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李杞龙 整理 林之
这些人的生命停止在那个年轻的时间，却没有得到后人的敬仰，甚至被人们遗忘了
当初，我没想到这件事会做那么久，一直做了30多年。
1972年我从“牛棚”里出来，局里让我去接待上访的人。大概因为我是个“老民政”吧，1952年就当局长秘书，对民政系统的历史情况、各种政策都了解，所以让我去做这事。
上访的人很多，因为冤案多嘛，“文革”中，随便什么人，说你什么就是什么。有一位一等伤残军人，抗美援朝时两手的十指都被冻掉了，两只手成了两个拳头，后来动手术割了一条缝，才可以夹笔写字，“文革”中说他是逃兵，是为了逃避战斗自己把自己冻伤的，就抓起来批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有一天我接待了一个烈士家属，她的丈夫被打成了特务。她说的这件事我知道。那是发生在1949年的事。
那年4月的一天清晨，艮山门外一阵枪响，10个年轻人倒在血泊里，这一天离杭州解放不到半个月。这10个年轻人都是一个名叫“团结进步社”的成员，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时事，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团结进步社”的成员里有两个人是中共浙东游击队金萧支队派过来的地下工作者，其他有的是杭高的学生、有的是军官、有的是社会上的青年。
他们无疑是牺牲在黎明前的烈士，可是当时因为种种历史原因，这10个人中只有金萧支队来的那两人被批准为烈士。一直到1979年，他们才全部被追认为烈士。这是后话了。
可是在当时，这件事触动了我，这些人的生命停止在那个年轻的时间，他们舍弃了生命，却没有得到后人的敬仰，甚至被人们遗忘了。
我们还遗忘了什么？遗忘了多少？
我到局档案室去查阅烈士的资料。
那时民政局在解放路新华书店楼上，档案室在二楼的两间办公室，加起来不足30平方米，密密匝匝的柜子，各种简陋的铁柜、木架，堆放着自解放以来的各种档案。
我找到了杭州的烈士资料，每人一个档案袋，里面只有一张纸，是一张发黄的表格，比我们现在经常填写的表格简单多了，只有姓名、性别、籍贯、出生和牺牲时间这些最基本的信息，最多有几行简历，有的甚至连简历都没有。
他们牺牲了生命，难道，他们活着时的一切，都随着他们生命的逝去而消失了吗？这太不应该了。我还有一个疑问，这些旧档案记录的烈士不到一百个，这么多年，杭州的烈士只有这么多吗？
我开始寻找。
张秋人（1898—1928），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28年牺牲于杭州陆军监狱
我的寻找之旅是从市委档案室开始的，那里有很多老同志写的回忆材料。我们一共两个人，我，还有周东玉，我们从圣塘路上的市委档案室里往回搬资料，每次搬几袋回来，用完了送回去，再换几袋。那时没有复印机，只有一个办法，抄。把与杭州有关的资料选出来，再抄下来，我看，她抄。
有一天，我看到一份陈修良（原杭大党委书记）的回忆材料，其中讲到1928年在杭州牺牲的中共地下党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在原来的档案里只有部分杭州籍的烈士，张秋人是诸暨人，所以在原来的烈士名录里连名字都没有。我查找了许多资料，看老同志的回忆录，又去湖南、安徽、广州、宁波等张秋人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访问了许多人，零零星星的片断加起来，一个老革命的形象渐渐生动——
张秋人，1921年加入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1927年8月，在国民党实行清党的白色恐怖期间，担任了浙江省委书记，来到杭州。他来杭州其实很危险，杭州有不少他在黄埔军校任教时的学生，认识他的人很多。
事情果然就坏在这上面。来到杭州的第四天，张秋人按计划到西湖的船上开会，在路上忽然有人叫：“张先生，你好！你也在杭州啊！”面前是两个年轻军人，自称是黄埔的学生，学生那么多，张秋人对他们只有一些依稀的印象。应付了几句便离开了。谁知船快到孤山时迎面划过来一船，船上又是这两人，张秋人心知不好，忙叫船家改变方向，划往刘庄。船到刘庄，张秋人刚上岸，就见有几个人从四面围上来，他用英语对船上的人说：“快回旅馆，烧毁文件。”然后纵身跳入西湖，显然是想把敌人引走，掩护其他人转移。
张秋人水性很好，他在水中脱掉皮鞋，把口袋里的文件踩入水底，然后奋力向前游去。然而游泳终究快不过敌人的船，被抓住时他只穿了条短裤。
1928年2月8日，小车桥杭州陆军监狱，张秋人被带到小法庭“验明正身”，执行官问：“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只听张秋人大喝一声：“老子张秋人！大寿三十一！”
刑场上响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声。枪响了。子弹穿过张秋人的身躯，难友们仍听到他在高呼：“张秋人精神不死！”
汪性天（1898—1926），曾任中共杭州地委委员，1926年被枪杀在清波门外
在一份省委统战部干部登记表里，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名字——汪性天，他是那位填表人的堂兄弟，1922年入党，1926年牺牲。他是最早在杭州牺牲的共产党员。
汪性天是江苏武进人，很小就离开家，询问武进方面，没人知道他的情况，在烈士档案里也找不到他的踪影，还有人说他是叛徒。我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共产党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看到了这个名字。
在一份当年陆军监狱的名单上，我看到一个叫钟鼎祥的名字，这位老人还活着，是杭州铁路系统的一名退休职工，住在城站铁路宿舍。在他家里，我又听到了汪性天的名字，听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
可是，这位最早的牺牲者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钟鼎祥大概是曾经见过他的仅剩的幸存者了，时间过去几十年了，一切都那么模糊，但钟仍然记得汪性天的相貌，记得他穿一身中式衣衫，长方脸，额头开阔，浓眉，头发向后梳。
根据钟的讲述，我找了一位学美术的同志帮忙画像。画出来后，我又拿去给钟先生看，他看了说：“很像，很像，就是鼻子不像，他的鼻子很特别，有点歪。”我说：“烈士的遗像，歪鼻子就不要画上去了吧？”钟先生连说：“是的是的。”——
1926年，汪性天担任中共杭州地委委员，当时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他奉命加入国民党，在那个明争暗斗的复杂局面下，周旋于国民党左派、右派之间。1926年10月，在江西前线与北伐军作战连吃败仗的孙传芳在杭州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汪性天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斗争，用钢板蜡纸刻写传单，在自己家里油印传单，然后寄发出去。旋即，杭州城里出现了很多密探，到处打探印寄传单的人。
11月4日晚上，姚园寺巷的东河河埠头下静悄悄地停泊着一艘小船，岸上不远处就是汪性天家的后门。就在前一天，杭州地委书记贺威圣被捕，汪性天得知这个消息后，知道危险已经逼近，在杭州待不下去了，这艘小船就是来送他离开杭州的。
汪性天在家中烧毁了文件，在仔细检查确认没有留下痕迹后，他打开后门，向河埠头走去。
然而，太晚了。密探已先一步堵住了他的去路。
在监狱里，两位战友见面了。拖着病体的贺威圣早已抱着必死的决心，汪性天也是一样的心思，每次审讯，他的回答都是：“我是共产党员，是杭州共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要砍要杀随你们，与他人无涉。”除此，再无他言。
11月12日，牢门打开了，狱卒高喊：“贺刚峰！”汪性天一跃而起，大声说：“我是贺刚峰。”贺威圣轻轻推开战友说：“走吧，我是贺刚峰。”在这生死关头，两人想的都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狱卒接着又叫：“汪性天！”两人同时被押往刑场。
四周死一般寂静，他俩拒绝刽子手要他们转过身去的要求，面对死亡的枪口，高昂着头。
项志成（1894—1928），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交通主任，1928年牺牲于陆军监狱
收集烈士资料的工作做了大概有几个月，我被调去筹备建立新老兵中转站，收集的事基本就停了下来。1978年，局里成立了烈士史料征集办公室，我又可以继续寻找了，但不到一年，又停了下来。直到1984年我离休了，心想，现在我可以专心做这件事了。于是打了个报告，局里恢复了烈士史料征集办公室，这一次有5个人了，由我负责，通过各级民政部门去广泛征集，这下规模大了。
我们寻找着蛛丝马迹。浙江图书馆里1921年到1937年的报纸剩下不多，也就一百多张，都要被我们翻烂了。上海静安寺图书馆里有很多旧报纸，如《申报》、《民国日报》。书店、图书馆，只要有用的旧书，我们就买回来。
一天，我在一本1928年当时党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党刊》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哀项志成……等八人》，显然这是对烈士的哀悼，文中称这几个人都是“八·七会议方针的忠实执行者”，“是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
项志成，我曾在一份杭州陆军监狱的名单上看到过这个人的名字，但“文革”中也有人说他是叛徒，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如果他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人，死后还要背着叛徒的恶名，岂不是太冤了。
小车桥的陆军监狱早已毫无痕迹，烈士纪念馆打算做一个模型，先根据知情者的回忆画了一张平面图，1978年我拿着这张图纸去了北京，想请一些曾经在陆军监狱待过的幸存者看看，是否准确。当时来了有七八个老人，其中有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中央经济研究所负责人骆耕模等人。谈起往事，老人们非常激动，从他们的嘴里，项志成——一个老交通员的形象渐渐清晰，住在上海的潘念之老人气愤地说：“谁说项志成是叛徒，我愿意与他当面对质！”——
1926年11月13日，贺圣威和汪性天牺牲后，遗体被放在湖滨公园示众，围观的人群里有一位伤心的“老者”，他就是项志成。
其实项志成并不老，才30多岁，可是因为生活的劳累，看上去就像是50多岁的老头。1926年，他担任了中共杭州地委的交通员，一年后，又担任浙江省委的交通主任。项志成住在金钗袋巷，与老母亲相依为命，地下党帮他摆了一个小人书摊，作为他收发、交接、传递文件和信息的掩护。1927年11月6日，项志成被捕。
1927年的冬天特别冷，钱塘门附近，每天有一个老妈妈沿街乞讨，有时她会在陆军监狱的铁门外徘徊。有一天，老妈妈终于跨进了陆军监狱的大门，见到了伤痕累累的儿子项志成，递过去一碗她刚刚要来的米饭。她那昏花的老眼，泪已流干，欲哭无声。项志成面对苍老的母亲百感交集，接过饭碗，强忍着悲痛说：“儿子是为穷人办事，光明正大，只是不能养娘到老了。望娘不要再记挂儿子，好好保重自己……”
老妈妈哪里会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1928年1月9日，项志成在陆军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老妈妈也不知所终。
马东林（1906—1928），曾任中共西湖区委书记、浙江省委候补委员，1928年牺牲于陆军监狱
1978年夏天，我心里老是惦记着一个名字——马东林。
1927年4月13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二天，《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通缉令，通缉共产党员马东林、宣中华等63人，1928年1月22日，恰是除夕凌晨，马东林被捕，2月8日牺牲。关于他的情况很少，只知道他住在东山弄，家里蛮富裕的。
我去东山弄寻找，50年后的东山弄，还有马家的踪迹吗？1978年的东山弄还没有那么多房子，路两旁都是郁郁葱葱的山林，有一些老房子，看上去年代也并不太久，问了几个老人，“姓马的？”他们都茫然地摇头。时间就这样一点点地将所有的东西抹去，即便曾经是惊天动地的事情。
好在打听到马东林的妻子改嫁后住在上海，我立刻赶去。上海的一条僻静的小弄堂，一个有点破旧的木门，我满怀希望地敲门。门开了，出来一位老妇人，看上去很老相，很憔悴，和蔼地答应着。可是当我说出“马东林”时，她的脸色阴沉下来，回答我三个字：“不晓得。”无论我怎么问，她什么都不讲，只是反复地说“不晓得”，然后就回身进去，关门，将我拒之门外。我想，这一定是一段她再也不想提起的心头之痛，她一定有很多的难言之隐。就让那些秘密留在她的心里吧。
当然很失望啦，谁知柳暗花明，从舟山传来了好消息，马东林的儿子由亲戚抚养长大，现在在舟山工作，他寄过来一些材料，都是听亲戚们讲述的父亲的故事。——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杭州陷入白色恐怖，中共西湖区委书记马东林只能转入地下，他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有时一个晚上要转移好几次。但他并没有停止工作：建立岳坟、灵隐的党小组；到桐庐组织农会；策反桐乡县长；组织“打狗队”，暗杀浙江特刑庭庭长；去湖州帮助恢复党组织……
除夕的前一天，马东林回到家里，妻子做了几个小菜，他和两个“表兄弟”（地下党员）一边吃一边聊天，殊不知，此刻他已经被一个亲戚出卖，侦缉队100多个人已经包围了东山弄。马东林发现异常已经来不及走了，只好躲进家里的夹墙，但被侦缉队破壁抓住。
在陆军监狱的审讯室里，他受尽酷刑，在牢房里，他写下“马在东林吃草”几个大字，又写下一副对联：“马放东林，摇尾嚼草；人囚西牢，卧薪尝胆。”豪气冲天。
临刑前他给妻子留下的遗言是：“我死后，你不要为我守节，要嫁人，再嫁一个共产党。”
曹仁标（1915—1932），上海市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1932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他们都那么年轻，二三十岁的年纪，正是现在的年轻人追逐时尚、尽情享受的年华，可是他们却为了理想死去，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现在的人，如何解读信仰这两个字？
50岁以上的人大多熟知电影《洪湖赤卫队》，其中韩英在狱中的唱段有这样两句歌词：“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大路旁，儿要看红军凯旋归……”几十年前，这两句唱词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曾经唱遍街头巷尾。
殊不知，1932年，在南京警备司令部拘留所里，萧山青年曹仁标就这样对他的狱友温济泽说：“我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眼看着，等红军进南京城，才会闭上眼睛。”
60年后，曹仁标的战友温济泽回忆道——曹仁标同志是我的亲密战友和同案难友。1932年7月，中共领导的上海反帝大同盟等反日团体，在共舞台召开援助东北义勇军大会，我和他一起被捕。这次被捕的共有28人，被称为轰动全国的“共舞台案件”。10月1日清晨，他和其他12名难友壮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事后，有一个押送的看守，流露出敬佩和同情的神色对人说：“这13个年轻人真是有种！个个不怕死。有的身中10多枪，还在大喊‘共产党万岁’，高唱‘打个落花流水’。”
杭州烈士名录中最初只有90多人，到寻访结束时，我统计的杭州历年来牺牲的烈士共有2373人
从最初的没有名字，到找到名字，到写下他们的牺牲时间和地点，到描绘出一个个烈士的音容笑貌……那些年里，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与那些不朽的灵魂对话。我们一点点地接近真相，我们访问了1700多人，光我自己就访问过几百个人，这些访问的过程，我感觉也是在访问一个个生命，讲述的和被讲的，让我看到了许多真实的生命。
我这个人比较木讷，做事一根筋，大概是遗传吧。我爷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中医，医术高明，四乡八邻都要来请他。可是他除此之外一窍不通，一次挑着担子走山路，累了，想换肩，怎么也换不过来，最后转了个身，终于换到了另一个肩膀，却忘了人也换了一个方向，又懵里懵懂地走回去了。村里还流传他的另一则笑话，说他老人家有次过河，走到水边，脱了鞋袜，趟水过了河，然后坐下穿好鞋袜，等他站起身来却大吃一惊：“怎么还有一条河？”爷爷熟读医书，我父亲却大字不识几个，一辈子只会用心种田。偏偏还有人就看中他这点，我外公两个儿子都是饱读诗书，却一定要把写得一手好字的女儿嫁给老中医那个不识字的儿子，她就是我妈妈。我没有遗传到妈妈的聪慧，却全盘接受了爷爷和爸爸的认真——他们一个认真行医，一个认真种田，我呢，就想认真做好寻找烈士这件事。
杭州烈士名录中最初只有90多人，到寻访结束时，我统计的杭州历年来牺牲的烈士（包括七县人士、在杭州牺牲的外地人）一共有2373人。其实凭我一个人的能力是完不成这件事的，有很多人的参与，我只是其中贯穿始终的一个人。后来，我们出版了一本《杭州英烈》，上下两册，选了其中119个烈士为他们做传。这是全国第一本地方性烈士传略，在编写过程中，要感谢王旭烽、吴流生、张子帆等人的大力帮助。
2000年，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最后几个字，心里一片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