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1911年），八月，武昌城中楚望台下一声枪响，居然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消灭了，从此中国有了共和国的体制。那年年底，孙中山先生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他自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但是很快就因为南北议和，他把总统位置让给了袁世凯。此后，中国兵连祸结，连续十多年都是军阀混战，中华民国本身只剩了一个名号。武昌革命，似乎真的是没有成功。我们检讨这一场革命的春梦，为何竟是如此短促？
孙中山革命与民间帮会的关系
要检讨这个问题，话要从头说起。在戊戌变法失败和义和团运动之际，中国的志士眼看着一片江山怎禁得起几番风雨，他们想到的，还是在原来的制度上改革，而不是从头开始，经过革命创造一个共和国。刘鹗的《老残游记》提到南方的革命时，将其与北方的拳乱相提并论，称为“北拳南革”，可见他们对革命的印象—即认为这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反而是滋生祸乱的源头。
孙中山本身是一个南方乡村的孩子，后来又到夏威夷接受中等教育，最后才在澳门，跟着一对外国医生学习一般的医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孙中山是一个边缘人物；而他鼓吹的革命理论，也不过是美国民治、民有、民享思想的延伸。何况他最初的想法，还谈不到三民主义的理论结构，只不过是“驱除鞑虏”、“平均地权”，也是根据族群意识和中国民间向往的社会公平来制定的。自从明朝覆亡，即使满人已经站稳了天下，中国民间的反清复明思想仍旧潜伏在秘密社团和秘密宗教之中。华南是明朝最后一片领土，因此，反清复明的思想，在南方的天地会这一类的组织中流传不断。太平天国的启示，耶稣教的号召，只不过是个躯壳，其基本精神也就不过是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和平均地权的思想。
在清代晚期，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华南许多地方秘密社团的成员也隐伏地下，有些远窜海外。南洋和美国的许多华工之中，就有很多帮会分子。这些孤苦无依的弱势社群，身在异国无可依托，也就只是仗着祖国带来的帮会，结合成一股力量，相？以湿、相濡以沫。孙中山在美国各处发动侨胞的支持，颇为倚仗帮会的帮助。他在辛亥之前的一两年，曾在华南发动多次暴动，号为“十次革命”，都没有成功。这十次暴动，除了广州事件是在南方的大城市发动，很多参加者也是海外留学生，其余九次暴动都在偏远的地方，甚至于在广西和越南交界的镇南关。每一次，孙中山和他的同党都等待着当地的帮会响应，但是每次都是没有结果。审算这九次的努力，孙中山寄予希望的帮会在华南并不如何强大，他们真正强大的力量是在海外。孙中山在海外得到许多穷苦侨众的支持，他们以辛苦钱捐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但是在华南，这些帮会大概也就只能存在于非常边远的小地方，也缺乏真正的实力。
相对而言，湖北新军之中，很多是华中和东南地区的帮会成员。这些帮会，论起原来的基础，也是从反清复明的地方秘密社会延伸而为遍布水运交通干道和沿江城市的秘密组织。所谓“江湖”两个字，实际上是指长江和沿江的湖泊地区。这些帮会，长期以来已经在东南和长江流域成长为庞大的潜在力量。太平天国之乱，湘军的将领在力量已经壮大时，忽然发现自己的军队之中存在着庞大的帮会势力；张之洞成立湖北新军，参军者也正好是太平天国以后那些本来已经解散的兵员。这一股力量掌握东南半壁的运输路线和城市，其实力之强大，不是华南帮会可以比拟的。孙中山的同志黄兴等人出身华中，熟悉地方势力。黄兴在孙中山身边以“知兵”著称，可是二人之间多少有点竞争的关系。南京新政府成立，黄兴本来被推举为大元帅，以辅助孙中山，不过后来大元帅的名称从来也没有正式出现。在新政府中，黄兴担任陆军部部长的职务，可是手上无兵无饷，也是一筹莫展。
①陈其美（1878—1916年） 武昌起义后，参与策划并领导上海起义，上海光复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
②柏文蔚（1876—1947年） 武昌起义后，任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二次革命时，宣布安徽独立，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逃亡日本。
③李烈钧（1882—1946年） 1912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江西都督，也参加了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回国都是仓促行事
选举临时总统的十八省“代表”，在我们今天看来几乎都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十八省议会的领袖。湖北武昌的辛亥革命一起事，东南各省的临时议会纷纷响应，照理说南京政府成立，这些议会和他们的领袖应该是会带来他们各自的军队和资源；即使以革命党本身的力量而言，上海的陈其美①、安徽的柏文蔚②、江西的李烈钧③，如果这三处革命党自己的武装力量精神一致，协力同心，加上武昌新军，全军南下，这几支武装能聚集在南京，南京也不至于束手无策，坐听袁世凯的兼并。黄兴等人未尝没有此想，可惜事与愿违，终因资源不足没能成功。孙中山是在革命的枪声打响以后，从海外匆匆赶回南京，当时大家也盼望他带来国际的支持—至少华侨的财力支持，他却是空手而来。无兵，无钱，也没有本党武力的支持，更不用说东南地方领袖的拥护，这个政权当然不能运作。
在辛亥革命发生的前几年，革命的呼声确实已经高涨了。响应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也以东南为主，尤其是以上海租界为依托的刊物和报纸，都成为当时革命运动的喉舌。甚至于本来就主张保皇维新的梁启超，在革命前一两年，他的论调也逐渐偏向于革命。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包括章太炎和“南社”诸公，都是名声很响亮的文人—却对地方士绅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力。以我的家乡无锡为例，辛亥革命后，当地的地方领袖自己组织县政府，推选官员，并没有和武汉或南京有所联络。这些力量遍布东南各省的省级到县级行政单位，孙中山没有可以措手之地。义和团运动时，东南各省联合自保，置身于清政府和外国冲突之外；如果在南京政府成立时，东南各省也精诚团结支持革命，以南方力量之强大，袁世凯的北洋军也不敢轻视。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回国，两者都是仓促行事，没有预先筹划，也没有及时动员可以提供支持的力量。从明清以来，在中国的社会，地方士绅有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些地方精英群，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自己的理念，他们的立场大多偏向君主立宪，对于革命并不完全同情。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由于他自己是个边缘人物，无法接触、更别谈动员这些力量。武昌是长江沿岸的要地，湖广总督的辖区，上可到四川，下可取东南，照说是个举足轻重的战略要点。放弃了武昌，放弃了新军，要在南京一无依傍的局面下成就大事，也是举措失当。
1917年的俄国革命，只是海军起义占据了圣彼得堡，就因为直捣俄罗斯帝国的核心，于是一举成功。武汉和南京都不是在核心的位置，不过，即使偏安南方，能够抓住两地之一，也未尝不能南北对抗。再动员北方的革命力量，例如蓝天蔚①等人，天下成败还未可知。最可惜的是，黄兴和他的友人们在孙中山以华南为据点的权力集团中无法发挥力量。黄兴后来和孙中山分手，也是因为孙中山要求党员唯总理之命是从，黄兴觉得有悖民主的原则，于是从此淡出革命，赍志以终。
①蓝天蔚（1878—1922年） 武昌起义后发动北方新军起义，不果。遂去上海，任北伐军总司令，进驻烟台。
再从大处看，东南的现代城市，例如上海已经是发达的商埠，不过经济力量都在外国人之手，中国人的民族企业，还没有开始发展。这一股力量的成长，必须要在数年以后。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外国资金从中国撤退时，中国人的力量才迅速发展，建立了一个以东南地区为基础的现代工商业体系。孙中山死后，以广东为基地的北伐，其倚仗的财力，不仅是以广州为代表的华南经济，更多是依靠以上海为基础的东南经济力量来支持国民党的北伐运动。那已经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
①五族共和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五族共和”理论，其政治核心就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尤其使人感觉吊诡者，革命成功，居然就有人以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也就是说，革命本身成功以后，不必需要思考民国怎么建设，好像民国的建立就是革命的目的似的。这种想法，也表现于革命前的口号忽然失去了意义。有一些主张种族革命的，例如章太炎，他以满汉分野为主要的革命理由，而且以炎黄子孙来界定中国人，主张制定黄帝纪元为年号。诚然，“驱除鞑虏”是革命党的主要口号，好像中国所有的问题，就只是因为有满族的统治才如此衰弱。革命成功以后，立刻提出了“五族共和”①的口号，甚至国旗都是五色旗。于是，种族革命的立场，也忽然站不住了。
在革命运动边缘人士的立场来说，主张维新的人士，曾经以为光绪和慈禧的帝后之争是中国无法革新的主要原因；现在皇帝都没有了，当然君主立宪的口号也就无意义了。当年民间会党参加革命，确实是延续了种族革命的传统，他们在民国成立以后，也以为既然民国成立了，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从那以后，民间会党和革命政府之间已经不再有过去一样的密切关系。
再从孙中山的立场来看，孙中山曾经提出了“驱除鞑虏”、“平均地权”的口号，但是在鼓吹革命时，孙中山并没有强调后面半截，于是整个的革命理论，好像也只是要推翻一个外族的帝制政权。孙中山的理论系统，要到广州重建基地时，才逐步形成为三民主义。因此，整体而论，民国的成立来得过于仓促，好像一个小孩落了地以后，父母才开始考虑怎么样带他的小孩子，对他的未来几乎没来得及设想。
这一节我们所讲的这些判断，也是事后诸葛亮，或者如美国俗语所说的“星期一早晨的裁判”。当时的局内人，可能就因为身在庐山，难得见到山外之事，也未必能够见到庐山本身的真面目。人都有其自身的局限，身在局中，终有所蔽。历史的裁判，却是成败不能回头。我们后人如渔樵指点，可以是闲话，也可以是分析，对于当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我们只有同情的叹息，不应该有苛刻的责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