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化学工业集团，有范旭东①、侯德榜②和李烛尘③三人将永利制碱、久大精盐和黄海化工联合而成的永久黄集团；他们还组织黄海学社，作为化工技术的研究单位。后来永久黄集团帮助几个主要的大学成立了化工系，也资助这些科系进行研究，开创了中国教研合作的先例。
①范旭东（1883—1945年） 实业家，1914年起先后开办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制碱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做“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②侯德榜（1890—1974年） 化学家，1939年首先提出了联合制碱法的连续过程，对纯碱和氮肥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③李烛尘（1882—1968年） 实业家，早年参加创办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47任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
④李仪祉（1882—1938年） 水利学家，曾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授及华北、黄河、淮河与陕西省水利机关领导职务，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创立人之一。
李仪祉④是水利专家，曾经在陕西建设了关中八渠，也为河套开发了灌溉系统。他对水利的兴趣不仅在于灌溉系统而已，他有全套如何治理淮河、黄河的构想。在实际的工作之外他还创设了河海学社，结合同志为中国的长程大规模的开发水利作种种的规划。后来，河海学社发展为今天的河海大学。
在美国留学回国的茅以升，专业是桥梁工程，回国以后他在东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央大学），创办桥梁工程专业，他也在河海学社培育新进。茅以升创办了中国桥梁公司，希望为中国的交通事业，尤其是桥梁的建设作出贡献；不仅是有所规划，而且可以实际投入建设。他亲手设计了跨越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大工程。可惜，钱塘江大桥才刚通车不久，日本就发动“七七事变”侵略中国，他不得不亲手炸毁这座桥梁，以阻挡日本人向西进军。
在南京中央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也就是直属于蒋介石的单位，有一个原来是资源调查小组的工作团队，后来发展为资源委员会，由翁文灏和钱昌照①等人领导。他们四处调查中国的矿产和工业建设的环境，为中国的建设作准备。这个单位和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与民间的研究机构充分合作，使得中国的建设有一些可以开展的蓝图。在他们所做的工作之中，至少我们今天应该记住的是：中国的钨、锌、锰和稀土金属，其大概分布情形是由资源委员会的同仁们发现的；中国第一个石油矿，是资源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甘肃老君庙找到的。这些工作，都为建设中国的现代
①钱昌照（1899—1988年） 英国伦敦大学毕业，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资源部委员会委员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工业提供了必须具备的基础。这一批学者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为中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到今天，海峡两岸的石油人才和矿业人才，还有资源委员会前辈培育的人物。
将中国艰难整顿成多民族共同体
中国在进行启蒙后建国的工作，窥伺中国的强邻日本，却不愿意中国顺利地重建自己。日本少壮派军人在日本发动政变，杀害了许多主张民主的开明政治家—包括首相和大臣，夺取了日本文人政府的政权。实质上，日本变成了一个军人专政的国家。之后，他们以东北的关东军作为前锋步步进逼，希望压倒中国的抵抗，取得东亚大陆，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同时，发动在太平洋的扩张以获取东亚的霸权，创建“大东亚共荣圈”。实质上，这个所谓的“共荣圈”就是一个横跨海陆的大日本帝国。
1926年北伐开始，1928年，日本在中国北伐军北进的过程中出兵济南①，后来又不断地借故制造了许多纠纷。最严重的一次侵略，是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突袭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政府。中国当局衡量自身实力，没有能力在这个时候和日本直接冲突，于是忍气吞声让奉军撤到关内，希望以国际公法制裁日本。当时国际联盟也派人来调查，而且谴责日本赤裸裸的侵略。当然，在国际政治上，是只讲实力、没有公理的。东北沦陷后由日本掌握了十五年，要到抗战胜利，中国才收回东北。这十五年中，日本花尽力量建设东北的重工业，开发东北的资源，以蓄积日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实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又在内蒙古引诱若干蒙古王公建立自己的军队，号为自治，实际上是归属于日本。在华北，又进一步在河北省的东部建立所谓的“自治区”。这样的事件年年不断，咄咄逼人，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七七抗战”开始，中国政府才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
风暴前夕
日本制造的种种事件，当然加深了中国人的危机感。一方面，许多地方的军事领袖，有些是过去割据自雄的军阀，愿意接受中央号令，整军经武，预备大战的爆发；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不同民族地区，也努力维持各族在中华民国体制下的归属感。内蒙的王公，大多数并没有跟着亲日的东部王公投向日本；在新疆，地方首长虽然必须与苏联打交道，甚至于承受苏联的压力，然而在体制上，新疆还是中国的一省，并没有采取自治或独立的名号；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有清一代等于是皇帝的私属，在这个时期中央政府仍然监督班禅喇嘛的坐床典礼，无论是对国际还是西藏来说，西藏仍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西北和西南各地，明清以来，本来就有各族自治的体制，例如西南的土司①制度和西北的种种伯克②、王公的酋长制。在民国时代，中央政府延续过去的传统，给他们地方首长的名号，让他们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却还是受各省政府的约束。过去对少数民族的称呼，都有过歧视性的不雅称谓，经过民族学家的努力，民国时代的少数民族都换了称呼，以尊重各族平等的体制。
①土司 南宋、元、明、清时在西北、西南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
②伯克 旧时新疆维吾尔族特有的官名，是维吾尔语音译。以阿奇木伯克为长，伊什罕伯克为副，下设各级伯克，清政府分别加以任命，概称伯克。
以上种种努力，目的都在整顿和确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在一个主权之下立足于世界。中国的十年努力，也引起了东亚邻邦的注意。韩国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此时韩国的复国运动志士看到中国的榜样，在中国建立了复国的组织，而且将国家名称也定为大韩民国。法国占领越南已久，越南的复国运动者也组织了越南国民党，希望有一天越南也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缅甸的志士制定他们未来的国旗，基本的构图是和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非常接近的。远在南亚的印度，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组织也设法和中国联络。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也尽力帮助印度独立。他出席开罗会议的途中在印度换机，还想方设法和甘地见面，因此触怒了丘吉尔。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迈向独立自主的建国过程可能使远东各国的独立运动提早实现。真要说到辛亥革命的意义，这一个角度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从1926年到1937年，国共之间不断地斗争。在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掌握了城市后，本来想在城市发展的共产党不得不转移到江西，但两党的纠纷从未间断，中国的人力资源不断地消耗于内斗。一直到中共长征西北在陕西建立政权，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使得许多社会大众不断呼吁两党放弃斗争、合作抗日。这个气氛终于造成“西安事变”，蒋介石同意全国团结，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转变，正如前面所说的种种发展一样，也是在国族主义的理想下无法避免的过程。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终究无法避免狂风暴雨般的八年全民抗战。但事实上，中国的准备还不够。单以武装力量来说，中央和各地方武力加在一起有数百万之众，但是武器陈旧、训练不足，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中央指挥系统；多年的整编，只是引起多次地方和中央的冲突，并没有真正地重新整顿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兵工厂生产力不够，也没实现现代化；中国的运输力量，也不足以面对将要爆发的大战。日本人在卢沟桥引发的事变，正是符合日本少壮军人集团逼迫中国摊牌的计划。十年的准备，等于是一个小孩刚刚站起来，还没有足够壮大，就必须要面临漫长的抗争，以保卫自己的国土。所谓的黄金十年，也可以说是流泪的十年。可是如果没有这十年的准备，中国大概只能任人宰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