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曾国藩、胡林翼时起，“各省自司道府以下，罔不惟督抚令是听”，朝廷的意旨，倒反而显得疏远了。
由此，地方官员的声势也就越来越大。不管是人事权、财经权，还是其他一些原本属朝廷直管的事情，都由地方官“代管”了。
地方官权力日大，态度便愈蹇慢。《光绪朝东华录》载：“外省督抚监司，玩法任性，骄蹇如故。其被劾（弹劾）来京，稍不如愿，即中途托病，罕有至者。”朝廷的控制力在这样情境下丧失殆尽，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了。
对此，光绪帝也只能在诏书中不断地慨叹：“朝廷以股肱耳目相寄，而诸臣以因循欺饰相报，受恩深重者何忍出此！”言语间，透露的是一种毫无办法的愤怒和悲凉。可有什么用呢？
在封建体制下，中央不能集权，地方权力过大，往往是涣散的象征。清朝从曾国藩时期的中兴始，没有持续多久就又陷入困局。对于当时的情形来说，当“胳膊扭过了大腿”的时候，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我嫉恨，我晋升——薛云阶的气量和升迁
注重修身，注重宽容，是中国读书人的优良传统。《论语》里早就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个“恕”字，就是“宽容”的意思。在其他古代的典籍里，也常常会看到一些教人“宽容”的叙述，且经常会举出一些因果报应的例子来。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是宽容善良的人会有好结果，狭隘恶毒的人没有好下场。
然而，这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罢了。
世界上许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埋下嫉恨的种子
丁宝桢在四川当总督的时候，曾莫名其妙地得罪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当到了刑部尚书的薛云阶。
那时，另一个才子唐鄂生以道员身份正在四川候补，丁宝桢对他十分器重，倚任极专。
光绪三年（1877），薛云阶升任四川成绵道（四川蓉城），这一带是四川的富庶之地，他自己也很满意。谁知还未赴任，一道任命又下来了，让他改到建昌（四川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西地区）去上任。建昌这个地方，与成绵道相比，自然条件极其艰苦、相差很远。
薛云阶心里当然不高兴。是谁搞的鬼呢？既然这个时候丁宝桢前面的红人是唐鄂生，那十有八九有就是他串通丁宝桢在作祟了。薛云阶大抵就是这么推论的。他的气量本来不太高，因为如此，就深深地记恨上了唐鄂生和丁宝桢。
器量狭小，报复唐鄂生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不几年，唐鄂生升任云南巡抚，薛云阶到刑部当侍郎，都可谓位居要津，权势显赫。
可惜唐鄂生时运不济，碰上了甲申年（1884）的法越战争，他在云南驻防失利，被拿到刑部问罪，判了个死缓，定于秋后处决。
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等名臣认为人才难得，暗地里上疏为唐鄂生说情，但都被压下来没报上去。
唐鄂生最终被定于丙戌年（1886）冬至前二日斩首。也是命不该绝，就在等待行刑的当口，上面传下旨来，免除唐鄂生的死刑，发往云南，交由给当地官员差遣。
这个消息，对于唐鄂生来说，不啻为一声春雷。
但对于刑部这样的机构来说，却是头一遭碰到这样的事情，没有旧例可循，不知怎么办才好。
此时，薛云阶正在刑部任职，并且是有名的法律专家。刑部的人赶紧去向他去请教，薛云阶表现相当冷淡，没有表态。
监斩的人只好把唐鄂生带回刑部，重又送回牢房，管牢房的人不肯收，说是已经恩准释放了的人，怎么能再行入狱？
折腾一番，鉴于唐鄂生没有去处，只得同意他在牢房过夜。事情拖了几天，几经商量，最后由刑部出具一份公函，让唐鄂生带了去云南报到。
对于此事中薛云阶的表现，唐鄂生有过一个分析，他说：“薛云阶为刑部老吏，此事一定手续，他怎能不知道？他故意装聋作哑，任由手下把我作弄，让我难堪。他只不过认为以前在蜀中未经到任那件事，以为是我作祟。其实他当时拟任的职位是由丁士彬占据，与我何干！”言辞之间很是忿忿。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薛云阶的气量是何等狭小了。
恨父亲，顺带恨儿子
“爱屋及乌”，恨屋也会及乌。恨一个人，常常会连带恨他边上的人。
薛云阶因为没当上成绵道，对丁宝桢嫉恨在心。丁宝桢当时是朝廷大员，薛云阶奈何他不得。
过了一年，薛云阶从四川建昌道升任山西按察使。
事也凑巧，这一年，丁宝桢的儿子丁慎五正在山西太原作地方官。新的按察使到任，作为下属，当然要去拜访。他没有想到，薛云阶依旧记恨他的父亲。会见之时，薛云阶说：“我自己才识很差，成绵道那一职务，胜任不了。没想到天恩高厚，提拔我来当按察使，以后还请多加照顾。”
透过这番话，可以想见薛云阶对自己在四川的遭遇仍然耿耿于怀，对丁宝桢恨得是牙痒痒的，故此碰到他的儿子，也不忘了讽刺几句，让他难受，真有点不像地方大员的样子。
照常升职只因有特长
一个人量小气窄，格局就比较小。照理说，这种人在仕途上不会走得太远。
但薛云阶一路官运亨通，最后官至刑部尚书。
分析其中原因，就是薛云阶这个人能力很强，是有名的法律专家，朝廷正是需要人才之时，这样有才的人，性格上面有点亏欠，在当时来讲，不是什么大事。
这并不是孤例。
比他稍早的沈桂芬相国，能力超群，气量也略嫌狭小，搞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时毫不留情，但官运颇佳，长期处于高位。对沈桂芬，时人曾纪泽侍郎有一个评价：“沈相虽规模稍隘，然勤俭忠纯，始终如一，亦救时良相也。”
这说明，只要有能力、勤劳肯干，气量小一点，对仕途命运影响不大。
终究，选拔一个人，看的是综合素质。因此，世上存在“我嫉恨，我晋升”的现象，不足怪也！
舌头的力量——以贺寿慈被弹劾为例
舌头不只是用来品尝食物的，它所翻飞出来的话语有时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有时甚至是一种杀人利器。
有成语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里面蕴含的，就是话语的无穷威力。
1.清流的源流很长
议论时政，匡正时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传统。
东汉末期，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知识分子的上进之路被严重堵塞。这时，太学生已经发展到三万多人，各郡县的儒生也很多。这些人和一些有思想的官僚士大夫联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指摘时政的政治力量。
这股政治力量以李膺、陈蕃、王畅等为代表，他们臧否人物，褒奖同类，攻讦宦官，讥议时政，品评公卿，在当时影响至巨，在校正流俗、匡扶风气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
有这么一干人在，那些贪官污吏、恃权为非作歹之徒，就会所顾忌、有所敬畏，不敢过分地乱来。顾炎武很看重清议的作用，他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知录·清议》）
2.晚清的清流队伍
到晚清时，“清议”的风气依然很盛。
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喜欢以“担当”自承的。加上晚清时期，政局动荡，各种思潮涌动，爱发议论的士大夫们自然不会放弃发言和出场的机会。
按《清史稿》的记载，“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
据《张之洞传》、《张佩纶传》说，当时喜欢弹劾言事的人有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陈宝琛、邓承修等。这些人以国是为己任，对于一些敏感之事，常站出来议论，风生水起，蔚为壮观，对朝廷决策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作用，贺寿慈、董恂、崇厚等位高权重之人，因为他们的言论而丢失了乌纱。
3.把贺寿慈拉进局
这些“清流”是如何运作的？且以贺寿慈事件为例。
贺寿慈，湖北蒲圻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有文名。咸丰初年，为军机章京。同治时，升到左都御史。光绪三年（1877），晋升为工部尚书。仕途一路平顺，没有遇到任何波折。
但身在高位，尤其是管工程的，难免就会在廉洁问题上说不清楚，贪名也由此传出。
贪，是老百姓最愤恨的事情，也是喜欢发议论的人最好的标靶。
光绪五年（1879）二月，“清流”大将张佩纶首先上了一道弹劾奏章，对象为琉璃厂大当铺“宝名斋”的老板李钟铭。奏章上说李钟铭“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当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招摇撞骗，无所不至”，然后列举了李钟铭的种种恶行，请求将这一奸商驱逐回籍。
对这份奏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的重点在于“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这一句，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是想把贺寿慈装进来。
不久，上谕下来，不仅要都察院会同刑部严办李钟铭，同时要贺寿慈对与李的关系作详细说明。
这算是“清流党”实施的第一步，把贺寿慈拖下水来。
4.正式攻击贺寿慈
按照旨意，贺寿慈即刻对自己和李钟铭的关系进行了回奏。在这种时刻，当然要为自己开脱，他称自己“与商人李钟铭并无真正戚谊，素日亦无往来”。
哪知“清流”干将们正等着他这个说明。
他的推脱之词一出，御史李璠立马反击上奏，指出李钟铭在琉璃厂的书铺住宅“侵占官地，并将栖止贫民义院，霸占造房”。
“清流”中坚黄体芳更是将矛头直指贺寿慈，“李钟铭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
这就是说，贺寿慈前面说的“并无真正戚谊”，显然是胡说八道，严格追究起来，则犯了欺君（还有太后）罔上之罪。
这是第二步，清流正式向贺寿慈发起了攻击。
5.把贺寿慈暂时击倒
事已至此，贺寿慈不得不站出来回应，既然事实已经无法否认，那只有往轻里说，争取能忽悠过去。
他辩驳道，自己只是“曾向李钟铭所开宝名斋书铺购买书籍，照常交易，并无往来情弊。去冬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查阅书本”。
按这个说法，贺寿慈与李钟铭不过是书商和客户的交往，如果说有罪，那就是在负责演习运送同治帝棺材的“龙楯车”时，自己偷空顺道去看了些书。由演习是件严肃的事情，这可以算“不敬”。
这样一来，罪名就由贪污往失职上转了，看上去不那么严重些。
到底贺寿慈是一代大员，加上在造同治帝陵墓这个大工程上有不可否认的功劳。谕旨下来，处分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算是从轻发落，没有革职查办。
但对“清流党”来讲，他们已经以自己的言论，打了一个不小的胜仗，把一个朝廷大员就这么扳倒了。
6.贺寿慈复出了
岂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事情刚过去三个月（时间转到光绪五年六月），左副都御史这一个重要岗位空了出来，军机处将降三级调用的贺寿慈报了上去，谕旨竟然批准了。
这个任命，从级别上来说，可以说和过去的尚书差不了多少。
如此堂而皇之的复出，朝廷上下一片惊骇，对“清流党”的震动尤其剧烈。
左副都御史属于都察院的长官，都察院是管什么的呢？清初皇太极曾下谕：“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侵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都察院的职能就是专管国家风纪，政事得失、职官邪正，都是督察的范围。（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
实际上，都察院是专门弹察官员的一个职能机构，有点像现在纪检监察机关。这和“清流党”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内在相似性。
让贺寿慈来当左副都御史，“清流党”当然大为惊恐。一个被自己弹劾下去的官员，如今复出来当自己的领导，会给你好果子吃吗？
7.继续穷追猛打
“清流党”这时实施了第三步战略，穷追猛打。
这次出面的是另一位清流大将宝廷，他的奏折对贺寿慈的人事任命进行了明确而有针对性地攻击。
“奴才窃以为贺寿慈之复用，非皇太后之意，实枢臣之意也。于何见之？于枢臣拟旨见之”。宝廷这话说得明白，错误地任命贺寿慈，可不是太后的意思，而是军机大臣的意思，因为这从他们所拟旨意中可以看出来。
“回奏不实，则欺罔也；恭演龙楯车，顺道购书，则大不敬也”。你看，贺寿慈所说明的情况是假的，这是欺罔之罪；演习龙楯车时去买书，这是大不敬的罪。
“而枢臣拟旨，不曰欺罔，不曰大不敬，浑其词曰殊属非是，是先为开脱也”。但是军机大臣拟旨，不说他“欺罔”和“大不敬”的罪名，只是模糊地说这样做不对，明显是在为他开脱。
“当降调时，人言啧啧，颇有谓贺寿慈恃有奥援，不久必复用”。对贺寿慈处以降调处分时，议论纷起，不少人说有人帮助他，不久后必定重新启用。
宝廷的这一奏折，相当有力，也很有技巧。先是讲明贺寿慈被错误的启用，错不在太后，错在军机处。接着，分析军机处错在何处。然后又讲舆论汹汹，不可不重视。
一份奏折，板打两处，一板打在贺寿慈，一板打在军机处。
分析这一事件，宝廷的言论当然很有道理，但从整个任免程序来说，贺寿慈的任命，有军机处的推荐，有谕旨的批准，是完全合法的。因此无论怎么讲，宝廷抡起清议的大棒，归根到底是在批评太后。只是，他比较注意方法，没有让太后过分难堪。
结果如何呢？大概是舆论的压力太大了，贺寿慈被革除了这个任命，“即行开缺”，回家养老去了。
宝廷这一干“清流党”大获全胜，士气大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