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人为万物之灵”，这就是说人是一个能思虑、有智慧的生物，他能纯客观地（禽兽不能客观，完全受生存意志的支配）从日常的经验到科学的研究，从科学的研究到哲学的综合；他把握到宇宙的因果条理以及它最深秘的机构。系统的科学和综合的宇宙观是人类智慧底产物。
但是哲学家亚理士多德却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就是说人是有合群行动的动物。人有社会的行动、政治的行动、经济的行动、道德的行动、宗教的行动，等等，在每项行动中他实现了一种人生价值和文化价值，他建造了国家和国家的文化。
人，能知又能行，一面在研究真理，一面在创造事业。根据客观的科学知识以完成主观的文化底创造，这创造的过程与成就，是人类史中最有价值的贡献。然而那化知识以成事业，运用自然的因果机构，来实现我们生活目的的一种手续，叫做什么？这就是通常所称谓的“技术（Technics）”。
“技术”原本是普遍在人类的一切行动中。现代著名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人与技术》一书中对技术作下列的解释：
我们要了解技术的意义，不应该从机器技术出发，更不可堕入那魅惑的思想，以为制造机器和工具是技术的目的。事实上技术是最古老的东西。它并不是历史的特殊的现象，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它伸张到人类以外的动物，可说一切的动物。动物的生存形式所别于植物的是它能在空间自由活动，对于包围它的自然能有相当的自主自决，而因此反抗自然以伸张自己，给与自己的生存一种意义、内容和超越。只有从心灵方面才能启发技术的意义。
动物的活动自由的生命就是战争，没有别的。而他的生存战略，对于有生或无生的自然界征服或被征服，决定了他生存的历史，决定了他的命运是忍受历史或自创历史。技术即是全生命的战略，它是战斗过程中的内在形式，它同生命本体同一意义。
另外一个错误，也是我们要避免的：技术不该从它工具方面来了解。技术的要点不在工具的制造，而在工具的运用；不在武器而在战略。近代战争中战略是决定一切的因子，那武器的发明、制造、应用仅是全部过程中的份子。有无数的技术并没有工具：狮子用技术捕获一只鹿，外交家有外交的技术，政治的战争中有统治一国家的技术，现代有化学的及毒气的技术手续，在一个问题争辩中有逻辑技术，有用兵的技术，有骑马的技术，有驾驶飞船的技术。这里所重不在器具而在动作，有目的的动作。史前史的研究者往往只注视了博物院中所陈列的古器物，而忽视了那无数的器物的运用。这些历史的实际却不曾遗留下痕迹。
每一个机器是为了一种运用，而且是由这运用底考虑中产生出来的。一切的交通工具是从那陆行，水行，飞行的问题中产出而不是由于舟和车的观念。方法本身是一种武器。所以技术不是经济的一“部分”，经济也不是在政治和战争旁边成为生命的独自的一部分。
这一切只是一个行动的战斗的生命的各方面。固然，从古代动物的原始战术有一条路引展到现代的发明家和工程家。同样地，从那原始武器，那些动物底狡计，发展到机器的构造；人们运用它从事于进攻“自然”的战争，做征服“自然”的狡计。
这个，人们称做：进步，前世纪的伟大口号。
斯宾格勒说技术是一普遍的生命的事实，这是不错的。但是近代的所谓技术（Technics）一词，则往往狭义地指那根基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明机器和机器的运用”。
1765年英国人瓦特James Watt发明了蒸汽机，这是人类技术史上的大革命而奠定了近代技术的基础。这位近代技术的创造者是结合了文艺复兴以来表现近代精神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从Leonardo da Vinci、Guericke等所领导的技术的发明的路线；一条是从Galileo、Newton、Lagrauge、Laplace所阐发的数理自然科学的路线。
瓦特根据数理的自然科学的原理——那古典的解析的机械学——来发明蒸汽机，而他的发明又反过来刺激着自然科学理论的进步。从古典的机械学进展到力学可以说大半是根基于从瓦特的机器工作效能中新获得的热力学的知识。
从此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理论与应用互相刺激，理论的发展潜含了新应用的探试，新应用的成功又引起新问题新理论的探讨。科学、发明、应用，如环之无端，形成一线，使机械的物理的世界，服役于人生的文化的目的。康德所割分的“因果世界”和“目的世界”在近代机器技术世界里携手，构成第三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是数学，是物理，是自然力和自然律，但又是人的目的、人的构造、人的希望、人的幻想。它一面是“自然的机械”，完全受制于自然因果，但另一面又是“人为的创造”，完全服役于人生目的。它既不复是完全的自然物质，因为它经过了人的意匠。然而又还够不上纯精神文化的表现，如文学艺术、哲学道德。它是新奇的，古人所未尝梦想到的幻异世界，然却是完全植根于最踏实的经验科学和最实际的人生需用。
近代技术在一百多年间真正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水上的交通线、空中的交通线，使空间接近、时间缩短。无数的都会出现了，工厂里聚集着千万的在单调节奏中的体力劳动者。劳动问题产生了。封建社会已转变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苦恼了现代的学者与政治家。而殖民地的争夺战、帝国主义的侵略战，毁灭了无数的生灵，摧残了人类千辛万苦努力堆积的精神文化。悲观论者预言这个近代文明必然地趋于沉沦毁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伦敦、巴黎、柏林、罗马可能地于数日之间炸成飞灰，而一切学术艺术、文物菁华与学术人才同归于尽。剩下的是一片原始荒丘，文明以后的野蛮。这个现象我们已身自经历，浙江文物，中国最可贵的历史文化已牺牲在暴敌的残酷摧毁之下。西班牙也丧失了无数的人类宝藏。
然而乐观论者以为这种恶果是由于人类自己精神上道德上的缺点，经济制度和政治形式的不健全，未能赶得上对近代技术有合理的控制和运用。近代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愈过愈趋于密切的联系，严格的组织，生活合理化，行动纪律化。全世界必然地因技术关系成为严密的合作的大组织。全世界统一在一个技术政治之下，是未来的理想的人类社会。
技术本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价值，它是人类聪明的伟大发现，科学树上生出的佳果。运用得当，是一切文化事业成功的因素，人类幸福可能的基础；运用不得当，在野蛮人的手中自然可以摧毁一切人类文化。所以为福为祸，应用的当不当，这个责任却不该由技术来负，而是应该由哲学来负的。
哲学同技术一样，也是人类最古老的东西；古代的神巫、魔术师，他们就是哲学的前身，他们是古代知识智慧的保藏者，他们也就是古代技术的运用者。智慧与技术集于一身。近代科学研究的开始，仍系由中古时代的魔术师、炼金术士为前驱。
古代的哲学智慧，指导一个民族的政治轨道、道德标准，确定人生理想与文化价值。它辨别是非、善恶、美丑、利害，它给与一切以确当的价值和地位。近代技术在近代人生和文化上既然有这样大的重要和影响。哲学必须努力了解它的价值与意义，以确定它在人生的地位。我们在这里仅就它在人生精神方面的价值加以探讨，因为这在哲学立场上是比较重要的。
近代技术既是根据科学知识从事于机械的发明和这机械的运用，于是对于近代技术最有关系的是三种人物：①发明家，②工程师，③机器工人。兹分别论之：
“发明”是近代人最大的愉快和幸福。发明家根据科学把握着自然的秘锁，凭藉灵敏的丰富的构想力，创构机器以役使自然，服务人类。机器完全是根据人的意匠的构造，实现着人的需用和目的。但它里面却捆绑着自然力和自然律。“自然”在机器里踏上一个“世界的新阶层”。它从物质因果世界踏上文化价值世界，每一架机器自成一个圆满的存在，那样的巧妙，那样的生动，却又那样的实际。机器是现代的罗曼蒂克，发明家是现代的诗人。往往一架机器的幻异恢奇，超过一首灵巧的诗。
发明家要有大胆的构想力的冒险，文艺复兴时代的大艺术家达·芬奇也就是一位典型的发明家。但是发明家的奔放的想象力需一方面受着科学的逻辑的约束，一方面受着实际目的和应用的领导。他开拓的新境可以无穷，而不离开科学和实用。发明家是近代机械化了的社会与人生里仍需保持活跃的想象力和心灵的冒险的人物，艺术的天才在这时代里一个新的活动领域。虽然发明不能代替纯艺术的精神表现与创造。
工程师计划着近代技术的实际应用。他联系了科学技术与实际社会和经济。他是国家建设方面的设计人才。然而现代工程师因专门化的结果，偏重工程技术的知识。在举办一件国家建设事业时期，需就地方特殊情形，参考历史学者、社会学者、经济学者的意见，方能避免许多时空的错误。工程师的长处在计划与组织。工厂里的组织和管理是近代社会组织、国家组织的模范。工程师的缜密、精细、踏实、负责、生活纪律化、事业科学化，这种精神也应该是政治人员的精神模范，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政治人员。
至于机器工人，他服务于大工厂里一小部分机械的管理和运用，他需有负责的精神和技术的训练。他的道德是“遵守岗位，服务全体”，这不是现代国家每一个公民应具的道德么？机器工人不是一个机械，而应该是自觉的自尊的守责的道德的人格。他是这座国家文化建筑的朴素的谦虚的砖块。他的精神是最简单的，然而应该是最普遍的。
近代技术的发展虽引起了产业革命后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国际斗争，然而也同时必然地加紧了人类互助合作的关系，组织力的增进是它的社会价值。人类渐渐地联系在一张技术合作的网里。一种统一的“人类文化”已逐渐的展开。然而无数的阴霾尚遮掩这旭日的上升。只有在正确的哲学领导下才能引上那坦荡的大道。
人类文化的各部门，如科学、艺术、法律、政治、经济以至于人格修养、社会的组织、宗教的修行，都有着它的“技术方面”，技术使它们成功、实现。技术使真理的追寻者逼迫“自然”交出答案，技术使艺术家的幻想成为具体。技术使高度复杂的政治运用和经济生产获得效果。
然而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美？什么是合理的法律？什么是人类理想的政治、合理的经济组织？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健全的社会？什么是神？这些问题的研究者和解答者却是哲学。
哲学确定人生的价值和理想，技术使它们实现。技术固然可贵，一个正确的政治主义、一个合理的社会目的、一个伟大的民族理想，尤为可贵。技术的价值在使它们能成功、实现。
技术能服役于人类真正的文化事业，服役于“创造的冲动”而不服役于“占有的冲动”，才是人类的幸福而不为人类的灾祸。这次我国空军远征日本散播传单而不轰炸文化机关，表现我民族的精神伟大，也给与这近代技术以高贵的意义。
在助成人类理想的实现上技术固有了它的文化价值，然而它本身也具有它的精神价值，近代技术也陶冶了一种近代的人生精神和态度。
我们中国还缺乏近代技术，更缺乏那技术的精神陶冶。我们一方面需要那缜密、精细、负责、踏实、富有组织力和服务的精神。我们也需要那根基科学的发明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至于近代技术在抗战中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人人皆知，兹不论及）。
中国是个富有哲学理想的高尚的民族，在这次抗战中我们见到每一个兵士都肯杀身成仁，慷慨殉国。若不是国家有数千年文化深入人心，每一个兵士爱国家寸土胜于个人生命，怎能有这伟大形象？
这种精神决可保障中国不亡。在艰苦的持久的抗战中一个近代国家已经产生，在建造新国家的大业中技术和哲学是两根重要的柱石，而这两根柱石都是植根于科学的研究。
（原刊1938年7月10日《新民族》第1卷第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