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寿雨农 整理 曾琦琦
六七届初中生，有了赴日本长崎县学习的机会
1986年年初，浙江造船行业在全省范围内选调了40名35岁以下的技术尖子集中到杭州学习日语，再从中择优选10名去长崎造船株式会社学习先进造船技术和管理方式。本人有幸入选。
我是六七届初中生，1969年到黑龙江农村插队，1973年得了钩端螺旋体病，病退回杭州，直到1977年才分配进船厂当学徒工。
26岁的人当学徒工，每月挣15块钱，讲出来脸孔都红了。但想想黑龙江插队、生病的苦，想想办病退的难，有了一个正式工作的我哪里还会挑剔？只有好好做的份。不是自夸，我对技术确实肯下功夫钻研。比方造船要放大样，我用马粪纸、牛皮纸把大样扑下来，卷起来背回家，在地上铺开一一拼接，弄清楚其中的道理。过了几年，我被提拔为车间主任。
日语集训班采取封闭方式，强化学习三个月，呜哩哇啦学了一个星期，第一次考试。我考了60.5分，排在倒数行列。
我想打退堂鼓了。厂长说：“去不去得成不是你考虑的事情，努不努力才是你的事情。”
厂长的话点醒了我。平时我们经常抱怨我们这代人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学知识的时候停了课，没有撞上机会。现在改革开放了，机会就在面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我为什么不敢遛？我二话不说，回集训班专心读书。
在决定取舍的大考中，我一下子跳到第九名，得到了去长崎培训的机会。
1986年5月，十名浙江造船工人从上海坐飞机直达日本长崎县。
同样的活，他们为什么干得很轻松？我们为什么拼出性命差点趴下？
日本的县相当于我国的省，长崎县是日本现代工业的发祥地，造船业无论技术还是产量均居世界前列，誉满全球。
我们作为研修生分派到造船车间。我和宁波的小李分在一个班组。
我和小李一到班组，班长木森先生就分派我们做左甲板，同时分派两位日本工友做右甲板。这样安排明摆着是考考中国技工的水平。我和小李心知肚明，埋头干了起来。这一天，我和小李咬紧牙关从上班干到下班，除去吃午饭花了20分钟，紧张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结果，任务完成得与日本工人相差不多。木森班长夸我俩干得好。
下了班，我和小李累得连抬腿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我注意到同样干活的日本工友干得不慌不忙，下了班开着汽车回家了。同样的活，他们为什么干得很轻松？
那几年，我们船厂已经狠抓纪律了，工人基本上做到了不迟到不早退。但工人到厂后，歇几口气，换换工作服，泡上一杯茶，再跑趟厕所，至少过半个钟头才能进入工作状态。上班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是习以为常的。管理人员更宽松，一大堆人坐在办公室，从美国聊到伊拉克，从武则天讲到乾隆皇帝。虽然这个月抓质量、那个月抓服务，但抓来抓去最后却落实到嘴巴上、标语横幅上。
长崎也是8小时工作制。减去20分钟吃饭时间，7小时40分钟是十十足足干活的。换工作服、撒尿之类的事情在上班之前全部搞定。上班时没有捧茶杯的，口渴了，自来水笼头打开就可以喝了。我以为自己动作很快，时间抓得很紧，拿起锤子马上干活，想起还需要钳子，快步跑去拿钳子。木森班长竟批评道：“拿工具只需要跑一趟，你为什么要跑两趟？在拿之前你必须想周全！”
厉害！这里的工人走路都是小跑，跑的是两点一线，绝不走弯路。各类工具放在最合适的地方。工人之间一天说不上三句话，但配合得极其密切，有疑问了，往往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搞定。放眼看去，甲板上、船舱里戴黄色工作帽、穿灰色工作服的工人工蜂似地埋头作业，叮叮当当的敲打节奏格外急促。
我们十个人个个是原单位的技术精英，但一天干下来，都觉得体力精力消耗到了极限，下班回宿舍，大家累得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连饭都不想吃。船上最苦的活是切割，高温光焰使泡沫塑料发出难闻、有毒、令人窒息的臭气。研修生中我是最能熬的，在船舱里切割，咬紧牙关撑到两分多钟就撑不下去了，上来换换气；而日本工人个个都能坚持四五分钟！
熬过一个月后，我们才渐渐适应了长崎的工作节奏。
事实证明，我们不比日本工人笨，掌握技术的能力不比他们差，但我们体能差。我小时候营养不良，上山下乡生了场大病，平时又没有进行体育锻炼，而日本工人身体健壮，个个像运动员。我们与他们一起干活好比天天跑马拉松，虽然我们也跑到了终点，但他们能轻松搞定，而我们拼出性命差点趴下了。
日本企业的精打细算我早有耳闻，亲眼所见，超出我的想象
管理上的差距更大。
长崎造船株式会社管理人员与一线工人的比例是1∶17（我们厂是2∶3）。他们管理人员少，承担的工作却不少，连工作服的洗烫都包了。上班前工人凭号码领回洗净烫平的工作服，下班后将穿脏的工作服交出。
管理人员穿与工人一样的工作服，戴一样的安全帽。他们有办公桌，但没椅子，办公桌前面一张长条椅子是给工人坐的。管理人员胸前挂着对讲机，被呼来喊去，只见他们东跑西颠，像被撵的兔子，根本没有时间坐椅子。
日本企业的精打细算我早有耳闻，亲眼所见，超出我的想象。这么大的造船企业没有仓库。需用钢板了，电话通知钢厂，钢厂派车准时将所需钢材运到门口，紧闭的大门在约定时间准时开启，大吊车也准点赶到，将刚刚进门的货车上的钢板吊起，送进车间。一个个环节的衔接几乎精确到秒。
而我们厂里用钢板，采购员先要拉关系寻门路设法搞到钢材指标，钢板购进堆入仓库，要用了，将锈迹斑斑的钢板拖出，用铁砂机打磨除锈，再刷上防锈漆，漆干了才能切割裁剪。光钢板一项我们同日本比，效益、效率差多少？
那时，国内造船厂还在用原始的方法放大样。放一艘船的大样要用与这艘船规模相当的木材，既耗费木材又占地方。造大一点的船，要把船分成几截，一截一截地放。而长崎的船厂用电脑放大样，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第一次看到电脑屏幕上放大样的画面时，脑筋半天转不过弯来。
班长的安全帽比我们多一圈红线，车间主任多两圈红线。他们既要周密布置作业任务又和我们一起干活，好比领头羊。这里没有“领导在与领导不在一个样；质量第一；大干××天，造出××船”之类的标语口号。对日本员工来说，7小时40分钟，分分秒秒都是大干，无所谓领导在不在眼前。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成了每个员工的习惯。
我们的技术人员都是坐办公室的，车间里看不到他们。而长崎的工程师除了画图纸坐办公室，经常在作业现场征求工人意见。日本工程师一脸诚恳地向我讨教，请我多多关照，真使我又诧异又温暖。
一艘船完工后，要检验、要试航。长崎有专门从事船舶质量鉴定的评估机构。需要的时候，他们便派人员上船检验。检验的项目很多很细，一项一项进行。如果到吃饭时间还没有完成的话，厂方便提供检验人员一瓶可乐和一个面包。如此怠慢“娘舅”，我觉得不可思议。毋庸讳言，我们船厂搞检验试航，“娘舅”来了，好酒好菜招待，还要送红包。长崎的思维正好与我们相反，如果“请吃”意味着请的人心虚，船可能有问题，这艘船没有人敢买；而“吃请”，说明吃的人毫无职业道德，不配搞检验，砸自己的饭碗。
不过，这里也有请吃的时候，只是上级请下级。任务完成得好，或者碰到喜庆的日子，车间主任或者班长会自掏腰包请我们郊游、吃烧烤或泡温泉。
日本人很能吸取外来文化。他们礼数多多，也是学中国的，动不动就鞠躬
造船车间在海边，我们经常在船上作业。天空是蔚蓝色的，飘着白云；海水是蔚蓝色的，映着白云。看到海鱼在轮船周围游来游去，我简直不知身在何处。
我们住在长崎造船株式会社提供的宿舍里。宿舍两人一套，有卧室、卫生间、厨房，可以天天洗个热水澡。株式会社为每个员工提供工作餐，还给我们研修生每人每月24000日元生活补贴费。这笔钱按当时的汇率折算，相当于人民币1000元。我在国内的月工资才六七十元。日本工人的工资是多少？我问日本工友，他们都笑而不答。
1986年，我国还没有走出短缺经济的阴影。我每个季度都要从居民区小组长手里领回一叠粮票、油票、豆腐票、煤饼票。彩电票、冰箱票还轮不到老百姓，半夜三更爬起来排队都排不到。
所以，当我第一次跨进长崎的超市时，真是大吃一惊。超市里吃的用的五花八门、五光十色，一排排、一堆堆，我眼睛都看直了：哇，介许多东西啊，在杭州肯定马上被抢购光了！
我一边看商品标价，一边心里折算：大米，相当于人民币十块钱一斤，面粉两块钱一斤，青菜最贵，论棵卖，一棵二两重的青菜标价160日元。在长崎，最舍不得吃的就是青菜，恨不得自己种青菜。
超市里快到保质期限的食品便宜得叫你眼珠弹出。我们最喜欢去超市淘快到期的便宜货，大包小包拎了回来。面粉比大米便宜得多，星期天，我就露一手插队时学来的包饺子手艺，大家一起大吃一顿。
日本工友对我们很友好。班长木森几次开车把我和小李接到他家做客。
木森家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坐落在靠海的山坡上，院子里种着花草，楼房底层有汽车库。木森有两辆车，为了节省地方，一辆吊起，一辆停在下面。那一大片山坡都是这样两三层楼的别墅，错落有致，与自然风光和谐相融。
到了门口，木森先生按门铃，中气十足地说：“我回来啦！”门开了，木森夫人迎上来说：“啊，你回来啦，辛苦啦。”木森先生介绍说：“这是中国来的寿先生、李先生。”木森夫人向我们行鞠躬礼，我们也按日本习惯鞠躬答礼，换鞋进屋。
木森家楼上楼下宽敞明亮，摆设简洁，一尘不染。木森夫人是全职太太，她化妆淡雅，穿家常衣裳，脚拖木屐，迈着细碎的脚步，滴笃滴笃地给我们上茶，端食品。她笑容可掬，举止端庄文静。我们学木森先生的样子坐榻榻米。吃饭的时候，夫人陪在旁边不停地给我们夹菜、舀汤，她自己却不吃。
日本人吃饭也用筷子，每人面前放一个大餐盘，像欧美人那样分食，夹菜用公筷。这个细节折射出日本人很能吸取外来文化。他们礼数多多，也是学中国的，动不动就鞠躬，请你多多关照。在木森家吃饭，我觉得太拘束，太做筋骨了。
一个世纪前，“定远”舰的炮管上晾晒着水兵的裤衩，炮管里满是油垢
长崎是挨过原子弹的地方。四十年过去了，长崎全然没有了战争的痕迹，在废墟上重生。长崎人早已生活在现代化之中。
我曾听人家说到了日本皮鞋一个月不擦都不脏。亲临其境，我看到每个星期六清早，各家妇女或老人带着孩子出来打扫环境卫生。她们干得认真又卖力，不知是约定还是规定，看上去很自然。长崎也有很多节庆，节庆的日子人山人海，欢歌笑语放鞭炮，活动结束，场地居然看不到一点垃圾。
长崎县全部人口才150万，而到长崎来玩的人每年超过2000万。那时，我脑子里还没有旅游这个概念。到长崎后才悟出，会享受生活才会有强壮体力。高效率的工作要有高质量的生活为后盾。
有一次逛街，我逛进成衣铺。只见订做衣服的人在成衣铺选好衣料、样式，设计人员马上在电脑上演示他穿这件衣服的画面，征求意见后一一修改。定了稿，15分钟以后那人就穿上新衣裳走了。
15分钟时间光裁裁剪剪也不够啊，何况还要踏缝纫机，这衣服是怎么做出来的？真是神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当然，订做的价格是很贵的。
意味深长的是，一个世纪前，也就是1886年8月1日中午，长崎港鱼贯驶入四艘悬挂着黄底青龙赤珠海军旗的军舰，这是中国北洋海军的装甲舰。其中的“定远”、“镇远”如同两座浮在水面上的巨大城堡。舰上配有各种口径火炮20门，舰首主炮口径达305毫米，被日本人称为“东方巨舰”。对比之下，长崎港内日本海军的舰只小得那么可怜。
然而当有一批日本海军军官登舰作“亲善”访问时，观察到这样的情况：“定远”舰305毫米主炮的炮管上晾晒着水兵的背心、裤衩；大炮炮管里满是油垢，似乎很少擦拭过；水兵在甲板上嬉闹；不穿制服穿长衫的军官跟班吊儿郎当地在舰上晃荡。于是，日本舰长东乡平八郎断言：这样的海军哪怕配备再好的军舰，也是不难战胜的。
1894年甲午海战印证了这一断言。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日经济力量的差距比那时大了，日本的人均GDP是我们的几十倍，而每万元GDP的能源消耗只有我们的十一分之一。
有了对照，我对国内的落后有了切肤之痛。尽管日本造船业很需要技工，尽管工资是国内的近百倍，1987年，我们十人全部按时返回祖国。
与长崎的儿童相比，又娇又嗲的女儿长大了能与他们较量吗？我急了
离开长崎时，我买了彩电等当时最紧俏的家用电器带回家。左邻右舍非常羡慕，认为我收获很大。我以为，这些是微不足道的，我带回来的是危机感。
回国后，我继续当车间主任。虽然有紧迫感，但我不能不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工人上下班要挤公交车、接送伢儿、买米买菜发煤饼炉汏衣裳，老婆也是上班族，爹妈和岳父母还有差遣。所以，比照长崎车间主任的工作安排，我是折扣打了又打。但是，还是有人承受不了，讽刺我说：“你的大大的坏了。”我上班没几天，一位师傅来吵，说我太刹刻，派给他的任务两个钟头无论如何做不出来。我说：“我来做，你看牢。”
半个钟头不到，我就做出来了。整个操作过程与在长崎时比宽松多了，那位师傅看得目瞪口呆。我说：“你就照我的样子做吧，给你一个钟头。”
从此，我派活，再没有人同我讨价还价了。
我们的厂长也去长崎考察，回来后决心提高管理效率。他下令搬掉科室人员的椅子，要求他们像长崎船厂的管理人员那样高效运转。不料，科室人员非但不买他的账，反而一个个在办公桌上一坐，大骂厂长有毛病。
我的长崎工友，年纪轻的个个受过高等教育，生活条件优越，但他们吃苦耐劳的本事，竟比我这个在黑龙江农村种过地的老知青强。他们的自觉自律是从小培养起来的。长崎的孩子衣着整洁，言行文雅。上学放学背着双肩包走路，没有大呼小叫、搂肩搭背、你追我赶的。他们特别喜爱集体活动。我去木森家都在星期天，可他的两个孩子却一次都没见到。原来，他的孩子不是登山就是参加社区活动去了。
从长崎回来后，我将自己的女儿与长崎的儿童做比较，又娇又嗲的女儿长大了能与他们较量吗？我急了。
吃饭，桌上有一盘虾，女儿夹大的先吃。我问她：“为什么吃大的不吃小的？是不是小的让爸爸妈妈吃？”女儿说不上来。我说：“你也许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这一举动给旁人的印象就是自私。生活细节最能折射人的品格。”
女儿上学了，我要求她学习尽力，尤其是体育课、劳动课、打扫卫生决不准偷懒。学校放寒暑假，只要有出差的机会我就带着女儿出门，让她长见识、练胆量、练体能。如果她与同学发生冲突，要她找自己的毛病，不准寻理由为自己开脱。我凶巴巴地教训女儿，丈母娘见了都吓得逃走了。我认为女儿好比一棵小树苗，已经被宠得有点偏了，非强力干预不可。
看来我的忧患意识没错，中日孩子在一次夏令营活动中表现差距极大引起了教育界的惊呼。
女儿考上大学，我要求她假期出去打工。女儿前年大学毕业。毕业前她在一家外资快餐店实习，一天，店堂负责人临时出去办事，他托我女儿代理负责一下。下班盘账，发现短款一百多元。数目不大，女儿这天的工作与钱无关。但女儿没有把问题上交，而是妥善地追回短款。女儿的处理方式引起公司领导的注意。女儿毕业后，公司派员找上门聘请她，并破格安排她担任督导工作。
工作了两个月，女儿被上司指派去香港参加总部的业务考核。亚太地区共有六十多名督导参加考核。女儿初试进入前八名，最终获第二名。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她的职务连升四级，工资也增长了三倍。现在被派往江苏工作。
上司与同事认为她不像刚出校门的独生子女，像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
女儿对我说：“爸爸，大家夸我的那些优点，是你打出来的。”
长崎回来，我是狠心打过女儿，不得已啊，痛在我心里头。女儿现在理解了，我感到欣慰。
这也是我长崎之行的收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