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计件工资制：在泰罗之前，各工厂普遍实行的普通计件工资制的缺陷有二：第一，计件的标准不固定，具有任意性。为了消除工人间的“不公平”，管理方会降低计件工资的单件标准。在这种计件标准下，工人决不会努力提高产量，而只会尽可能压低产量。第二，普通计件工资制没有计入固定资产的利用率和资金、材料的周转率。泰罗设计的差别计件工资制，目的就是解决普通计件工资制的缺陷。例如，有某一种产品，假定过去每个工人每天生产10件，其计件标准为每件0.2美元，日工资为2美元。现在根据工时研究制定的标准定额为每天20件，其计件标准可以确定为每件0.15美元。这样，工人完成定额后，每天可得工资3美元，高于他原来的日工资，而厂方的人工成本，由原来的每件0.2美元降低到了0.15美元。但是，对于不能完成定额的工人，则必须降低计件标准，假设某个工人每天只完成了19件产品，其计件标准就应降低到每件0.12美元，其日工资就相应成为19×0.12＝2.28美元。之所以降低其计件工资率，是因为20件的定额标准是经过科学计算能够完成的，另外，他完成产品的件数少，就随之降低了固定资产利用率和资金设备周转率。而对于超过定额的工人，则应提高计件标准，假设某个工人每天完成21件产品，其计件标准就应提高到每件0.16美元，其日工资就相应成为21×0.16＝3.36美元。差别计件工资制与工时研究、标准化、工人培训密不可分，必须结为一体。
科学管理的思想层面——科学管理所带来的心理革命
效率与人性的统一：在美国国会讨论拨款法案时，爱出风头的参议员亨利·洛奇甚至声称：泰罗制造成了迫使奴隶拼命干活直到累死的“奴隶时代”。但泰罗自己对类似的批评说法并不认同，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特别强调，科学管理的本质是为提高工人的福利服务的，推行科学管理必须重视工人的反应。离开了对工人的关心，科学管理就会变质。效率和人性，在泰罗那里是有机一体的。泰罗的出发点，是从人的需要和动机出发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科学管理的基本思路，就是用合理的科学方法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以经济刺激来发挥工人的工作热情和主动精神。泰罗对工人的这种态度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并反复提出雇主和工人应该建立和保持一种友好和谐的亲密关系，这正是科学管理的实质所在。正是在泰罗制的推行过程中，人事管理成为时尚，工人福利开始得到重视，人事部门和福利专员成为伴随泰罗制而出现在工厂中的新型管理部门，工人完成定额就可以回家，弹性工作日浮出水面，工人工资大幅度上升，劳动时间也会明显减少。从科学管理中受益的，不仅是老板，而且也是工人。
科学取代经验：工业化初期的工厂管理，基本上是经验型的。绝大部分人认为，同管理者相比，工人最懂得如何干活。即使是由管理者安排的工作，在细节处理和具体操作上，工人比上司更有发言权。因而，管理的主要责任是监控，而不是指导。前面所说的切割金属实验，就充分反映了这种经验式技能的局限。对此，泰罗试图以理性的方式，充分运用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和技术手段的发现发明，在管理活动中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知识体系。在这一意义上，泰罗对于管理学，类似于伽利略和牛顿之于物理学。
以合作取代对抗：泰罗所说的心理革命，包含有许多内容，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以合作取代对抗。泰罗强调，要使管理人员认识到，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合作关系，没有管理者与工人同心协力的合作，也就没有科学管理。“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 “在科学管理中，劳资双方在思想上要进行的重大革命就是：双方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盈余分配上，不再把盈余分配看做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增加盈余的数量上，使盈余增加到使如何分配盈余的争论成为不必要”。“当他们用友谊合作、互相帮助来代替敌对情绪时，通过共同努力，就能创造出比过去大得多的盈余。完全可以做到既增加工人工资也增加资方的利润”。“如果不能用合作与和平的新见解来代替旧的对立与斗争的观点，那么就谈不上科学管理。”
简单得说，就是先不要管如何分配蛋糕，而是着眼于把蛋糕做得尽可能大。这种说法确实具有吸引人的道理，如果只着眼于蛋糕的切割分配，那么，一方拿多了，另一方当然会减少。为了尽可能保持甚至扩大自己的那份蛋糕，人们只能以对抗的眼光看待他人。所以，雇主把工人当窃贼一样提防，工人对雇主像强盗一样警惕。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就会支配人类社会，但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却不会明显增加。泰罗强调用合作取代对抗，即使到了今天，依然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科学管理的精髓，就表现在这种最大限度的合作上。
泰罗制的社会作用和影响究竟如何呢？实际上，泰罗制不只是一种有关生产作业的管理方法与技术，而是一场社会变革和心理革命。这场变革以管理方式的改进为切入点，生产要素得以重组，社会达成了新的共识，培育并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科学管理被广泛推广的20世纪初，工商企业中几乎每一个部门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科学管理。泰罗也受到时代的限制。当时人们对科学充满了盲目地崇拜，泰罗走上了一条试图寻找“全知全能”式理性支配的道路。他坚信，只要付出相应的努力，人们就可以最合理地安排世界。管理学由此而被带进了微观计划经济的形式。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一是把人当做机器来看待，忽视了人的因素以及人的需要，所以这种管理思想下的组织是“无人的组织”；二是没有看到组织与外部的联系，所关注的只是组织内部的问题，因此是一种“封闭系统”的管理时代。总结历史，我们可以说：泰罗制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在社会主义世界，无论是在微观还是宏观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带来了相当的副作用，它改变了人类历史。首先来看科学管理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泰罗制的推行使企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福特公司虽然没有实行泰罗制，但组织生产的原理与泰罗制并无二致，汽车工业只不过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其他行业也无不如此。
从美国经济的总体来看，1890～1921年，工人实际工资的年复合增长率为每年1.6%，使这一阶段的工资又增长了一倍。除了工资的增长外，劳动的时间也开始减少。1890年，美国工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60小时，1910年则降至55小时，1920年降至50小时。从劳动生产率来看， 1919～1929年这十年之间，劳动效率提高了43%。以至于在1920年代后期，迎来了美国史上著名的“柯立芝繁荣”。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泰罗制功不可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阶级合作的巨大力量。（数据见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1997.P287）。
然而，整体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使得快速提高的生产率孕育出经济结构的不协调，加上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依然不断加深，于是以生产过剩为标志的大危机迅速爆发。1929～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恐慌之中。凡是推行泰罗制比较早也比较好的国家，恰恰最先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所受的破坏也最为严重。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泰罗制的根本缺陷。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泰罗制是在企业微观层面进行的，微观的计划性越强，单个企业内部越有组织性，整个社会在经济上、在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也就越剧烈。因而，西方各国所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如罗斯福新政，其基本思路就是在国家层面采用泰罗制的某些措施，在宏观经济上加强计划和组织性，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
科学管理对社会主义的影响，是在列宁的倡导下展开的。列宁在苏维埃俄国建立后不久，就主张把泰罗制移植过来。他说：“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的一切宝贵成就。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应当在俄国研究和传播泰罗制，有系统的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列宁选集》第三卷，P511）。于是，国家政权和泰罗制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管理形式——计划经济。
泰罗制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能从宏观上进行，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整体的有计划和个体遵循计划。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恰恰是由泰罗的密友甘特手下人设计的。列宁对泰罗制的推崇和学习，也正是出于社会主义经济理念与泰罗制之间这种逻辑上的一致。从逻辑上推论，如果理性无限，那么，计划经济就是最好的制度安排；相反，如果不能做到完全理性，那么，人们只能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将泰罗制的理性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他们不但在国民经济大的发展方向上实行计划控制，规定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规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并且政府通过最大限度地国有化、集体化，把所有微观经济主体纳入政府计划管理的范围，于是微观经济主体丧失了经济决策权和经营自主权，变成了执行政府经济计划的工具。国家就像一个大工厂，企业不过是国家这个大工厂的车间，它所需要的人力、财力等资源是由国家计划好的，它所生产的东西也由国家统购统销甚至统一调拨。微观经济主体反而不再需要泰罗制的周密设计和创新能力。最终，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滋生出各种发展的障碍，导致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整体的失败。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是由微观层面的企业实行泰罗制，结果造成国家整体失控，危机的爆发呈现周期性的特点；社会主义是由国家整体宏观层面实行泰罗制，结果造成微观企业失效，危机的爆发呈现平台跳水式断崖性的特点，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不无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