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陈宗烈 整理 韩斌
一台罗莱福来，一台莱卡F3，闪光灯是灯泡式的，轰一声，闪一下，换个灯泡，被拍的人往往丢了魂似地吓一跳。1956年至1959年的西藏还处于封建农奴社会，贵族、领主、牧民、农奴、乞丐的生活情态都被我收入了镜头
20岁之前，我不知道摄影为何物。我一直生活在江苏老家，带领弟妹种地、做小学教员、参加土改，一心要求进步，却因为有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的父亲，而被主流社会拒之门外。
父亲的故事本来和我们的话题无关，只是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让我再次看到父亲这一辈中国人的缩影。和这部剧里的杨家兄弟相似，我家也是国共两党共存：抗战爆发，我的两个舅舅加入了新四军，我的小姑妈去了延安，当小学教员的父亲投奔了国民党军队，军部组建了个“血花剧团”，父亲担任上校团长，宣传抗日……在那个举国热血的时代，我们家是两种主义，一种情怀。
父亲看不惯国民党贪污腐败，也买不起全家六口人的飞机票，没去台湾，回到老家，在朋友的工厂里当会计。1951年镇压反革命，他被判刑10年，送到青海劳改。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被特赦，回老家没几年就病逝了。而我们，因为家庭问题，入团、参加抗美援朝，都没有份。
在家乡没有前途，生活都有困难，我到北京投奔小姑妈。北京机会多，到处在招工。我参加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考试，竟然被录取了，工作是当摄影师的助手。
我大开眼界。我参加摄制组，拍过西安飞机厂、洛阳拖拉机厂的选址建设，拍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片，拍过乌兰诺娃、米哈伊诺夫等苏联艺术家的来华演出。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用镜头来记录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工作努力，我1954年被保送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新闻纪录电影摄影。
“家庭成分”始终是一座大山。领导劝我改行：“现实是严酷的，搞新闻摄影的很有可能进中南海拍摄，你第一关政审就通不过。”
郁闷中，厂里贴出布告：《西藏日报》社成立了，需要摄影记者。
我看到了希望。我不能搞电影了，还可以去拍“呆照”啊（搞摄影的对拍照片的戏称）。西藏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一定会有我的作为。
1956年，我24岁。7月底，我提着一个铺盖卷、两只纸箱子，坐上一辆美国造军用道奇卡车——那是解放战争时缴获的战利品，历经21天的颠簸，和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一起，豪情万丈地来到了拉萨。
满怀干劲而来，现实与想象却大不相同。领导要求我们树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志向，一切行动遵照“十七条协议”，适应西藏特殊的社会现状。“门里是社会主义，门外就是封建农奴社会”。上班、生活的圈子，就是报社的大院
我安下心来，参加报社组织的学习班，先过语言关。
藏语是拼音文字，规矩多：上层对下层，或者平民之间交谈，用的是口语，相当于藏语“大白话”，贵族之间交谈、下层对上层人士说话，必须用敬语。敬语是一种非常文雅的书面语，比如“你叫什么名字”，敬语必须说，“请教阁下您尊姓大名？”有点儿像“文言文”。
我们的藏语老师杨化群是四川人，当时是藏文编辑部的副主任。他自编一套教材，深入浅出。我学得很有兴致，进步也快，不到一个月，就掌握了一千多个词汇，日常交流基本没有问题了。
杨化群这人不简单，他曾是拉萨三大寺之一哲蚌寺的喇嘛，是当时少有的汉僧，对古典和现代藏文都很有研究。他的感情生活很传奇，妻子是拉萨的尼姑，名叫益西旺姆，两人相爱后双双还俗。益西旺姆后来成为西藏广播电台第一个藏语播音员。
报社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不少。我们有三位副总编，其中一位擦珠·阿旺洛桑，是个活佛，是西藏历史上最早东渡日本的留学生，他的学问与诗赋，在社会上极负声望。
而每天上午，总有一个身穿澳毛长袍、戴着玳瑁近视眼镜、面容清秀的老人，颤巍巍地走进报社大院。藏族职工见了他，躬腰立于路旁，恭敬地问候他：“公俄，古苏德波银呗？”（公爵，您贵体安康否？）他叫江乐金·索南杰布，是西藏藏文编审委员会委员，报社藏文编辑部的顾问。
江乐金的祖先颇罗鼐被清朝政府封为“郡王”，这个高贵的封号承袭了九代，传到江乐金是第八代。江乐金懂英语和印度语，是个大学者，他还曾是个激进的贵族青年：1939年，他创建“西藏革命党”，想改变西藏的社会制度，按照英国模式，搞议会制。失败后被西藏地方政府抓捕判刑，后来流放到了无人区。他设法逃到印度，成了拉萨当局的通缉犯。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才回到西藏。
江乐金一生都很前卫。西藏男人当时仍留辫子，他却是一头黑亮的短发。晚年，他创造了很多藏文的现代名词，比如藏文的“报纸”（擦巴）这个词，就是他的原创。照片上他睿智的眼神、清冷的侧影令我动容，我想，像这样的大贵族、大知识分子，一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人都被我摄入镜头，成为一个时代特有的印象。
进藏不到一个月，中央通知，决定在西藏实行“六年不改”（暂不进行民主改革）。人员收缩，原来调进藏的通通撤回去。《西藏日报》从内地引进了三百多人，半年里走了百分之八十。我选择了留下——当时，报社的摄影记者只剩下我一个
尽管争取一切机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但是在拉萨，我还是嫌摄影的机会少。
没想到引路人很快出现了。他就是报社的另一位副总编，噶雪·顿珠。
噶雪是“噶厦”（地方）政府派来的四品官，他是西藏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之一，大贵族，从小在印度长大，英语很好，曾经做过达赖的口语翻译。那时他30多岁，当地人称呼他“噶雪赛”（噶雪少爷），他一出现，人们往往低头伸舌，表示敬畏。
我进入他的视线，是因为我能用敬语和他交流，还会说两句英语来补充——我的英语是新中国成立前学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差，教材是林语堂编的开明课本。这让他觉得我与众不同，很器重我，主动说：“以后我们可以好好合作，有重大报道，我去写文字，你呢，拍照，我们配合。”
太好了，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从这以后我就跟着他四处活动，就此走进了西藏社会更深更丰富的层次——寺院、僧侣、贵族、官吏……
那时西藏还有一些摄影记者，新华社的、军区的，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我的幸运。我拍的有些照片，当时并没机会在报纸上发表。我想，今天不能发表，说不定将来有用，而且我还自己花工资积蓄另买了一台莱卡F3，带在身边。没想到当时这个非常简单的想法，让我现在很庆幸自己有那样的“远见”——所有的惊鸿一瞥，现在都成了永久的历史定格。
西藏的贵族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封闭的，一种是现代、有新思维的。噶雪·顿珠属于后者。他追求进步，思想开放，认为共产党、解放军是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修路、开厂、办医院、建农场，都是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噶雪带我参加的第一个重大活动，是1957年的“莫朗钦波”——每年藏历新年第二天举行的传召大法会。在那些天里，拉萨完全变了样，到处是身着绛袍的喇嘛，如同一片红色的海洋。政府官员和警察都不见了，取代维持秩序的是铁棒喇嘛和朵多喇嘛——后者脸上抹着锅底灰，膀大腰圆，状如凶神恶煞。
1957年的大法会，宗喀巴传人甘丹赤巴·土登衮嘎大活佛要到大昭寺的松曲热广场讲经。宗喀巴是格鲁派（黄教）创始人，他最小的弟子根敦珠巴死后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甘丹赤巴的宗教地位十分崇高，那一年他已经90多岁了，担任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的会长，是一个爱国的高僧。
我和噶雪一同前往。他黄袍马褂，传统装饰，盛装出行，我西装革履，紧随其后。刚走到八廓街，已经人山人海，无法插足。噶雪问我：你带钱了吗？我说有，从身上摸出三个“袁大头”来——那时，人民币在西藏还不流通，当地人只认有袁世凯头像的大洋。
噶雪向一个铁棒喇嘛招招手。那喇嘛满脸涂墨，臂系红布，手执木棍，腰挎大刀。见是个贵族招呼他，便大大咧咧地走过来。噶雪尊称他一声“古秀拉”（先生），希望他为我们带路进广场。一边说，一边塞银元给他。喇嘛收了钱，二话不说，粗声吼着“啪纠纠”（快滚开），用手中的棍子在前挥舞，原本水泄不通的人群竟然像海水被从中分开，闪出一条通道来，我们仿佛捻着避水诀的孙悟空，跟着他长驱直入，一直走到正在讲经说法的大活佛面前，拍到了一幅幅难以重现的场面。
正午时分，烈日下出现了一列色彩斑斓的队伍。开道的是前驱警跸，手执经幡的仪仗队紧紧跟上，之后是贵族、僧侣、地方政要，他们身着盛装，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其中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大“嘎伦”
1958年8月，哲蚌寺、色拉寺举行考“格西”活动。格西是藏传佛教的最高等级学位，相当于“神学博士”。活佛都要前去应试，噶雪跟我说，我们一起去看看，可以多拍点照片。
从拉萨哲蚌寺到色拉寺的长长的土路上，事先用石头铺好了一条警戒线，中间就是所谓的“神路”，只有活佛和仪仗队可以行走。老百姓就在“神路”的两旁烧香、叩拜。
正午时分，烈日下出现了一列色彩斑斓的队伍。开道的是前驱警跸，手执经幡的仪仗队紧紧跟上，之后是贵族、僧侣、地方政要，他们身着盛装，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其中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大“嘎伦”（首脑）。
中间是一顶黄色锦缎包裹的大轿，活佛就在轿中。轿子是清朝顺治皇帝所赐的“金顶黄轿”，后来一直都用这顶轿子——破了，就按原样修好。轿前有“孔雀伞”，轿后有华盖，不停旋转。
贵族和僧侣们的家奴、侍从和护兵牵马徒步前行，簇拥着各自的主人，组成这支浩浩荡荡、排场十足的队伍。
当日我没看到其他的摄影师，只有我一个人跑前跑后，对着这一盛大的场面拍得畅快淋漓。因为噶雪的关系，我跑到轿子跟前拍照，也没有人阻拦。
当时拉萨居民三万余人，乞丐就有四千多。他们嘴里叫着“咕几咕几”（求求你），伸出拇指冲上的双手行乞。有的还高唱乞讨歌：“呀拉嗦——天上的飞鸟，没有比麻雀更小的了，啊啊啊——地上的人哟，没有比我更可怜的了！”
虽说“院子里是社会主义”，农奴社会等级森严的气息却无处不在。报社有个藏族勤杂工阿旺，出身“育布”（佣人），专门为编辑部打扫、送水。每次见到噶雪、江乐金等贵族，立即低头旁立，弯腰吐舌，离开时倒退着走，到门口才敢转身出屋。
我说，阿旺你参加革命了，已经是国家的主人，贵族和平民都是平等的同事，你应该挺起胸来。阿旺说，农奴当久了，见了贵族老爷总是心里害怕，奴性在作怪哩。后来在同事们的鼓励下，他才慢慢打消了顾虑，挺直身板。
那时候我总想找各种机会，跟随工作队下乡，去接触拉萨以外西藏的实际生活。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去拍西藏各个阶层的原始生活状态、地理宗教环境，觉得应该积累这些资料。
工作队下乡，有的给农牧民看病，有的为牲畜防疫，兼带宣传政策。一个工作队十一二号人，队伍却浩浩荡荡，骡子、毛驴就有一二十头，大部分用来驮礼物。礼物送给头人和领主——下乡需要当地人的指引，不然寸步难行。礼物包括茶叶、绸缎、银元。在牧区一块银元买一只羊，六块银元就能买一头牦牛。领主收到礼物，通常都很高兴，就会让管家帮着我们开展工作。
我们和农奴有接触，但都不够深入，因为和农奴打交道多了，领主会以为我们在做农奴的思想工作，势必引起误会甚至反感。既然不能多说多问，拍照就是最好的记录。
1957年，我跟着工作队来到金龙谿卡庄园，借宿在农奴扎西旺堆家。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厉声的训斥声，出去一看，原来是管家强桑前来逼债。管家肥头大耳，恶言恶状。扎西旺堆一脸畏缩，愁苦满面，无助的目光低垂到地面……没有比这更强烈的对比了。我悄悄拿起相机，灯光一闪，把恶管家吓了一跳。
另外一张农奴半夜吃饭的照片，也是抓拍的。
那是在另一个庄园。农奴整个白天一直在地里干活，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半夜，他们回来了，疲惫不堪。牛棚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管家提来一桶萝卜汤和一桶糌粑，这就是晚餐：汤是漂着几片萝卜的清水，糌粑是粗糙的豌豆磨成炒面，一般都是给牲口吃的，人吃了肚子会发胀。这样的情景，令人心酸。
那段时间，形势已经很紧张了，经常有消息传来，哪里发生了叛乱，攻击我们的机关和学校，偷袭我们的部队。有一次，我跟着兽疫防治工作组下乡，被一帮武装叛匪跟上了。我们走他们跟，我们停他们也停，他们经常在山顶或高坡驻扎，居高临下地监视我们。晚上我们都要轮流放哨。
他们跟了我们一个月，一直没敢下手，因为我们也不好惹——12个人，个个身强力壮，配有武器。我们的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开第一枪。
这是1959年平叛和民主改革前我亲眼所见的西藏社会情景，我们都有强烈的感受：西藏需要变革。
1980年，我工作调动，离开了西藏，领到了三千元安家费，携妻儿在北京安下了家。今年3月，我把一百张西藏的照片捐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也是国博关于西藏地区的首次专题性收藏
命运是奇妙的，它对你关上了一扇窗，同时又开启了一道门。进藏半年，因为工作出色，我被破格吸收入党。1960年，我被评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就是全国劳模了。如果在内地，我的命运轨迹肯定不一样。
评上劳模的消息，是1960年5月收到的，报社给我发电报，催我到北京开大会，我还很不情愿呢——那会儿我正在珠穆朗玛峰上，准备跟着中国登山探险队第一次从北坡登顶。
“文革”中我也受到了冲击，被发配到林芝的原始森林里劳动。西藏的天很蓝，深邃得望不到尽头，原始森林寂静而迷人。美丽的尼洋河从密林中穿流而过，河水纯净清澈，可以把河底的石头看得清清楚楚。在那里“劳动”，倒别有一番难得的意境。
我利用闲暇时光，动手做了一个红木的板凳，又在凳子底面刻上心里的话，托人带给远在拉萨的妻子，而她给我的回信让难兄难弟们嫉妒不已——那是写在一张张裁得整整齐齐的粉红色的纸上。
1956年进藏，1980年离开，这25年，我亲身经历了西藏从封建农奴社会到平叛、民主改革、“文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几个翻天覆地的转折，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了它从“旧”到“新”的历史全程，这些照片现在被公认为珍贵和有价值。
今年3月，我应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要求，把这批照片中的一百张照片捐赠给了该博物馆。这也是国博关于西藏地区的首次专题性收藏。
前些年我重返西藏，看望了很多老朋友，包括我的“阿嘉拉”（姐姐）次仁拉姆，百感交集。
次仁拉姆从前是农奴，1961年，翻身农奴组织互助组，桑嘎村的11户“朗生”（家奴）因为不会干农活，被排斥在外。次仁拉姆的丈夫强巴叹气：“会跑能飞的都入组了，只有过去住马厩的人剩下了。”次仁拉姆却很有主见，把“朗生”组织起来，学习务农。三年后，他们摆脱了贫困，实现了丰衣足食。这个“朗生互助组”被称为“百万翻身农奴的好榜样”，次仁拉姆当上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我在桑嘎村蹲点采访了三个月，她也成了我的“阿嘉拉”。从此，她每次到拉萨开会都要来看我。
我调回北京10多年后再次见到她，当年的少妇，那时已经70多岁了。她从冰箱里拿出啤酒，爽朗地说：“以前请你喝青稞酒，现在要请你喝啤酒啦！”
我的西藏朋友们，和从前相比，他们的生活早已是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