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件事情办得实在漂亮，不仅显示中国人的现代眼光，也确确实实达到了引渡重犯的目的。
按说，这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
可问题是，那不懂外交的瑞麟觉得这件事办得太容易，显示不出他的功劳来。于是，到处宣扬侯玉山是自己率兵攻打擒拿过来的。
郭嵩焘极力劝阻瑞麟这种言行，告诫他如此宣传将引起外交纠纷。果然，英国人对瑞麟的论调表现出极度的愤怒，多次发来公文进行谴责。
瑞麟和郭嵩焘政见本来不合，经这一事，矛盾愈加恶化。加之有左宗棠等人在背后使坏，郭嵩焘的政治生涯又一次出现危机。
不久，在各种政治力量的交错压迫下，他不得不解职归田，回到故乡执掌城南书院。
面对一片青山绿水，著书立说，排解寂寞心情。
三出使西方更为天下不容
（一）
历史总有它的相似处。
郭嵩焘的再次复出又是在新皇帝上任的时候。这一次朝廷碰上了一件棘手的外交事件，面对这个相当令人头痛的问题，他们自然想到了熟悉外交事务的郭嵩焘。
这次的事件就是著名的“马嘉理事件”。
光绪元年（1875）正月，英国人柏郎率领探险队，从上海经贵州进入云南。担任探险队翻译的是英国公使威妥玛派遣的外交工作人员马嘉理。不知怎么回事，这支探险队在云南受到了攻击。马嘉理及一些中国随员被杀害。
事涉人命，当然是一次极为严重的外交事件。不管是当地居民自行组织的，还是政府授意所为，外交人员被打死，地方官最起码也要负领导责任。
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是岑毓英，按理说，他难辞其咎。但舆论并非如此，许多人认为岑毓英干得好，给中国人出了气。
只有郭嵩焘这时保持了清醒的态度。他上书光绪帝，极力弹劾岑毓英，请朝廷罢掉他的职位，以封英国人之口。这样的姿态，在当时来说应该是理性的，也符合通常的外交法则。——结果，却招致骂声一片。
民族主义情感的冲动并不能换来外国人的同情，趁着马嘉理死去的“良机”，英国公使威妥玛不仅使出种种手段，威逼清廷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而且还要求清廷派出外交专使到英国去当面谢罪。
这个时候，外交人才几近于零的清廷，不得不派出熟悉夷务的郭嵩焘。这一下，朝野上下喧哗沸腾起来。“汉奸”、“贰臣”这些大帽子，一顶顶落到郭嵩焘头上。有人甚至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岑毓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郭嵩焘）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舆论对郭嵩焘挥出了讽刺、辱骂的大棒。茫茫人海，知音在哪里呢？斯人寂寞矣！
（二）
或许是舆论对当局产生了一些影响，清廷派给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副使是极为保守顽固的刘锡鸿。是监视呢，还是牵制？反正，这一趟出使，刘锡鸿所起的正面作用近乎没有，负作用却昭然在世。
《清史稿郭嵩焘列传》里只用了寥寥数语，“既莅英，锡鸿为副使，益事事齮龁之，嵩焘不能堪，乞病归”，这段文字虽短，但可看出刘锡鸿是何等龌龊、何等小人，郭嵩焘之难受、之受掣肘可想而知。
年老体衰的郭嵩焘就这样踏上了出使异国的征途。
这是一次从感官到心灵都十分惊艳的旅程。西洋的风物、文化、体制等都使这位长期生长在中国官场和学术中间的传统士大夫深感“震惊”，大开眼界。
也许是觉得这些中国未曾有的事物大家都应该分享，他每天详细记录下自己的见闻，并辑录为《使西纪程》一书，呈总理衙门刊刻。
他万万没有想到，分享到这些见闻的朝廷官员并没有如他一样喜悦。反之，他在书中对西方文明的称赞，极大地激怒了那些“天朝中心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哪会有比大清帝国更美好的呢？如此赞美外国，实在是大逆不道、罪不可赦。一时，竟激起了官场公愤，强烈要求将郭嵩焘革职查办。
（三）
最令人恼火的，是他的副使刘锡鸿，在郭嵩焘遭遇严酷舆论围剿之际，他跳了出来，使出釜底抽薪的招数，向朝廷弹劾了郭嵩焘的三大罪状：
（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现在看看，这些罪名都十分幼稚可笑。郭嵩焘所做的，不过是正常外交礼节中该当之事，却被刘锡鸿等一帮“天朝”斗士上纲上线，将其判定为清廷的异类。刘氏本人更是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事小罪大。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事件中的一贯特色。罗织政敌罪名的时候，国人常用“莫须有”代之，何况郭嵩焘还有一些不算罪名的“把柄”让人抓住呢？他的《使西纪程》不就是最大的罪证吗？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位被英国人称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士大夫不得不辞去大使的职务，凄然回乡。
叫人痛心的是，那些守旧的家乡父老也无法理解他，送给他的，只是“汉奸”的大帽和无尽的唾骂。
四寂寞凄凉的结局
郭嵩焘作为一个独异的个体，一生都不太顺利。
他只是一个人，和他战斗的，却是一种保守文化。或许，他醒得太早了。这就注定他要独自走在黎明前的寂寞里。
光绪十七年（1891），郭嵩焘病卒。王先谦、李鸿章等人启奏朝廷，希望朝廷对郭嵩焘的贡献给予表彰和肯定，但朝廷答复：“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事隔多年之后，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的开篇指出：“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郭嵩焘）、湘乡曾劼刚侍郎（曾纪泽），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若是乎名实之不相契也。”同为湖南人的谭嗣同对湖南人的表现是痛心的。湖南好不容易出了郭嵩焘这么几个精通洋务的人，湖南人却纠结起来大加诋毁，怎么不叫人寒心呢？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将郭嵩焘与魏源、曾纪泽并称为“中国首讲西学者”。
中国维新变法以后的历史进程，都应验了郭嵩焘的先见和预言。——只是，他再也看不到了。
左右为难张之洞
刚开始的时候，张之洞是以清流猛将的身份出现的。
他和黄体芳、宝廷、张佩纶，一起被称为“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清史稿》）。
清流知识分子，既是官员，也是文人。由于长期战斗在一起，加上志趣和爱好相投，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张之洞既然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自然会有这个群体的集体特征，比如，他喜欢和文友来往，喜欢写诗，喜欢研究学问。
情势的变化，常常令人不知所措。
随着时光的转换，张之洞当上了封疆大吏。在这个位子上，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服从，服从最高权力者慈禧的一切安排。
在清流失去其利用价值之后，慈禧对张佩纶等人颇不喜欢。同时，因戊戌之变，慈禧对变法也恨之入骨。而张之洞，内心深处，不仅喜欢和清流旧友交往，对变法也持较为开明的态度。怎么办呢？要保住官位，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服从于慈禧。
这就造成了他的“两难”。
在“会友”上左右为难
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昔日文友张佩纶恰在南京。
时过境迁，职换位移。这时的张佩纶，已经不再是当年意气风发、议论风生的样子了。1884年中法战争时，张佩纶被委以船政大臣，一介书生应对战争风云，结果福建水师覆灭，马尾船厂被毁，受到朝廷严厉惩处。
这样一个老朋友，住在自己地盘上，张之洞犯难了。和张佩纶来往吧，他是上头记恨的人，只怕慈禧不高兴；不和张佩纶来往吧，终究有故人之谊。
如何是好呢？张之洞想了一个馊主意，就是发议论、说风凉话，想让张佩纶听到这些言论后，自觉移居苏州，免得两人尴尬。
哪知，张佩纶听到这些议论后大怒：“我一个失职闲居的人，难道连南京也不许我住了吗？”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张佩纶并没有搬走。据说，张之洞还悄悄去看了他，两人相见，抱头痛哭。
权力阴影笼罩下的友情，一面要屈从上级，一面要维护旧谊，除了痛哭，他们又还能做什么呢？
在“学王安石”上左右为难
张之洞对王安石，是打心眼里喜欢的。
他的诗歌，学的就是王安石。他自己有一首诗道：“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双井半山君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吊袁爽秋》）点明了自己喜欢北宋的诗歌，且推崇双井（黄庭坚）、半山（王安石）。
然而，戊戌变法之后，张之洞却再三标举自己和王安石不是一路人，他在《学术》一诗的注中写道：“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论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语气之间，好像推崇龚自珍、王安石这些人，是世风日下的表现，否定之意甚为明了。不仅如此，他还写下《非荆公》一诗，直接对王安石表示批评。梁启超当时写了一本《大政治家王安石》，倡扬王安石变法的功绩。张之洞见了，极力诋毁这本书，对其进行批驳。
这种种表现，是不是说明张之洞对王安石的态度真的发生了变化呢？非也！论者黄秋岳在研究过张之洞的诗后，指出“今观其诗，晚年诸绝句实宗北宋，尤学半山（王安石），岂可讳乎？”
这说明，在隐秘的内心里，张之洞不但没有否定王安石，甚至到老都在学王安石。
那他为什么要如此呢？很简单，为了逢迎慈禧。王安石以“变法”闻名于世。慈禧最恨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倡言“变法”之徒。在这种情状下，张之洞就须和以变法出名的王安石撇清关系，彰显自己的立场，以获得慈禧的信任。
左右为难，实质上就是选择之难。
可以看到，张之洞在仕宦和文学等的选择上，把天平偏向了仕宦一边，但内心里却又与文学等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八面玲珑，方能左右逢源。
做到这一点，需有高超的心理调节能力。张之洞是有这种能力的。
在此，也别笑话张之洞，试想想，要是我们处在那样的情境下，又有几人能把自己的爱好坚持到底呢？
朝廷亦可成弱势——晚清朝廷与地方关系的一种观察
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
在古代，把皇帝、朝廷比作大腿，把地方官吏比作胳膊，想来也不会失当。因为一般来讲，“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作为皇权象征的朝廷，总比地方官要威严得多。
但这只是以常理度之。
实际上，朝代更迭，权力交互，皇权总有衰落的时候，而地方大员恃宠而骄的事件亦时有发生。东周列国时期，所谓的君主便时常被列国欺凌。汉末时的汉献帝亦曾被曹操软禁，发生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著名事件。唐代宗时，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陕州，大言“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怕踏破长安城”。面对地方大员的这种骄焰，代宗只能默默含忍。
清代官员似乎并没有周智光这般猖狂，但至“太平天国”兴起，地方官员在征讨中权力逐渐扩张，对于朝廷亦就变得渐次侮慢，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分明在言说着胳膊与大腿关系的倒置。
得宠太监安得海的被杀颇富戏剧性。
这一轰动性事件，既显示了地方官员的权谋，更表现了他们的强悍和朝廷对他们的无奈。
同治八年（1869），太平天国燃起的硝烟刚刚散尽，山东巡抚丁宝桢就把奉命南下过境山东的太监安德海抓起来杀掉了。以常理论之，安德海奉朝廷之命，属于钦差大臣，在地方应享受隆重的接待。但丁宝桢明白无误地表示：“吾闻安德海将往广东，必过境山东，过则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及至安德海真的成行，丁宝桢一面向朝廷请旨，一面派人封堵。
而不明形势的安德海自恃钦差身份，完全不知末日来临，反而詈骂追杀者：“我奉皇太后（慈禧）之命，织龙衣广东，汝等自速戾耳！”丁宝桢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在未知请来的朝旨内容的情况下，“欲先论杀之”。结果被一地方官极力劝止，后朝旨到，“乃以八月丙午夜，弃安德海于市，支党死者二十余人。”
从以上的记叙看，这一事件相当曲折回环、惊心动魄。安德海和丁宝桢两人，一个是朝廷代表，一个是地方大员，三番五次地在“死”与“活”中穿梭，但终归的结果是，――安德海死了，并且死得很惨。
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在地方官员权力日炽的现状下，即使是钦差的“命”，朝廷也难以保住。――朝廷的弱势地位由此可想而知。
在这一事情上，值得玩味的是朝廷和地方官员各自不同的心态。
听说丁宝桢杀了安德海，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是兴奋莫名，连声称羡：“稚璜（丁宝桢）成名矣！”
当时的地方官领袖曾国藩更是激动异常，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有关史料引自杨国强《百年嬗蜕》）
地方官们意气风发的语句，展示了他们对朝廷的态度。而朝廷的做法是什么呢？廷议给安德海所列的罪名是“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
事实上，安德海是奉皇太后（慈禧）的命令去广东办事情的，压根儿就没有“擅出”。朝廷之所以给他罗织这个罪名，实则是惧于地方官员的“威力”，不得不从之罢了。
地方官员“威力”的积累和朝廷势力的衰弱，一般是由于战争（如太平天国）的原因。
当战争发生，朝廷无力对抗，地方官员乘势而起，在维护朝廷命运的同时，自己也增长了力量。
而朝廷要倚重地方官员对付反抗者，不得不对其依赖顺从，时光一长，这种态势便成为固定模式，没有办法扭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