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还田（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
最近，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籍华裔学者傅虹霖博士撰写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王海晨、胥波译）一书。依我看，和国内以往行世的同类书籍相比，本书显得更有特色，更经得起咀嚼和引人思索。
众所周知，张学良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由于他平生行事善独辟蹊径，多出常规，且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与蒋介石联过盟，与周恩来携过手，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女婿交过朋友，围剿过共产党，扣押过蒋介石，并由此成为一位囚徒……所以，要真实再现其传奇生涯，确非一件易事。而事实上，多少年来，人们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对张氏的公私生活及功过是非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他是国之功臣；有人说他是断送东北的罪人；有人说他是草莽之辈；还有人说他是一位花花公子。本书的成功之处恰在于，作者对张氏进行了多方位的“透视”，其生动、雅致、富有同情心的描绘，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的荣辱与浮沉，得道与失足，乃至他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情趣爱好、家庭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喜、怒、哀、乐。诚如王海晨在译后记中所言，通过本书，第一次看到了张学良作为一位民族英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完整形象；第一次深刻感觉到为摆脱民族危机而奋争的漫长历程中，一代雄杰的果敢无私及其个人所付出的代价；第一次清楚认识到山河破碎时各类政治家、军事家选择不同道路、采取不同手段的复杂和差异。
善于从纷繁的历史材料中，捕捉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且在叙述时又不简单化，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凡对张学良生平行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于1928、1936年导演的东北易帜和西安兵谏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两幕活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两幕惊人之举系着张氏一生的荣辱与浮沉，使其成为一位超世绝伦的传奇人物。对于这两桩事，本书作者用大量篇幅做了客观的论述。以西安兵谏为例：书中分五章依次考察了这一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的过程。以往大陆学者的解释，多注重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作用。而本书则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之所以释放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首要条件是，张学良兵谏的初衷是逼蒋抗日。与此同时，也不能漠视几位国民党要员所起的作用。当时，在国民党上层，除何应钦、戴季陶力主军事讨伐外，冯玉祥、于右任等曾给张学良打电报表示：“只要你释放蒋委员长，无论你坚持什么主义，都可以商量。”至于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更是不惜身家性命，亲赴西安说服张氏释蒋。总之，在作者看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绝非一种因素使然，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看本书时，最感兴趣的内容恐怕莫过于有关描述张氏被囚之后的文字。人们的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试想，当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突然遭到不测而陨落，人们能不猜测他的去向吗？更何况，张学良作为一代雄杰是被他的拜把兄弟蒋介石囚禁的，而且一关就是50多年。此间，特别是被遣送到台湾后，他是怎样生活的？他在想些什么？蒋氏父子对他怎样？如此等等，人们渴望解开这些谜。恰是在这方面，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据作者云，为了深入了解张氏晚年的幽禁生活，她不仅亲自采访过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女儿、女婿及其他友人，还数次飞抵台湾，试图与张学良本人直接会面（可惜未能如愿）。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畏风险、不怕吃苦的学者性格，使其得以在书中以凄楚的笔调，道出张氏幽禁岁月中的悲愤、凄苦、孤独，以及与赵一荻风雨同舟的坚贞，乃至晚年的思乡念友之情……
还应看到，本书的文字既不艰涩，又非小说家言，且能随着内容的不同而起伏变化，做到生动流畅。由于作者走笔能与张学良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发生共鸣，读来使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这一点，是国内多数史学家所不及的。
当然，本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比如对“杨常事件”的论述似显太单薄。实际上，张学良在1929年1月10日以“阻挠统一”罪处决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常荫槐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作者对此似应做更深层次的探究，写得再深入、具体些。
（原载《人民日报》，1988年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