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自我表态
宝廷自己是怎么看因艳遇丢官这件事的呢？
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对宝廷的事迹有多处记载。据称，宝廷纳妓弃官后，有诗言志：“江浙衡文眼界宽，两番携妓入长安。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娥眉不爱官。”
全诗明白如话，直抒胸臆。前两句讲自己的文采和买妓的事实，后两句表明心志，有石破天惊之慨。比起那些既想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的伪道学来说，确实可爱得多了。
6.晚节可佩
虽然宝廷在男女问题上不拘小节，但在其他操守上却是令人称道的。黄秋岳同书有一节小标题即是“宝竹坡（宝廷）晚年贫困”，说“竹坡先生之贫特甚，罢官后，徜徉京西诸山间。得诗数百首，春寒如严冬，而著缊袍，面破棉见。松禅诗中之‘长平’，盖记实也。直声著天下，身为贵胄，交游便朝端，而穷饿不顾以死，非今人所难能，古亦不多见”。本来，宝廷罢官后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他都主动拒绝了，守贫以终，行吟山水，或许是厌恶了官场的尔虞我诈，或许是预感到大厦之将倾的历史危机，但不管怎么说，他的现实表现，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名士风度了。
1890年，归隐数年之后，宝廷穷蹙潦倒，病死西山。
消息传到福州，当年的战友陈宝琛写下《哭竹坡》一诗，结尾有一句“黎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认为宝廷纳妓罢官并非误了自己的前途，而是看破了清朝将亡的命运，以此来躲避被历史洪流裹挟而去的灾难。这种见识，也算是宝廷的知己了。
关于宝廷纳妓故事，正史大多不载。《清史稿》只有简短几句：“七年，授内阁学士，出典福建乡试。既蒇事，还朝，以在途纳江山船伎为妾自劾，罢官隐居，筑室西山，往居之。”语句不多，但亦足证明此事不是杜撰的。
宝廷之事，让人唏嘘。一个人若以道德高标要求别人，自己也要严守道德标准，否则当自己犯下同样的道德错误时，必然会付出更大代价。宝廷弹劾别人不遗余力，当自身犯错时，不得不自劾去官，归隐田园，以实际行动为自己的错误买了单。同时，让人感慨。旧时的士大夫毕竟是有气节的。宝廷在纳妓问题上坦率得可爱可敬，归隐之后的表现也叫人心生感佩。这是不易做到的。如今的现实中，能做到宝廷这样的，只怕不多吧！
补记：
关于江山船，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还有余绪。1933年11月13日郁达夫游兰溪，他在游记中写道：“晚上有人请客，在三角洲边，江山船上吃晚饭。兰溪人应酬，大抵在船上，与在菜馆里请客比较起来，价并不贵，而菜味反好，所以江边花事，会历久不衰。从前建德桐庐富阳闻家堰一带，直至杭州，各埠都有花舫，现在则只剩得兰溪衢州的几处了，九姓渔船，将来大约要断绝生路。”（《杭江小历纪程》）郁达夫在文中对江山船的发展前景颇为悲观，但从他的记载来看，至少在他游历的当时，江山船还是作为一种风气存在着的。不知自宝廷事件后的数十年间，又有多少故事在江山船上发生？可为一叹也！
趣联偶拾耐回味
小时住在湘西农村，每到过年时节，父亲总要写些对联贴上。所用联句，无非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之类，寄托着纯朴的人们对于新年的祝福与期望。有资料称，第一副春联为五代后蜀主孟昶所写，有一年春节，他在寝室门桃符板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自此后，对联的习俗便流传开来。
其实，对联这种文学形式，早在五代前就已经产生。《易经》、《诗经》中就有对联的样式。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就是很好的对联。西晋左思《咏史》中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也是不错的联语。唐朝的律诗中，同样有无数严谨的对联。比如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李商隐的“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等等，莫不是绝好的对联。
但对联终究和一首诗中的联语有所不同。诗中联语，常常要与整个诗境保持一致，其独立性不是那么强。对联却两句一对，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有时还加上横披，——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其趣味与诗词歌赋又有所不同。
到清朝时，这种文体通过几代文人的浸润和发展，已经相当完备。
不管是风景名胜，还是日常生活中，对联已到处可见。其中有些对联，是文人们为了自娱自乐，或是描摹，或是讽刺，或是表达某种心情，拟出来在一个小圈子里传看，并不一定要写出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久之也形成一种有趣的效应和氛围。
在阅读清代资料时，偶然看到关于此类对联的记载，不由得随手录下来。
一正一反的戏拟对联
嘉庆年间，汪瑟庵担任安徽学政时，到金陵试院（南京）考录遗才（秀才参加乡试，先要经过学道的科考录送，临时添补核准的，称为“遗才”）。汪学政想起自己的经历，不由得兴起，撰写了一幅对联：“三年灯火，原期此日飞腾，倘存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风，曾记昔时辛苦，仍是一囊琴剑，重到钟山。”作者的意思很明显，说的是秀才们三年苦读，期望这一日能通过考试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而我如果有点偏私，那就有如江水；我自己也曾苦读五年，昔日辛苦常在心头，现在仍是一囊琴剑，又来到金陵。这幅对联感情丰沛，情真语切，文词优美，确实是一幅佳构。
到了道光初年，有位教官送考来到金陵，参照往年的做法，这位教官向主考的学政要两个遗才名额，如果在往常，这个名额是应该给的。但这年来的是沈小湖学政，不好通融，把所有求情的人一概谢绝了。
这位教官心里怨气积郁，就把当年汪瑟庵撰的联改了：“三年辛苦，只求两个遗才，倘蒙片念垂思，感深江水；百计哀号，不管八棚伺候，拼著一条老命，撞死钟山。”这样一改，原来联语的趣味没有了，但把自己心中那股怨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你看，他说，三年辛苦读书，只求两个遗才名额，倘若你能答应，我的感激之深如同江水；但我千般哀求，不管考棚里表现如何，拼着老命，在钟山撞死算了。这应该是恨极后的玩笑之语。好在沈小湖学政肚量较大，后来听到这事情，一笑置之，也不怪罪。
暗含姓名的对联
又说道光年间，一位巡抚到湖南任职。
初到时，有当地官员来迎。谈话中，巡抚问湖南有没有什么新闻，那官员没作准备，想了半天，才答道：“没有什么新闻。只有副对联甚为工整。说的是有个县令叫续立人，有人用他的名字戏拟了一副对联：‘尊姓原来貂不足；大名倒转豕而啼。’”这对联在当地流传颇广，巡抚也大笑而罢。解读这副对联，倒也蛮奇巧的。
从上联“尊姓原来貂不足”看，这里面暗含了一个典故，《晋书赵王伦传》载：“貂不足，狗尾续。”这一联说的就这是个县令姓“续”。从下联“大名倒转豕而啼”看，也须用典故来解释，《左传庄公八年》中有“豕人立而啼”的说法，把“人立”倒转过来就是“立人”，把人讽刺得如猪一样。
全联没有“续立人”三字，但却把三个字暗暗包含其中，这个文字游戏可称得上高妙了。
据说，那巡抚上任后，找了个岔子，把续立人的官给免了，不知是不是这副对联的缘故。如果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那这个玩笑就开大了。
说到关于姓名的联，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里记载了一副妙联。
晚清时，有两兄弟在朝廷当官，哥哥叫高树，弟弟叫高枬，都是朝廷里相当于御史一级的干部，另外有个叫乔茂轩（字树枬）的学部左丞，和这两兄弟都是从四川来北京作官的。
有人拟了副上联：“茂老并吞双御史。”说是乔树枬的名字里并吞了高树、高枬兄弟的大名，颇为巧妙。
下联也对得工整：“辅翁颠倒一中堂。”原来辅翁是学部右丞孟庆荣的号，而主掌学部的协办大学士正是荣庆。庆荣和荣庆，刚好是颠倒过来的。
这副对联妙相绾合，传诵一时，的确难得。
讽刺性的对联
戏拟的联语，除了巧妙之外，常有以讽刺见长的。
清末，袁世凯窃国称帝，为许多人唾弃。有人拟了一副对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上联少了一个“八”字，隐喻“王八”的意思；下联少了一个“耻”字，显然是说袁氏“无耻”，骂得十分痛快。
那时，维新干将康有为晚节不保，正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章太炎撰联讽刺他：“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这副对联以“有为”二字结尾，本来就很绝妙。里面含的意思且更进一层，上联来自于《礼记·中庸》：“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下联出自《论语》：“老而不死是为贼。”骂得也很过瘾。
当然，个人拟的对联，“正经”的也不少。“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拟一联：“咬定一两句，终身得力；栽成六七竿，四壁皆清。”上联写读经，下联谈栽竹，虽不见“书、竹”二字，但意义明了。同时，展现了作者潜心向学、清卓独立的高尚品格。
“完人”不“完”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出名了，他的许多事情很快被美化。经过多人的传颂和演绎，缺点说成了优点，瑕疵当成了美丽，整个人被供奉起来，变成了“神”一样完美。
但实际上，一个人要在做人做事上真正达到完美，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完人”这种人，可以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么现在呢，当然也没有。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那也只是“传说”而已。
例一：汤寿潜
熟悉晚清历史的人大都知道汤寿潜这个人。汤寿潜（1856-1917），字蜇先（或叫蛰仙），浙江萧山人。清末民初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
看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大都是把他当成“完人”来看待的。特别是讲到他淡泊名利的事迹，有人不自觉地会感慨万千。确实，汤寿潜对于做官、敛财不太感兴趣，一生中有多次的辞官经历。
且列举如下：
1895年，他被授为安徽青阳县令，在任仅三月，便辞归故里。
1901年，郑孝胥推荐他任职汉冶萍铁厂及南洋公学，他辞而不就。
1903年4月，有人保举他应经济特科，他不去。同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也不干。
1904年，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的肥缺，不赴任。
1909年，浙江巡抚请他担任浙江署财政议绅，负责全省财政，不就。同年8月，被授云南按察使，未上任，多次上奏辞职。11月，授江西提学使，亦辞不受。
1911年11月就任浙江都督，1912年1月15日辞去此职。民国政府任命他为交通总长，亦未上任。“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论辞官次数之多，也许无第二人”。（傅国涌《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按常理说，这么不愿当官的人，在名利上自然已达到“完人”的境地，但同时代的人却不这么看。
当时的外交家汪大燮说：在杭州铁路问题上，“蛰仙为人，原足钦佩，唯此事恐其干誉之心太重……，蛰仙本是捧名教二字做招牌者，凡用此招牌之店，大约总是半真半假、半通不通。但招牌捧得牢，便算是要好”。这意思就是说，汤寿潜虽然不图官位和实际性利益，但本质上却在追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