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夔龙时时思念，常坐书房流泪。一天街上闲逛，在一家服装店里看见一具木制的模特儿，身著翠绿绸旗袍。陈夔龙徘徊良久，终于以高价买回这模特儿。摆在房间里，肃然独对。据说，这模特极像许夫人。
陈夔龙情深如此，许夫人也算不枉了。
陈许的爱情故事说明：第一，爱情有很多种，并不是只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才感人；第二，纠缠着世俗功利意味的爱情，有时也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同样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尊重。
“义和团”不好玩
义和团，或者叫“义和拳”，对于已近中年的人来说，应该是个十分熟悉的称谓。
记得小时候的读物，特别是连环画里，经常有对义和团如何神勇、如何“刀枪不入”的描绘，夸耀他们在扶清灭洋、锄强扶弱的事业里轰轰烈烈、气壮山河。对这些传说，在当时我们还是很相信的，至少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义和团代表了一种神秘的正义力量，他们杀那些侵略的洋人就像砍冬瓜一样容易，实在是浪漫有趣得紧。
及至到了年长，看惯了红尘冷暖，走过了岁月沧桑，才知道那不过是一些文人的粉饰之词。义和团也是人组成的，是“人”，就不可能违背人的自然规律，怎么会“刀枪不入”呢？
后来，又看了一些当时的记载，发现除了反对侵略值得肯定以外，义和团的有些做法也值得怀疑。当年心目里崇高的义和团，现实中并不好玩。
蒙昧无知
“蒙昧”是体现在义和团身上的关键词。
义和团以反对洋教为己任，但其反对洋教的工具，却依然是中国一些传统的神秘主义的东西。他们相信的神并非完全来自佛、道等正规宗教。大概是佛、道这些正规宗教的教义太过深奥，普通义和团成员不容易接受。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些传说中熟悉的人物来作为自己的神，比如关云长、姜子牙、孙悟空、二郎神等。这些人物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打架非常厉害，很勇猛，具有神秘的“功夫”，经常打胜仗，另外就是经常在小说、戏曲里出现，即使是不识字的农民也十分熟悉。
义和团如何借助这些神的力量？
他们采用的也是极简单的在农村流传的降神附体的方式，每一个义和团成员都可以请得这些神附在自己身上，使自己变成神的代言人，从而“刀枪不入”，天下无敌。至于义和团的首领，则比普通成员要更加厉害，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无所不能。
可以说，义和团其实还是很愚昧的。从他们信奉的神来看，根本看不到他们的先进性。这种愚昧，也注定了他们是必然被利用、必然要失败的。他们号称神力无边，但现实却如同我们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一样，面对洋人的现代枪炮，这些被“神”附了体的人，常常不知不觉就成了炮灰。
只可惜，他们死的时候，还不知怎么回事，或者是在惊讶：怎么还有比“神”更厉害的东西？无知者无畏，但这无畏的代价也太大了些。
残忍嗜杀
“残忍”，是义和团的一大特色。
这么说，可能会有人不同意，因为义和团杀的是洋人，是侵略者，不能用“残忍”来形容他们。
其实不然。正如他们所信奉的神是那样莫名其妙一样，他们对正义的看法也莫名其妙。比如，他们“扶清灭洋”、反对洋教，是因为有些团民受过洋人、教堂的欺负，这还可以理解。可是后来，连所有沾“洋”字的东西都反对，对所有与“洋”字有关联的人都残酷虐杀，这就过于残忍了。
1900年6月中旬，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义和团大规模进入北京、天津地区，灾难也随即降临到这两座名城。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凡是用洋物的，一个都不放过，如有谁用眼镜、洋伞、洋袜等，在义和团那里肯定是死路一条。“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有一家人甚至因为有一盒洋火（火柴），八口人全部被杀。
这种景象，实则比“残忍”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可怜可悲
当然，义和团还是“可怜”的。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似乎代表了朝廷的正义力量。但清廷对义和团，却只是抱着利用的态度。
天津西郊的杨村之战，义和团奉命上前线冲锋，不堪敌人机枪扫射，掉头逃跑，却又为清军所阻。两面机枪夹击之下，死伤殆尽。
东交民巷之战，慈禧的亲信荣禄对此深怕敌方不支，而致使馆夷为平地，不惜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使馆防御。（见笑蜀《庚子读史笔记》）
如果这些史实还叫人半信半疑的话，那在八国联军正血洗北京、残杀义和团的时候，清廷已开始与侵略者议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1900年9月7日起，为了讨好侵略者，清廷竟开始连续下令剿杀义和团，命令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
义和团打着“扶清”的旗号，最终却被清廷所扑灭，这真是一个极大的反讽。义和团的可怜之处也正在这里。
一则笔记来看义和团
为了说明“义和团不好玩”，这里再引一则当时的笔记。
笔记说，庚子年间，有义和团的成员为躲避八国联军的屠杀，藏在京城西边的翠微山里，因为战争期间，后勤工作跟不上，团民们没有吃的，实在饿得忍不住了，就抓了邻村一个姓韩的富户，勒索一万两银子。这姓韩的没那么多钱，请团民们再少一点，义和团不答应，竟把这姓韩的杀掉了。这韩富户的老婆可不答应了，想跑到官府去告，一转念官府奈何不了义和团，于是直接跑到洋人那里，那洋人的部队办事倒很迅速，一会儿就派兵到了翠微山，义和团的伙计们此时还正在呼呼大睡呢。只听一排枪响，团民们纷纷惊起，仓皇抵抗，哪里是洋人的对手，一会儿全部被杀光了。（《汪穰卿笔记》）
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第一，义和团很残忍很可怜，居然绑票撕票，到头来自己也没落得个好下场。第二，清政府很无能，连自己的子民也保护不了。第三，侵略者很讨厌，义和团的事，再怎么说也是当时中国的内政，要你们来瞎操心干嘛？杀来杀去，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真乃千古至理也。
议和之中的“夹心人”
鸦片战争开始后，清廷当局几乎完全没有主见，任由下面主战派和主和派两派大臣打闹，谁占了上风就听谁的。看着打了几次胜仗，便立即主张战斗下去；眼见节节败退，又赶紧和入侵者谈判。
如此反反复复，迁延数年，条约立了不少，银圆赔了不少，土地割让不少。换来的，当然只是片时的安宁。逐渐的，倒形成了一定规律。往往先是主战派占了上风，与侵略者一阵猛打，但由于无论是士兵训练上还是武器装备上，都逊了一筹，打不过，情势变得危险起来。这时，主和派就派上了用场，朝廷无奈，急急忙忙地让他们去和入侵的列强谈判，直到暂时平息。
这中间，朝廷的最高掌权者是没有多少绝对性意见的。常常一下子信任这个，一下子又听信那个，两边摇摆。从主战派来讲，打了就打了，打不赢就算了，最终的处罚无非是革职、杀头一类，结果简单直接，一点都不复杂。倒是主和派，等到收拾战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在清廷的决策人和外国侵略之间周旋，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作为中国的谈判代表，无疑要顾及朝廷的面子，但外国的坚船利炮虎视眈眈地守在那里，又哪里敢表示半点强硬的态度。
因此，直接参加和谈的人是名副其实的“夹心人”，两边都不讨好，的确不好当。
忍气吞声到处拜访
话说庚子年（1900）七月廿一日，面对气势汹汹的八国联军，预知战事无望的慈禧、光绪仓皇西逃。接下来的两个月，被委任为全权谈判代表的李鸿章、庆亲王奕劻陆续赶到京城，开始和联军议和。
这个过程当然是艰难的。
首先是各国之间的意见就不一致，这个国家认为要这样，那个国家认为该那样。令人头痛的还有，就是各国的外交公使和本国的统兵军官的意见也不一致。李、奕二人带领一帮随员遍拜各公使，费了不少口舌，纷纷扰扰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才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协议。议定的条款对清廷当局来说酷虐异常，但自己身处弱势，只能是无可奈何。如果撕破脸皮，只怕战事又起，到时又还得修补条约，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只好忍气吞声。
外国人的意见得随时向上面报告
当时李鸿章已到垂暮之年，有病在身，参加正式谈判常常不能亲往。两位全权代表中，开初时只有奕劻能亲自履行职责。
开议那天，奕劻带了陈夔龙、那桐等一干随员，来到日本使馆。日本公使代表各国将条约内容宣读了一通，即交给奕劻，举止间甚是无礼。
奕劻虽是全权代表，但也终究只是代表而已。当然不敢擅自做主即行答复。出得使馆，奕劻很是伤感地对跟随的陈夔龙说：“端王等人因为迷信义和团，导致了这场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今天的会议令我难受。可为国受辱，又还有什么话说。你要速将各国公使递来的条约交李中堂（鸿章）阅看。即日发电给行在（慈禧、光绪），希望他们能批准。这事必须在今日办完，电稿也不必送我审定，发后抄一份给我就行了。”
奕劻这番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派自己来议和，真的是受气，但又没有办法；二是条约的事情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禀报给上面。
从这一点来看，奕劻还是比较清醒的。兹事体大，事关中国数万万人的福祉，自己如果胡乱做主，背的是千古骂名。
陈夔龙不敢耽误，马上去请示李鸿章。李鸿章这时病重，见不了客。好在他早有交代，指示像这样的向最上头报告的事，要用“重”笔来写。陈夔龙素以干练闻名，这时便抬出宗庙社稷，用“重”笔起草了一份电稿，让李鸿章的儿子送进去审定，并即刻发电。
上面犹豫不决，具体操办之人难受
电文一到西安，慈禧、光绪也知事情重大，马上进行研究。这两位计议半天，发现很多事情不合自己的意思。
比如，赔偿的款项太过巨大；要求惩办的一些大臣罪名太重；德国公使还要求在京城建纪念碑，这可有碍国体，等等，反正这些事情都不能同意。
这时，荣禄正跟在慈禧、光绪这两位巨头身边。作为臣子，他深知李鸿章、奕劻他们议和的不易。因此，在慈禧和光绪面前，他婉言力劝，一再说事情紧急，不答应的话就有可能再起战火。
慈禧听了，竟发了火，说：“请皇上斟酌，我不能管。”这很有些无赖的意味。
第二天，北京两位全权代表又发电来催，称各国公使正在等答复，以决定是否继续进兵。荣禄赶快据实上报。
这时的慈禧更无赖了，居然说：“两位全权代表只知道责难我们，不肯向各国公使据理力争。我既不管，皇上也不管，由你们管去吧！”话一说完，竟将电文扔在地上。荣禄不敢言语。
光绪这时出来解围：“你们也不用着急，明日再说。”
荣禄回到府邸，想着这种情形，就是明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自己和奕劻、李鸿章这些谈判代表，两头不是人，心里的苦楚只有自己承受。事情还是要做的。他揣测：“默想慈禧的意思，也知道这事情非答应不可。不过难以当面说出‘答应’二字罢了。”
两天后，见了慈禧和光绪，荣禄先说了一通其他事，最后轻描淡写地说：“前日两位全权代表发来的电稿，已经过去几天了。中间又有电文来催。能否让我们先起草一份回电，再报请您审定后电发？”
慈禧心里到底不爽，沉默了一会儿，见情势难以挽回，只得说：“如此也好。”
荣禄得旨，赶紧拟制了回电，并迅速呈报慈禧。慈禧含糊应允：“知道了。”
得了圣旨，荣禄即安排发电，奕劻、李鸿章等收电后马上知照各国公使，议和便基本成了定局。
这是庚子年底（1900）的事了。一年后，荣禄向陈夔龙说起这件事时，感慨万千：“你们在北京应付各国公使，处境艰难。我在西安两宫（慈禧、光绪）前面委曲求全，最后总算完成了这件事，处境更难。”
呵呵，“夹心人”真不好做也！
接续谈判也艰难
和议基本达成，两宫安然回到北京。
接下来，就是讨论惩办“抵抗者”的事情。这次谈判放在英国使馆。因为李鸿章已经病愈，便和奕劻及一干随员同赴英国使馆。
英国公使首先发言，无非强调这次各国到中国来，却遭到了义和团的抵御，其中罪魁祸首是端王载漪，只要把端王从严处理了，其他人可以不论。听了此言，奕劻马上作了否决，因为端王是皇室亲属，万难重办。
那英国公使早料到会如此，立即又抛出一份要求惩处的名单，中间有庄王载勋、右翼总兵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都要求从重从严论处，其他则依次递减。
对这些人的罪名，李鸿章、奕劻心里清楚，像庄王、毓贤固然有罪，但总兵英年并没有实权，不过是在联名抵抗的告示上署了一个名，这也犯不上杀头之罪，最重判个死缓就够了。至于尚书赵舒翘，仅仅是陪同刚毅在京郊视察过一次，根本没有什么仇洋的实际行动。即使不应该附和刚毅，革职就行了，哪里能判重罪？
当时，中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各国公使似乎也同意中方的观点。可还有一件事让李鸿章很不明白，他问各国公使：“前几天你们所说的罪魁，并没有尚书启秀、侍郎徐承煜，今天忽然将二人划进来，是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