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和说得没错，乱世之中，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从北平到昆明，几乎跨了整个中国版图，路上很不太平，还不如暂时留在北平。毕竟，张兆和与沈从文心中的三三不一样，不是个灵魂体，能炮火中日行千里都不胆战心惊。
沈从文说的理由也很充分，他需要张兆和，离不开张兆和。
几个回合下来，沈从文起了疑心，他说张兆和“对共同过日子似乎并无多大兴趣，因此正当兵荒马乱年头，他人求在一处生活还不可得，你却在能够聚首的机会中，轻轻地放过许多机会。说老实话，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
沈从文何尝不是如此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似乎对与张兆和互动的兴趣不大，更多的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需要的是，张兆和在那儿，作为一个支撑他生命的背景板，活动在他的周围。而两人一旦分离，他就对张兆和有写不完的信，说不完的话。
他们的感情只维系在信里，在生活中，沈从文的缺席，不会给张兆和的生活带来不便。同时，沈从文的出现也不会魔法一样，让她的生活熠熠生辉，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擦亮了他的生活。
杨步伟那股傲劲儿，在赵元任那里就是一种御姐气质，赵元任一生迁就、敬佩她。但是对沈从文来说，婚前张兆和的冷美人形象，是一种迷人的特质。而到了婚后，沈从文“一看到妻子的目光，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同样的目光，在他们的儿子看来，却是充满爱意和温暖的”。张兆和迟迟不肯南下，沈从文不免有可能失去她的担心，又疑心张兆和在北平有了另外一个人。其实张兆和就算是冷淡，就算对沈从文毫无崇拜之意又怎么样，他可以追求他的女神，女神就不能向上看，必须向下俯就？
再比如沈从文的远亲熊希龄吧，尽管熊希龄对沈从文十分和蔼，沈从文对熊希龄十分尊敬，可是他的内心仍然有着太过敏感的卑微。在熊希龄的生日宴会上，沈从文觉得“不重要的自己跑来凑趣的客，寿面、寿酒是搭到别人得一份——就是特为我预备一份，要我用五点钟以上的难堪去换取”。
这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沈从文一度喜欢高青子。这个有着“西班牙风情”的美丽女子，善于打扮，又通文墨，最重要的是，她总是用崇敬的目光看着沈从文，与张兆和的铿锵之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简直是某类男性艺术家心中最理想的果儿。
最后，张兆和的顽固还是抵不过沈从文的顽固。她说：“留在这里也硬着头皮捏一把汗。因为责任太大，一家人的担子全在我身上，我为什么不落得把这担子卸到你身上？你到这时自可以明白，你当时来信责备得我好凶，你完全凭着一时的冲动，殊不知我的不合作到后来反而是同你合作了。”
到底是夫妻团聚了。
在张家姐妹的眼里，张兆和是个倔强的人，但是她的倔强，遇到了沈从文，总是变成妥协。
当时，沈从文还在追求张兆和的时候，胡适劝张兆和答应沈从文的理由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
自恋方面，男女文艺青年方面都一样——自己因为有点儿文化，而比世俗男女更值得爱。他是个天才，你不爱他不应该。
胡适这个口气，颇像那些给女护士、女文工团员提亲的红娘：“老首长冒着枪林弹雨搞革命，你不和老首长结合，政治态度不积极啊。你嫁给老首长，也是为了革命做贡献嘛。”
本来，一个人爱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并不负有必须爱他的义务。可是张兆和不安起来：“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
虽然她一眼就看清楚了他的文艺青年式的爱情的真相，但她总觉得自己好像不应该不爱他。
包括胡适和读者在内都觉得，她该爱他，因为他是天才。不了解一个天才敏感孤独的心，是不应该的。
说着说着，张兆和似乎也把这当成理所当然了，她必须爱他，必须作为菟丝的形象，与他在一起。直到晚年，她还为此抱歉，她还是觉得自己理亏，心虚：“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那么平等地来说，沈从文了解张兆和吗？
按说，读者不可能比张兆和的丈夫更了解她。可是当我们读张兆和的文字和书信，看到的那个脱离了才子佳人传说的真实的张兆和，和沈从文心中的三三、翠翠，是那么不同。
我甚至觉得，张兆和有点儿像张幼仪，务实、条理、责任感强，理智大于情感，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而翠翠，像小鹿一样，安静、羞涩、内敛，除了外表，哪儿也不像张兆和，看来看去，更像是沈从文自己的化身，也就是说，翠翠是以沈从文自己为原型的。
与其说张兆和不理解沈从文，不如说，在沈从文自足的内心世界，从来没让张兆和进去过。作为一个小说家、一个诗人，沈从文早期的书信里，张兆和只是一个倾诉对象，激起了他的创作灵感和诉说欲望。他是一个自我世界完备坚固的人，他只需要引擎、助燃剂，不需要人进来打扰。
按照沈从文的看法，“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星，追要追漂亮的女人”，沈从文还曾说过，“心目中的女人，一定同书上所提那么聪明与完美。我最理想的是女子必聪明得你说一样她知道十样，你说的她明白，不说的她也明白。她一定又美丽、又尊贵、又骄傲，才能使我发疯发痴”。他看上了张兆和的美貌和冷傲，完全看不到和张兆和想法的差距，承受这样的“孤独”，也不能怪张兆和啊。
1948年的时候，因为遭到批判，沈从文的精神陷入糟糕的地步。
汪曾祺回忆起自己的老师时说，沈从文老是觉得别人在批评他。他住的中老胡同后面有一条小路，他疑心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监视他。
沈从文给张兆和写道：“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熟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地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地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很奇怪，为什么夜那么静？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会一下子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的关系，失去意义？”
这种感觉已不只是一种平常意义上的孤单，也不只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孤独，而是一种具有病理特征的抑郁状态，抑郁似一个巨大的幕篱，将他与周边隔开。这个时候的沈从文，像独自一个人陷在一片沼泽里，无法自救。
身边的张兆和，对沈从文的精神状态不太在意。他们夫妻交流的时候，她说她对新世界的好奇，他说自己的疯狂。
当人们用文字诉说书中的人物多孤独时，意思是书写者自己有多孤独。因为在生活中，当一个真实的人倾诉他异质的痛苦时，书写者未必有这个耐心去听。不是智慧不够，就是善心不够。正如生门和死地，是互不相知的两极一样，在同情方面，人必须有代入感。沈从文不明白张兆和的辛苦、为难和操劳，仿佛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样，精神劲健的张兆和也不明白，敏感的沈从文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反而觉得他怎么这么想不开。晚年的张兆和为不了解沈从文后悔不已。至少，她是有这个心的。
到了50年代，沈从文的精神渐渐地恢复，他被新政权的表面气象感染了。他由衷地赞美着看到的新事物、新思想，屡次表达学习和融合的愿望和决心，他对妻子说话，出现了少有的激动：快来，跟上这时代！
渐渐地沈从文发现不妙了，他和这新世界不能相融，那种隔阂再次袭来，他的精神状态再次濒临崩溃，甚至到了看到小孩子说话都怕的地步。这个时候的张兆和，则是赞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政治运动并没有放过谁，沈从文老两口都被下放了。两个人的通信，就像平凡的夫妻那样，谈生活琐事、柴米油盐。隔着那么远的路，担心的是对方的身体，对老人来说，生死才是大事，至于谈心，哪还顾得上呢。
她在他去世之后，再次发现了他的好，自己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其实，有共同语言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只要双方原来有相似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和性格兴趣，等等，心有灵犀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其他的白搭，就是给两人全身插满电极通电也白搭，磨破嘴皮说一百年也白搭。但就是有人把它当天启似的，宿命论似的，飞箭射中似的，不肯找寻来时路，结果就使沟通变成盲目而无果的事情。
沈从文和张兆和，也算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典型了。路上的小磕磕碰碰谁没有呢？两口子不一定要做到心有灵犀，不一定非要灵魂合体。
可是，沈从文想啊，遇到张兆和之前，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姑娘，不用说话就能明白他的姑娘。遇到张兆和之后，他一辈子都在向对方倾诉，用那么多的书信，向对方说，对自己说，他说啊，说啊，可是经常不在一个频率上。直到生命的尽头，才仿佛向对方靠近了一大步。
陈染那首诗是怎么说的了：
仿佛一生，你和我
都在夜的两岸交谈。
绕过了那段
属于黑暗的温柔，和
荒漠对雨水的等待。
当炊烟在黎明时分升起后，
目光便重新相遇。
在岸的这边
我呼唤：啊，旅人！
在岸的那边
你回应：啊，旅人！
杨荫榆与许广平
早岁哪知世如此
北师大风潮的起因很简单，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部分学生由于受江浙战争的影响未能按时返校。这件事情是不可抗力的，从情理上原是可以通融的。不过杨荫榆本着从严治校的风格，把几名学生开除出校，引起广大师生的公愤，学生于是“啸聚学校”，运动搞起来。从1924年秋季到1925年夏，北师大一些学生天天不上课，专搞运动，矛头直指校长和教育部。
对于这个事件，当事人和旁观者分别写下了不同的观感。鲁迅的《女校长男女的梦》一文中，有一句这样写道：“杨荫榆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听说是以率警殴打，断绝饮食……”
许广平在《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说：“杨荫榆不学无术，到美国‘镀金’回来，拉拢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活动了几个拥护女人长校不问贤愚的狭隘的唯女权论者；再投靠了当时的权贵段、章，利用歪曲事实、无耻造谣的陈西滢，就以为炙手可热，人莫敢违了。于是与教师、学生、群众为敌。”
李四光却在《北京女师大剧院的经验》中说：“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
5月7日国耻演讲会，杨荫榆召集专职教员于西安饭店，吃饭兼开会。陈西滢说这是“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并没有列席的鲁迅却写道：“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
有的人说，鲁迅因为许广平的关系，夸大了这次风潮中校方的行为，而且将一些没有亲见的事实当作真事。李四光怕是看到的是真相。
但是通过更多人的回忆录，可以看出，暴力事件是确实存在的，这一点杨荫榆怕是赖不掉的。李四光只是经历风潮的一个片段而已。
北师大风潮中，有数位女学生被打倒在地，成了血人一般。不过北师大风潮闹了一年，这次高潮事件持续了几天，一直保持亢奋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有个中场休息。李四光写道：“只看见那些‘保护’的巡警站在门前，你一声，我一声，在那儿张开大口换班打呵欠。看守巡警的女学生，三五成群，你一句，我一句，唱出许多不甚雅听的口号。这样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过去了。”
笔者政治不正确，不知道为什么读出了学校开运动会到最后一天的感觉。真的怕这群学生喊出“再不杀人，就开学了”来。她们很急，也不急。没到高潮的时候，她们零零散散的行为，连巡警也觉得疲乏了。
研究群众运动的行家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中说：“‘荣耀’基本上是一个舞台观念。如果不是清清楚楚晓得有观众在看，演员就不会卖力追求荣耀。我们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是因为知道我们的英烈事迹会为同时代人和后来世代所记取。”“只有当我们自视为舞台上的演员，死亡才会失去其恐怖性和终极性，而成为一种模拟行为和戏剧姿态。”
许广平说：“公举你出来做事时，个个都说做后盾，个个都在你面前塞火药，等你灌足了，火线点起了！他们就远远地赶快逃跑，结果你不过做一个炸弹壳，五花粉碎。”
这一段，多么像王佳芝的表白。王佳芝看清革命的荒谬、革命战友的无情之后，转而寻求瞬间的温暖，哪怕是个鸽子蛋。可革命青年许广平毕竟不是王佳芝，她继续寻找她的同类。钱稻孙回忆说：“鲁迅身体并不很健康，常生病，瘦瘦的，我看他顶起劲是在女师大风潮中。当时他精神很兴奋。我吃一惊，觉得他精神上有些异常。”鲁迅先生high起来了。在这次风潮中，鲁迅和许广平接上了头，两个人由开始的激动和愤慨，渐渐地发生了变调。许广平对学生风潮的崇高性产生了疑惑，鲁迅一贯并不支持学生做无谓的牺牲，经历了几次学生运动后，他以惯有的悲观主义论调，看到这次风暴同样不能划破夜空，撕裂黑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