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面相当生动，也相当惊险和血腥。吕四娘杀雍正的举动，经此描绘，完全如在目前。这里面有一句吕四娘的自陈，即为爷爷、爹爹报仇了。这句话是大有来历的。传说吕四娘是清初文人吕留良的孙女、吕葆中的女儿。吕留良因为著名文字狱曾静案的牵连，在雍正时，不仅已死多年的自己和长子吕葆中被戮尸，且次子吕毅中也被斩立决，所有亲族、弟子都被充军边疆。
这个大仇恨，就是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梁羽生的这一说法并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在清朝的野史笔记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比如，《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代述异》等野史就有关于吕四娘的记载。
这一说法之所以能广为流传，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满汉对立的情绪比较浓郁，敷衍出吕四娘刺杀雍正这一段故事，可以满足汉族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排满情绪；二是人们大多有猎奇心理，雍正的死因一直不清不白，用吕四娘行刺这样一个段子，完全可以引起众人的“围观”。
这些，大概就是吕四娘刺杀雍正的传说为什么长盛不衰、经久不息了。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历史学家在吕四娘刺杀雍正一事上也表现出轻信的态度，因为历史学家在史学界的权威性，他们的说法更能为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增加筹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史学家陈怀的《清史要略》（1910年）吸收了不少无根据的、荒诞不经的野史材料，其中以宫闱史为最多，世祖出家、吕四娘刺雍正等传说都收入书中。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许国英为了反满清的需要，在其著作《清鉴易知录》（1917年）编造清朝皇室的丑事，把吕四娘刺雍正的事也作为信史写了进去。
这些历史学家的言说，当然是不可信的。同时代的史学家孟森就曾经在其《清史讲义》中对许国英进行了严厉批评：“说者又附会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曾刺雍正帝至死。吕四娘之说，余亲见吾乡许国英伪造，当时责其紊乱史实，为失记载之道德，许唯唯。今许君殁矣，而其说为浅薄好事者所乐述……以好奇之故而不顾常识，愿谈历史者自重，勿蹈此陋习。”可见，许国英等人的说法显然是荒诞的，孟森先生的斥责，的确切中了当时史学界浮躁之风弥漫的要害。
前不久，闲看一部叫《清宫秘档》的历史纪录片。片中根据《活计档》（皇宫日用物品内务府总账本）的记载，认为雍正可能死于丹毒。因为在雍正死前12天，在总管太监操办下，还有200斤用于炼丹的黑铅运进圆明园。这个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因此，对吕四娘刺杀雍正一说，我们大可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了之。
在清朝成为大学生要经过多少台阶
很明显，有人会说，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满清一朝，大体上可以说没有建立现代学制，也根本没有“大学生”这个称谓，怎么会有“成为大学生要经过多少台阶”这样的问题呢？这话从事实上来讲是有些道理的。但不管是古代学制，还是现代学制，其实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一个农家子弟要成为知识渊博的文化人，不管是在现代还是古代，都要经过启蒙、学习、深造等过程，其学历与学力都处于不断累积提高的动态过程中。
因此，询问“在清朝成为大学生要经过多少台阶”，并非就是个无解的答案。
以现在的学制来说，要成为大学生，一般需经过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这一过程都是在学校里完成的。与现代稍有不同的是，清代虽有官学、义学或书院，但并不普及，人们要想读书，大多得先入私塾。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读，即可以参加县里主持的考试，考取之后，再参加府考，由知府主持。通过县、府试的便可称为“童生”。之后又再参加院考，由省里的学政主持，学政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通过院考，便是生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秀才。
成了秀才之后，可以到官办的学校入学。这些秀才又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供给粮食，相当于现代学制中曾经的官费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
秀才中特别的优秀的，入学后经过学政的推荐和朝廷的考试，有机会被选为国子监的学生，成为贡生、监生，相当于现代学制中的大学生（参照史学家萧一山的说法）。
依此看来，在清朝要成为一个大学生似乎并不难，台阶只有童生、生员、贡生等几级，和现在也差不多。但实际上，难度比现在要大得多。因为当时名额有限，竞争相当激烈。且学习的前景很富吸引力，“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于下闻”。史料记载，读书人考上秀才入学以后，就可以穿蓝袍，戴银雀帽，见官不跪，荣耀乡里。——这种虚荣上的极大满足，促使天下读书人一齐奔上了考学这条大道。
其实，历尽艰难爬过“童生”的台阶，成为秀才、贡生，也不过刚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只有取得了秀才“学位”以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考举人，然后才有机会参加会试，参加殿试，最终成为进士。
“物以稀为贵”。科举难之又难，考上的人少而又少，于是考上举人、进士便是极为光荣之事。
康熙三十八年，顺天贡生黄章考举人时，已是百岁老人，进场时，书“百岁观场”于灯，令其曾孙为前导，引为奇观。
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十八岁的广东秀才谢启祚中得举人，后又参加会试，乾隆特别加恩于他，授司业衔。
名臣张之洞年轻时常以文章自负，但好酒，放荡不羁。道光二十七年（1847），其族兄张之万参加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中了状元。张之洞受此激励，一改旧日行迹，发愤读书，至同治二年（1863），以第三名的成绩中了探花，然而还是比其兄差了一点，到晚年张之洞仍然将此引为毕生憾事。
同为名臣的左宗棠只中过举人，没中过进士，这使他心里头长期不舒服。直到朝廷派他带兵去新疆平乱时，他借口要复习功课考进士，不肯带兵前去，朝廷不得不赐给他一个进士出身，可见进士这个名头在左宗棠心目中的份量。
但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到死都还是秀才，一生郁郁，叫人为之心酸。正儿八经的海归思想家严复，虽然翻译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西学著作，却仍然想着如何去获得科举功名，结果四次都没有考中，心里郁闷，抽上了鸦片，以此麻醉自己。
参看这些史实，足见科举在当时人心中有多重。
举人、进士这些头衔，因为人们的推崇，逐渐成为一种荣耀的象征。
光绪三十一年（1905），涉过漫漫历史长河的科举制终于废止。但科举的影响力并未消除。至詹天佑等留学归来时，科举早就停了多年，可朝廷还是补给了他们进士或举人的头衔。只是，至此时，科举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的学制渐渐建立。科举的事情，也渐少有人问起了。
明角们的出场费
旧时没有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之类，娱乐业却同样十分兴盛。古代小说中描写的勾栏瓦肆，就常常挤满了听戏看热闹的人。从事娱乐业的人在当时的地位不高，被称为“戏子”，但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中间不乏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像明末的柳敬亭、《老残游记》中描绘的黑妞、白妞，便是其中“说书”的高手。
高手出场，当然不能和一般演员相比。至少他们的出场费要贵一些。那到底有多贵呢？
往远了说，恐怕说不明白。但晚清到现代，却还有些资料可查。
据近代著名报人汪康年记载，晚清京戏盛行，汪桂芬、谭鑫培是其中名角，“声价绝高”。
汪这个人品德不行，经常收了人家的钱，却常常延迟登台或干脆不登台唱戏，搞得人家十分恼火，不时被告到官府里。
谭除了日常在戏班中演出外，也外出走穴给人家唱唱堂会，价钱自然不菲，约五十两银子一出戏，连唱两出就是一百两。他爱惜自己的羽毛，通常唱起来也不超过两出，大概这样可以端高些身价。且说当时杨士骧出任北洋大臣，这位大帅是个不折不扣的戏迷。一日，听说谭鑫培到了天津，心痒难挠，忙托一位盐商去请谭来唱戏，哪知这位卖盐的企业家面子不大，虽然愿出一千两银子，但谭不肯答应。后来又是托人，又是求情，总算把谭说动了，谭的条件是只唱一出，绝不多唱。毕竟是名角，谭到杨府上一唱，杨士骧十分高兴，赏了八百两银子给他。加上盐商的报酬，这出戏谭鑫培共获银一千八百两。这个价钱在当时是蛮高的了，绝不亚于现在的那些顶级大腕们的出场费。
由于条件限制，当时的演员演出只有两条路子。一是在戏班里唱唱，一是给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家唱“堂会”。像现在的演员那样动不动就开个人演唱会，在那时是不多见的。
从收入来说，在戏班里唱，是比不上到富人家里唱“堂会”的。但唱“堂会”，须得有些名气才行，不然，谁请你啊？曾任北京电灯公司襄理的宝叔鸿是清朝宗室，他的老父亲墨琪（润西）庆祝七十大寿时，宝叔鸿办了一场堂会，请了一帮名角来唱戏，花了六千块现大洋。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一所普通四合院的价钱也不过四五百块，宝叔鸿请人一唱，就唱进去十多所房产。从这也可看出当时明星的出场费是如何惊人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演唱都以钱来计算的。有些名角为了人情、友谊之类，在别人需要时也是愿意出场助兴的。
以梅兰芳的名气，唱堂会的报酬自然不低。但在画家王少农八十寿辰的堂会上，梅兰芳演出了精彩的《麻姑献寿》，事后分文不取，只要了王少农为他画的一幅《梅兰图》。一时传为戏曲界的佳话。
对于普遍民众来说，名角是人中龙凤，可望而不可及。但有时这些成功人士的日子也不好过。
“欢迎陆荣廷，气死谭鑫培”这一当时的流行语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民国六年（1917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欢迎桂系军阀广西督军陆荣廷来北京，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举行堂会，重头戏是谭鑫培的《洪羊洞》，这时已经是七十一岁高龄的谭鑫培正在病中，身体吃不消，便屡次推辞，但当局都不允，警察局还派专人来强请。
在威迫之下，谭鑫培只得带病出场，结果病情加重，回家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这事在梅兰芳的回忆录中记得很清楚。可见，名角也有伤心时啊。在这种情形下，你拿着再高的出场费又能怎样呢？
古医方的妙与谬
虽然对医学一窍不通，但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我对中医还是保持着一种偏爱之情。所以，在阅读历史资料的时候，对于其中所载的医方也就相对比较关注。
前些日，读清代梁章钜的笔记《归田琐记》，发现第一卷中记载了多个医方。这些医方有些是他亲自验证过的，有些是道听途说的，其中有很多叫人惊异的地方。
其一，治疝气之方。主药为薏仁。方法是用东方墙壁上的土炒薏仁至黄色，然后用水把炒黄的薏仁煮烂，放入盆内，研成膏状，每天用米酒调服2钱，不几日即可治好。传说辛弃疾曾经得了疝气，阴囊重坠大如水杯，一位道人传授给他这个方子，治好了他的病。有一段时间，梁章钜侨居扬州邗江，正碰上房东患了疝气，很痛苦。梁章钜偶翻旧书，见到书中有张纸条，抄的就是辛弃疾用的那个药方。他赶紧告诉房东，结果不到五日，房东的病就好了。
其二，治喉鹅之方。喉鹅这种病症，就是喉间起泡，肿得厉害的话，将堵塞喉管，一旦救治不及，可能呼吸困难，甚至致毙。梁章钜听人说，当时有个钱夫人得了这个病，屡治屡发，十分痛苦。后来，她的丈夫听到一个药方：用几根断灯草，缠了指甲放在火上熏烤，等烤得黄干了，将两物研细，然后又用火烤臭虫十个，一并放入捣成粉末，再用银管把粉末吹向喉间起泡的地方，不久就可治愈。了解到这个药方不久后，钱夫人的病就复发了，比以前更为剧烈，周边的医生都束手无策。她的丈夫就按这个土方子，用银管吹了几次。后来喉间的肿泡忽然溃烂，钱夫人吐出了一碗左右脓痰，很快就好了，并且没有再复发。神效也！
其三，止血补伤之方。这个方子，梁章钜是从《竹叶亭杂记》中看来的。药方如下：生白附子十二两，白芷、天麻、生南星、防风、羌活各一两，各研极细末，外敷。据称，张子畏太守在去圆明园的路上，不小心翻了车，车夫被轮子压伤，把两边的肾脏都压出来了。也算机缘巧合，张子畏当时得到了这个药方，赶忙配药治疗车夫，半月过去，竟治愈了。
其四，治小孩吞铁方。此方由梁章钜从蔡文恭处转述。这个蔡文恭是一个大学士，平日常常校对些古书。有一次，他的孙子不小心吞了根铁钉，用了好多药都“打”不下来，看着日渐消瘦下去。这时，蔡文恭正校对一本叫做《苏沈良方》的书，中间就记载了治疗“吞铁物”的医方：“剥新炭皮研为末，调粥与小儿食，其铁自下。”于是依法治之，果然他小孙子肚子里的铁钉被“打”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