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中国从此陷入十几年的军阀混战时期。袁世凯在世时，军阀系统定于一尊，社会局势整体上看较为稳定；但是，他称帝的野心使得自己众叛亲离，洪宪闹剧匆匆收场，袁世凯死后中国又陷入一片混乱。各派军阀间持续混战，轮番争夺政府的控制权，甚至还有张勋复辟这等事情发生。
在北方，有袁世凯的直系和从直系中分出来的皖系不断争夺政权，他们派出来的地方军事首长各为其主，可是也分合无常；在北方，还有雄踞辽东的张作霖、在山西闭关自守的阎锡山，这两股势力有时候也会卷入北方的政权斗争，但大多数时间，他们都相当致力于治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南方，广西和云南各地均有据地自雄的地方军阀，为了争夺一省控制权而时时发生内战。四川内部，就是一群土生土长的军阀，不断地在争夺天府之国的领导权。长江流域和东南地区，则是各方面军阀争夺的对象。这些地区没有自己的军阀，全靠着地方掌握财富和资源的乡绅，在许多武人的争夺之中，想方设法维持地方的安定。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同志，则局促于珠江三角洲一隅之地，必须时时仰桂军、滇军和粤军的鼻息，号令不能出“帅府”之门。
分裂的中国，救亡的压力
四分五裂的中国，沦为列强的“次殖民地”：英国的势力范围，是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法国在西南尤其云南发展其势力；日本在福建有特殊的利益，当然，日本取代了俄国，将东北三省牢牢抓在手中。张作霖的起家，是在日俄矛盾之中成长，也长期地受日本的支持。在我国北方，青岛是德国的基地，威海卫是英国的基地，好在内陆地区只是德国、英国、美国的传教和经商的地点，并没有被侵占。
中国的内河和沿海的港口，进出的都是挂着外国旗帜的货轮，也有外国的军舰，肆无忌惮地在中国的领域中航行。外国的洋行和银行，不仅经营进出口的买卖，也开发中国的矿产，经营中国的铁路。外商设立的工厂，在中国土地上，用中国的原料和华人的劳力赚取中国市场的利润，运回自己的国家。无论哪一个政府，中央或者地方都必须仰赖这些外资经济，或者向他们贷款，或者购买他们的军火。中国可以说没有自己的经济。中国的民族企业还没有发展的机会，中国甚至长期没有全国的统一货币，外币和银元都在市面上流通。
从1912年到1926年，就以上所说的情形看来，北伐之前的中国是一片混乱，乏善可陈。的确，这时候呈现的危机，是时时可能发生的亡国，“救亡”两个字成为当时压在全体中国人心头的压力。尤其日本人，在那一段时期时时刻刻在各地有挑衅的行为，制造事故，以取得中国的让步。日常生活中，生活在租界或者通商口岸的华人，不是必须面对外国人，就是处于外国势力卵翼下，受着各种各样的歧视和欺负。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救亡不仅是一个口号，还是天天要面对的现实。
昙花一现的自由环境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在救亡的危机感下，这一段时期竟可以说是中国的启蒙时代。许多革命前应该想到的问题，在这一段混乱的时期提上了日程，让大家不断地思考：中国怎么走到了这个地步？中国该走到何处去？
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但更多人是在中国接受的现代教育。从总人数说，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在人口比例上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受过中学教育的，应该是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之间。这些新的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卷入了 “启蒙”过程。救亡和启蒙，两个任务必须同时进行。也因此，启蒙的意义受救亡的影响，使得这群新知识分子具有严重的紧迫感，不免重视短期内快速的效果，而不太顾及未来长远的发展。
当时中国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几乎都集中在若干大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北平和天津，南方的上海和南京。此外，广州和香港距离很近，也是华南的中心，武汉则是华中的中心，这两个副中心，论其发挥的功能，只能说是平、津、宁、沪的外围而已。
中心城市的报刊杂志，成为讨论国是的论坛。《东方杂志》、《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等，都刊登不同人物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个人对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想法。几个重要的出版社，例如商务印书馆和更早期的一些书局，一批批地发行导论性的书籍，介绍各种新知识和新学说。上海也有了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事业，以这一个新的媒体，提出大家天天面临的许多问题，用娱乐的方式提醒大家注意一些生活上的现象。这些新的文化事业，几乎都在租界之中，即使他们指斥当权者，由于任何中国政权都无法进入租界，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外国人在租界拥有治外法权，这本来是不该发生的，却使中国人获得了思想上极度的自由。在这自由环境中的文化与学术讨论，如昙花一现。
先说政治理论方面：各种主义都被提出来讨论，从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到社会主义，都有人提倡，也都有人信从。孙中山在广州虽然施展不开，却是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思考中国的问题。他一方面从美国的民治、民有、民享三个理想，延伸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也重新认识了中国的过去，尤其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特色，并且吸收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内。他的五权宪法结构，就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鼎立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传统科举的考试和御史台的监察两项权力。
前面说过，孙中山是一个边缘人，在外国受教育，对中国的文化其实并不熟悉。这一段岁月，可以说是他的补课过程。他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的建国蓝图，也在这个时候有相当具体的描述，比如如何改善交通，如何开发物产，如何建设工业等。假如这一套想法，在革命前他已经提出，我想在辛亥革命时，他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不至于沦入四无依傍的窘境。
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共产主义在各处都开始传播。中国在欧洲的留学生，其实有很多早就已经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俄国革命成功后，一方面有许多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已经在知识分子之间讨论社会主义和更具体的共产主义。共产国际①对于孙中山的支持，又使得国民党的若干人士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里面的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制度，从英美留学回来的学者，几乎全部都站在这个立场上，和左派不断地辩论。在两者之间，则是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团主义、乡村自治主义等，五花八门的观念都有人提倡。
20世纪20年代时，有过几场大辩论。一个是讨论中国社会的定性，左翼的理论家将中国的过去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是有些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有的人从中国传统的立场驳斥这些说法，也有的人则是修正了唯物史观，不主张固定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却也认为社会与经济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