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广东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训练了自己的军队，也得到留美学生的帮助，建立了国家金融机构的雏形。于是，国民党从潜龙在渊，居然可以有飞龙在天的机会。在1925年之前，国民党本身陷于左派、右派的冲突，几乎分裂。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已出现，而且一段时期是以国共合作的名义和方式自求发展。
蒋介石有限度地统一中国
蒋介石以黄埔军校训练党军，中国出现了第一支有政治理念的军队，其作战力就不是一般军阀武装力量可以抗衡的。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挟其武装实力，夺取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全国人民“救亡”意识高涨，驱迫若干地方军阀向国民党靠拢，构成了一个联合力量，打垮了北洋政府。东北关外的奉军，在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由其子张学良领导归向国民党的中央。北伐成功，不是国民党一家的力量所能够达成的，是这些力量的联合才使得中国得到有限度的统一。至少，南京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其号令所及可以到达国家经济最发达、人口最众多的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在这一个核心地带，中国有几乎十年的时间，得以发展成稍具规模的现代国家。
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政府的体制，虽然是号为训政①时期，并没有真正立宪，也没有具体执行五权分立，但至少有了一个相当有规模的文官制度，也有了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更为重要者，中国有了一批相当专业的公务人员，包括财税、金融、司法、交通、邮政这几个专业的团队，以及一些国营企业。至于军队，包括中央政府直辖的部队和各地的地方部队，实际上都还是效忠于他们自己的领袖：中央军队效忠于蒋介石；桂系效忠于李宗仁和白崇禧；晋军效忠于阎锡山；奉军效忠于张学良；冯玉祥的部队流转各处，没有基地，也是效忠于冯玉祥自己。这些武装力量，各奉其主，明争暗斗，从来就没真正合作过。因此，南京政府至少在武装力量方面是谈不上统一的。还有国共之间的斗争。因为宁汉分裂①和上海的地下斗争越演越烈，以致中共的活动脱离上海等城市，转入江西的农村，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①训政 孙中山把建立“民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主张在训政阶段施行约法，由政府派出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使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
这时候，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紧、加强，就怕中国成为真正统一的国家以后，就不是日本可以随意欺负的了。于是，几乎年年都有不同的事故发生。日本借着各种理由在中国发动武装行动，例如，日本军队在济南拦阻北伐军的前进，后来一次又一次在华北发动事变，都是日本以关东军为主体的军阀们尝试蚕食中国主权的行动。不断的外患和从未间断的内斗此起彼应，使得十几年来中国不得安宁。面对亡国的危机，人人都有强烈的国族意识，珍惜国家的主权。举例来说，据海关史专家连心豪的研究，先父伯翔公在北伐后从海军调任海关监督职务，他在厦门监督任上，为了维护主权尽力与洋人主政的海关税务司交涉，将当年抵押海关的不平等条约，解释为只是抵押了关税，中国还应当保有检疫和缉私的权力。按照这种解释，中国的海关监督就有权登船搜索，也有权扣船不放。又比如说，1929年东北“易帜”不久，还是半独立状态，但奉军的将领韩光第为了保卫国土，以一团之众抵抗苏联二万人的侵犯，他和他的兵员全员殉国。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大家都会尽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①宁汉分裂 1927年国民政府北伐期间，容共的问题引起国民党内部分裂。蒋介石以武汉政府受共产党控制为由，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主张清党；武汉政府下令开除蒋的党籍，并计划派兵征伐南京，史称“宁汉分裂”。
教育与学术为中国现代化打基础
在这一短促的时间之内，中国还是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建设，最值得注意的是教育体系的发展。在这十几年中，几乎每一个省都有大学，有些大城市还有好几所公私立大学。著名的新学校，例如广州的中山大学、汉口的武汉大学、南京由东南大学改制的中央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都在短期内就可以和原有的清华、北大、交大列入同一等级。这些学校加上也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教会大学不少于二十所，为中国训练了数十万学术和建设人才。这些学校的教育体制，也迅速地发展为多科目的教育体系，而且其中有些学校实际上已经具有研究所深造教育的水平。过去中国的高级人才，必须借助出洋留学来培养，现在至少可以有自己的训练基地了。
不过，这些学校都集中在大城市，而他们的课程也是从外国大学移植过来，甚至于有些课本是直接用国外原版教材，有些也是翻译过来的课本。于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读得越多，学得越深，就知道很多外国的事物和知识，对中国自己的问题反而产生隔膜。因为知识训练是外来的，知识分子与本国文化严重疏离，这种现象也使得中国的社会上下两层越来越隔绝，也越来越疏离。中国从外面学习的现代化走得越迅速，内部的上下分裂和城乡分离也越严重。在横向方面，城乡的分离也意味着沿海和内地、交通要道周围和边缘地带以及贫富之间的分离。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由于其上层是如此地疏离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这个政权的现代化，却变成其日后失败的病根。
在学术发展方面，公私两方都有一些新的研究单位出现。就拿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来说，它的这套体制本来是蔡元培想要引进法国的大学院制度，建立一个研究和教学合在一起的机制。但后来，由于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习惯于美国的制度，大学教育仍旧是由教育部主管，中央研究院就成为一个专门从事研究的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规划为历史、语言、考古、民族四组，这是傅斯年从德国借来的制度，其目的是通过这四个学科的研究，来界定中国的内涵，确认中国的族群是如何融合并且终于构成一个复杂的共同体的。这一个单位，最大的贡献是在考古学方面，而且很快中国考古学就在世界上拥有了一定的地位。另一个研究所是地质研究所，是由李四光、翁文灏等人组织的，他们原来的目的是为国家寻找建设的资源，可是却在世界地质学上填补了中国这一地区的实证资料。这两个研究所都是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学研究中国本土的事物，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且把中国的时空发展，归纳为中国对自己的认识。这种贡献，就远超于纯粹研究室的理论探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使中国人清楚地知道何所归属。其他各研究所，也分别在不同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基础在当时还是很微小的，可是若没有这些基础，不可能有今天海峡两岸高等研究的实力。
我们特别要提出的问题是对于古史的重新解释，主要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开始的讨论。这一番讨论，在北伐以后，许多篇讨论的文章集合成《古史辨》系列。顾颉刚是其中的主要干将。顾先生的观点是，中国的古代历史是逐渐累积造成的，中国的传说尤其如此。由于古代的中国由许多族群构成，每一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系统，也都有自己流传的传说；在中国逐渐统一的过程中，许多平行的传说，逐渐合成一套各群族都可以接受的文化起源解释，期间有许多重叠和再编织，大致是后来采纳的传说，反而要放在更古老的时代。于是，中国的古代在三代的前面要加上五帝，五帝的前面又要加上一串传说中的君主。
顾颉刚的目的是要重现历史真相，甚至于将一些古人的名字—例如禹—追回他最初命名的本意。这一工作当然引起许多习惯于旧说者的惊诧和反对，引起许多的辩论。史语所成立以后，开展了考古工作，也对古代的文字有了系统性的研究。这些实证的研究工作，对中国古代的历史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重新排列，得到更符合原来面貌的古代历史。现在，中国是一个多元、多民族的文化系统，已经是大家都认同的事实。对中国古代史重新解释，配合民族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产生出对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的新理解，实际上有助于建立一个新的、更符合事实的国族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