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面这些古代医方，由于专业所限，我不太明了其中的药理作用。但从梁章钜的记载来看，言之凿凿，应当是实有其事。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与其等死，不如将就试一下，能行就行，不行也没有什么坏处。其科学性在哪里，这里不好断言。只是，如果放到现在，一般早就送到医院去处理了，绝不可能让人作了稀奇医方的试验品。但，由此还是可以看出中医之神奇。数千年过去，这门学问仍然大有市场，这里面不是没有道理的。
与上述古医方相比，梁章钜转录的另外一些医方就叫人不敢恭维。这些方子让人一看就觉得荒谬，适用性也叫人怀疑。
比如，治疗骨折方。这个方子梁章钜是从他的老师纪文达那里听来的。说是人如果骨折了，把“开元通宝”的铜钱烧红了，用醋淬火，再研为细末，用酒服下，那铜质粉末便会在骨折的地方结成一个圈，把骨头接起来。有人还为此搞了一个实证研究，先把一只鸡的脚骨弄折了，然后用这个方法治疗，结果真的治好了。等到不久后把鸡杀来吃，检验那骨折处，只见那铜圈宛然在目。这个方子，颇有天方夜谭的味道，至少有两点可疑之处：一是为什么非要用“开元通宝”的铜钱；二是铜末吞下后，是从肠胃经过的，怎么又到了骨头上呢？
这一说法，就连转录这个医方的梁章钜也觉得奇怪，用现在科学的眼光来观察，就更不可思议了。
中医到底是一门神奇的学问。如同任何从古到今的遗产一样，都有其精华和糟粕的区别。对待这样的历史遗存，态度当然还是谨慎一点好。不要一棒子打死，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完全迷信也不是理性的姿态，还是“有所信有所不信”为妙。
鬼怪虚言里的浮世绘
就算到科技发达程度已经相当高的今天，我们还常常面对一些神秘现象无法解释。因此，更不用说现代科学思想缺失的古代社会了。读一读《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一类的书籍，我们就可以感知到当时的灵异事件是何其之多。
当然，这里面有些是文人们有所寄托的戏说，有些则应当是来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故事。这些所谓的灵异事件，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状况。
清代文人沈其凤在其著作《谐铎》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说陕西蒲城县令的夫人性情暴戾，酷爱杀生。
县令劝她不要如此，她竟强词夺理地说：“若是按你的说法，男女都不能杀生，那么几十年后，人类灭绝，世上剩下的都是禽兽了。”
报应在这个时候来了。一日夫人睡下后，恍惚见自己与猪合为一体，被厨子捆着四只脚，用极锋利的刀刺入喉咙，“血流奔溢，痛彻肺腑”。然后又是用开水猛烫，挦毛刮垢，体无完肤。接着又是从脖子到腹下被一刀剖开，痛极难忍，只觉得“魂逐肝肠一时迸裂”。接下来，又觉得自己与羊、鸡、鸭等合为一体，任人宰割，痛得死去活来。
正当她觉得好多禽兽都杀完了、松一口气的时候，丫环拿了一条金色鲤鱼来，交代厨子：“夫人特别爱吃这个，快点剁成鱼丸。”厨子将鱼断头去尾，放在砧板上铮铮细剁。夫人此时正和鱼合为一体，只觉得一刀一痛，万分难受，极力狂呼。大惊醒来。
就在此时，丫环进来报告：“鱼丸熟了，请夫人用膳。”夫人一听，赶紧叫撤掉。从此以后，坚持吃素，不再杀生。
这个故事，我们一看就知道里面包含有劝诫和夸大的成分。其主旨是劝人不要杀生，要多行善积德。为了突出这个主旨，其情节的设计比较夸张一些，如此方可使人信服。但记载有名有姓，似是真有那么回事。倘真的如此，无疑算是奇事一件吧。
人之所梦，当是日有所思导致的。这还是属于可以解释的范畴。有些事情，却是始终无法用科学来加以解释的。
康熙年间，清初名臣李光地死后归葬家乡福建安溪。想必是李光地墓地的风水非常之好，当地有个姓李的道士产生了觊觎之心。
此时，道士的女儿正处于病危之际，道士对女儿说：“你是我女儿，得了这病已经没救了。现在我要你身上一样东西，使我李家一门兴旺，可以吗？”
那女儿只是惊愕，却也答道：“惟父所命。”
道士接着陈述了理由：“我早想分一点李家的风水给自己了，可必须要有亲生儿女的骨肉埋在那里才行。但死者不甚灵，活者不忍杀，只有你这个将死又未死的人，正合我用。”
于是，急用刀割取女儿的指骨，放于羊角中，偷偷埋在李光地的墓前。
自此之后，李氏家中死一个有功名的人，道士家中就增加一个有功名的人；李家田中减产多少，道士田中就增产多少。
李氏家族中有人察觉到这件事情，但只觉蹊跷，找不出缘故。
一年清明节，村里迎张大帝神像办赛神会，彩旗猎猎，声势浩大。大帝神像经过李光地墓前时，突然停止不前，几十人都扛不动。这时，一人突然大叫：“速归庙！速归庙！”到得庙中，这人坐了上首，开讲：“我就是张大帝。李公墓中有妖，须速往擒治之。”并命徒众拿了铁锹、锄头、绳索等物，一起到了墓前。挖开后，得了一只金色羊角，中间有条小赤蛇昂首欲飞；羊角旁有字，写的是道士全家族的姓名。于是叫持绳索者，把道士绑了。李光地族人这时也赶到了现场，将此事告到官府，道士得了应有的惩罚。
从此，李氏一族复又兴旺，对张大帝供奉甚为虔敬。
这则逸事，蕴含了两个颇为神奇的地方，一是道士之术的神奇，另一是张大帝显灵的神奇，都是灵异不可解释之事。这种奇幻色彩有许多不可信的地方，但这则故事的记录者是许光地的同乡梁章钜，清代的高官显宦，其言凿凿，显然是当成信史来讲的。也不知到底该作何解释。
关于异事，古代笔记中还有相当多的收录。
比如，《稽神录》载，福建泉州文宣王庙有皂荚树，只要泉州有人考上进士或其他，就会生出相应数目的皂荚。有一年，突然生一个半皂荚，这一年，果然泉州人陈逖考中进士，黄仁颖考中学究（单科）。
又比如，《海录碎事》载，邵武郡有一株石榴，这株石榴同样是功名预报树。有一次，有两个石榴结在树梢，有两个边结在边上的枝条。这年邵武的叶祖洽、上官均考了第一、第二名，何与均两兄弟同榜高中。
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小概率事件了，可用巧合来解释之。但如此之巧，也算难得了。
不合逻辑的事
事物的发展总有一定规律的。这些规律，经过人们的总结，慢慢就变成了“常识”。沿着这些常识的指引，我们就可以从事物发展的上一步，推断出发展的下一步来。比如，听到打雷，就想到下雨；看到洪水，就想到伤亡。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逻辑。
但有时候，常识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世间有些人或事根本不按常理出牌，不按惯见的逻辑发展。也因此，叫人心中涌出许多惊异来。
在清代的笔记史料里，有一些“清客”、“典史”等职业特点的总结，看看这些特点，就可推断出这些人物的大致风采。
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事情吧。
比如说清客，《红楼梦》里面有一些描述，说是贾府内有几位这样的人物，每天陪酒陪诗、游园下棋，待主人贾政要他们吟诗作文时，他们故作无能，以衬托宝玉的文采。
这一职业看似简单，实际却不容易。
有人形象地用“十字令”来总结这个职业的规律：“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吊（麻将），九品头衔，十分和气。”要有这些本事，当然是不容易的。
在此基础上，有人作了更详细的描述：“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裳不当，五子围棋不让，六出昆曲不推，七字歪诗不迟，八张马钓不查，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两种描述中个别字有误差，但大意相同）这十条要求更加明确，也更加清晰地描画了清客的形象。
类似的还有对典史的描绘，典史在九品十八级之外，称“无品官”，也叫“未入流官”，但握有实权，常作威作福，同样有十字令形容云：“一命之荣称得，二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像这些概括，实际上就是对日常规律的总结。读了这些描述之后，如果碰到这类人，我们就大致可以推断出他们的处事特点来。
但正如开始时所说，有好多事情并不按规律发展，于是就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从养生常识看，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宜把头盖住，这样会导致吸入的空气质量不好。同时，寒从脚起，健康的一大要诀就是给脚保好暖。但清代乾隆年间刘墉相国和曹秀先侍郎却反其道而行之。
刘墉的被子很长，睡觉时，先把下半部分卷成筒状，慢慢钻进去，然后再由家人将上半截也卷起盖好，整个把自己包在里面，即使是酷暑亦如此。
曹秀先的被子则相当短，仅四尺多一点，只能盖住胸腹而已，睡觉时两只脚总是伸在被子外面，即使严寒时节亦如此。
这两个人的举动，分明是违背常理的。
可叫人奇怪的是，他们两人一生身体健康，刘墉活了85岁，曹秀先活了76岁，都得享高寿。这些人和事，岂能以常见的逻辑推演之？
再说人的食量，按常识讲，能吃一斤米或面的人或许还有一些，可如果一个人一顿能吃十斤以上的东西，那绝对就不是平常理论所能解释的。世上还真有这样的人。
据记载，曹秀先侍郎肚皮甚大，中间有好几道折叠，吃得饱时，那些褶皱就次第展开。每逢皇上赐大臣肉食，因为每位王公大臣都知道曹侍郎爱吃肉，从殿里出来时，就把手里的羊腿全给他，他的轿子都堆满了。回家途中，曹侍郎把羊腿放在扶手上，用刀一片一片削来吃。一边走，一边吃，到得家中，那几十斤羊肉吃得干干净净。
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徐乾学先生，食量也非常大。在他解官离开京城的时候，众学生为他饯行。或许是特意想测测先生到底有多大食量，学生们放了一个空腹铜人在座位后面。席间，先生喝一杯，学生就往铜人肚里倒一杯；先生吃一碗，学生也往铜人嘴里倒一碗，汤汤水水都按这个规矩办。结果，铜人肚子因填满而换之又换，徐乾学先生却依然照吃不误、谈笑自若。很明显，这样的食量，不是用常理逻辑可以解释的。
考察这些事情，感觉比较好玩。好玩之中，也对我们看待事物的视角有新的启发。那就是，事物固然有规律可寻，但万一碰上一些不合逻辑的小概率事件，我们也不要惊怪，视其为异端。
以包容之心对待这个世界，总是没有坏处的。
晚清战争中的“怪力乱神”
《论语》中有句话，云：“子不语怪力乱神。”按朱熹《论语集注》的解释，翻译成白话就是：孔子不说（关于）怪异、勇力、悖乱、鬼神（这些邪门歪道和不能说明白）的事。儒家以《论语》为经典，在古代，以研究《论语》为业的儒生多如牛毛。但研究归研究，一到现实生活中，孔子提倡的那些言论不一定能发生作用。
正如俗话所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拿“子不语怪力乱神”来说，许多人就无法遵守这一“规则”。由于科学发展的水平还不能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人们总喜欢用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来解释神秘之事。
晚清之时，当西方列国的炮火打开清帝国大门之际，那些经过多年儒家思想熏陶的官员们，常常忘记了老祖宗的教训，不时用“怪力乱神”之类的东西来应对、解释自己经历的一切，闹出了不少笑话。
迷信自然神力
首先是对自然力的崇拜和迷信。
三元里战争是每个人都熟悉的，诗人张维屏有一首诗《三元里歌》，盛赞三元里人们对英兵的反抗。这场战争是近代与西方侵略势力较量中少有的胜仗。
据英军资料记载，英军死亡5至7人，受伤为23人至42人。获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天大雨，打湿了英军的燧发枪和火药。这就使得英军的兵器优势没有了，他们拿在手中的不再是威力无比的现代枪械，而是和三元里人们所持的棍棒等没有什么区别的“死枪”，杀伤力是完全一样的。
本来，下雨打雷这些事，是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但作为知识分子的张维屏却认为，这是上天在起作用：“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此种看法，显示了当时的认知水平。
普通知识分子认识水平低下，达官显贵也好不到哪里去。
1841年夏天，满清宗室奕山派驻广东，道光帝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收复香港。然而，在与英军的战争中，奕山节节败退，除了谎报战绩外，毫无别的办法。
7月21日和26日，台风两次袭击香港。这次自然灾害中，英军共有6艘船沉没、5艘船被毁或吹至岸上，22艘船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其中，英军首领义律的座船路易莎号沉没，舰艇硫磺号折损桅杆。（引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面对这样的事情，奕山当然不会放过表功的机会，他的描绘夸张而生动，说“淹毙洋人汉奸不计其数，帐房寮篷吹卷无存，所筑码头，坍为平地，扫除一空，浮尸遍海”。大约是感谢老天爷相助，他还报奏，准备到各神庙去谢恩。如此奏议，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鉴定它的真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