只老虎和1只黑豹。小哥哥爱她，不上烟馆，却在学业上一无所成。
因为贫困而痛苦，还要悲惨地将一切极力隐藏起来。给玛格丽特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每次要债的人来到时，母亲那种绝望而羞耻的眼神——她低低地哭着，央求他们走，连哭，都不敢太大声……之后还要一字一句地告诫女儿：“如果让人知道，我们就会颜面尽失。”
刚进沙瑟卢·洛巴中学时，玛格丽特寄宿在一个叫C 小姐的人家里。因为收留了玛格丽特，每个月，C 小姐都可以得到其母亲四分之一的工资。也只有C 小姐知道她的母亲是小学教师。“C 小姐愿意接纳我，是因为我母亲的声誉很好又十分健谈……作为当地小学教师的女儿，我在学校里受尽了羞辱。”
C 小姐是个老小姐，常常习惯性地在星期天一丝不挂地站在玛格丽特面前，让她仔仔细细地检查她乳房上的乳腺癌，并将其视为一种信任与优待。她记得，窗外的阳光照在她对面的干枯的肉体上，而那肉体中的灵魂，正在少女的目光中享受着，像沉潜在一份神圣的鲜活的爱情里。
多年后，玛格丽特在她的短篇小说《巨蟒》中写到C 小姐，即巴尔贝小姐，就像一条水猎狗，一个近乎残暴的暴露癖，却终被自己的遗恨吞食。仿佛时间过去，也只有饱含墨水在纸上行走的凌厉笔尖，才能带给她洗刷昔日耻辱记忆的快感。
而在学校里，除了超强的写作能力外，玛格丽特的学习成绩都不太理想。她回忆说，“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在班上，我明显地显得没有其他大多数同学机灵，并非是我不聪明，而是不知道怎么学习，没有产生任何的学习兴趣，也没有学习方法。只有数学例外，它让我着迷，但上到一年级时，就和其他功课成绩一样，我的数学成绩也下降了……”
带着自我嘲讽意味的记忆，依然不失傲慢的成分。她称自己在学校里受尽了羞辱，因为母亲低下的社会地位。而她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影子附着在母亲身上，无可奈何地成为必须正视的部分。是的，彼时，哪怕是陷入自己臆想的羞耻感里，她也会与之对峙，画地为牢。
在中学里，玛格丽特没有朋友，她反感班上的女同学，也不喜欢大部分男同学。后来，她的母亲把她从C 小姐家接走，安排在政府寄宿公寓住下，因为可以享受到奖学金。她记得，那座公寓的灯泡是挂在树上的，到了晚上，整座楼房都灯火通明。盛烈的灯光，将树枝与建筑物的阴影都隔离在远处的黑暗中。在那里，学生们没有统一的作息时间，他们打牌唱歌，也看管理员的脸色行事。但玛格丽特依然不合群，她说：“我简直成了女管理员和大部分学生眼中的怪物。其他同学很讨人喜欢，而我则令人讨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