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阶段，承认毛泽东思想，建议出版毛泽东著作。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7月，刘少奇受委托秘密访苏，对于斯大林了解毛泽东都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深入了解，具体结识，还是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这64天和不久后发生的抗美援朝。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围绕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围绕中苏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当面会谈、互相切磋，订立条约协定，结成友好同盟。由于过去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所以一见面，斯大林特别热情、谦逊，称赞毛泽东“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具有虎气豪情而又长期受压的毛泽东，面对斯大林的热情赞颂，不仅不感谢、激动，反而委屈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给斯大林碰了个软钉子。高傲固执的斯大林当时不好发作，机智地用“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语言扭转局面，使会谈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继续进行，但他对毛泽东的疑云很重，猜忌颇深。据当时接触过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和《最后的遗言》中记述，说“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现在，经过十个星期的接触、了解、会谈，斯大林不仅消除了怀疑、误会，而且看到了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因而建议毛泽东尽快把他的文章编辑出来，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情”。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误解、怀疑，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意见差异，暂时矛盾，成为赫鲁晓夫诋毁马列主义、攻击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口实。赫鲁晓夫在《回忆录》和《续集》中，多次写到这些怀疑和矛盾，从中可以看到，斯大林在和毛泽东会晤前和会晤中，虽然表现得热情友好，但他对毛泽东是有怀疑的，有看法的。斯大林的怀疑和看法，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来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从未来过苏联”，“我对他一无所知”，所以怀疑他对苏联的态度是否真正友好？联系到斯大林和苏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自己置于兄弟党之上，长期以“领导党”、“老子党”自居，在对待毛泽东和中共的态度上，也流露出了这样的情绪，产生了这样的怀疑，在这一点上，具有虎气豪情的毛泽东，也是不轻易买人账的。所以，他和斯大林一见面，尽管斯大林在夸奖他，称赞他，说他“很年轻”、“很健康”，并且说他“伟大，真伟大！”说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但是，毛泽东却用低沉的声调说：“不，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反对我的人厉害咧，有些是非不明，至现在还不明……”赫鲁晓夫的上述回忆，就是“有些是非不明，至现在还不明”的有力佐证。斯大林巧妙地绕开了毛泽东提出的“是非不明”问题，笼统地回答说：“既往不咎嘛！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就是一切。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是的，中国人民胜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胜利了。这个胜利，分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蒋介石国民党的是非，分清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是非。但是，胜利并没有使斯大林完全分清是非，赫鲁晓夫的回忆是个证明。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这是又一个证明。这两个证明，都说明了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是怀疑的，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怀疑的，“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第二，“怀疑毛泽东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实际上，斯大林的这种怀疑和指责，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依据苏联的经验、苏联的模式来要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因而是主观主义的，脱离实际的。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直到1919年，工人阶级才接近200万人。这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革命性很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长期斗争，觉悟程度较高；大部分是农民出身，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联系，便于结成工农联盟；人数虽不多，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近代企业里，容易组织和发动革命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取得革命的胜利，必然要有自己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方式，怎么能够照搬苏联的经验、苏联的模式呢？事实上，在30年代初，王明等人照搬苏联的经验，使党在白区多年积聚起来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90%以上。中国的革命胜利，恰恰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批判了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怎么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狭隘的农民立场”呢？
第三，“怀疑毛泽东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实质上，是怀疑中国革命的道路。因为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依靠工人阶级，不存在任何“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的问题。这是数十年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了的，毋庸置疑。引起斯大林怀疑的，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过分歧。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首要的问题是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中国，谁要是忽视广大农民，孤立地去搞“城市暴动”，谁必然要遭到失败。
然而，固执的斯大林并不这样看，他虽然承认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有错误，毛泽东伟大，真伟大，但他总怀疑毛泽东没有按马克思主义的依靠工人阶级在城市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去办事，而是过多地依靠了农民，因此，在他和毛泽东会晤时，就直截了当地问：“你当时为什么不拿下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工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当时，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守不住上海了，斯大林以为，只有立即组织部队攻占上海，争取上海工人的支持，才算依靠城市工人，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则，就是“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斯大林的这些看法，是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的。赫鲁晓夫言而无信，他的回忆录很不准确。因为一、当时毛泽东不是“不拿下上海”，而是不能孤立地去先拿下上海。早在1949年初，蒋介石就下令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统率45万人马，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一线，修筑工事，层层设防，并有海空军配合。美英帝国主义还在上海至青岛一线，部署兵力和军舰，蠢蠢欲动。英明的统帅，不可能不看实际，令部队先拿下上海，去符合某种教条。二、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早在1949年3月17日就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决于4月10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60个师举行攻击。”5月23日，中央军委就渡江后的进军问题又作了具体部署：“以第二野战军在协同第三野战军占领宁、沪、杭等地后，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的总前委制订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也明确规定，第二、第三两野战军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没有毛泽东不愿拿下上海的史实。事实是，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之后，只用了34天（1949年4月23日至5月27日）就解放了上海。其间，4月27日至29日于郎溪、广德山区歼敌8万余人；5月3日解放杭州；5月16、17日解放武汉三镇等地，都为解放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三、为了达到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于今后建设之目的，中央军委指示：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因而攻上海部队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以免吓跑敌人；对英美侨民及各国侨民和外交人员，应教育部队予以保护；“令部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并抽调5000名干部组成各系统接管机构，学习政策。上海地下党组织团结上海工人、市民护厂护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不是斯大林怀疑的“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
毛泽东是注重实际的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必须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否则，就是教条主义，就会把事情办坏，使革命失败。他坚持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胜利。
“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斯大林公开认了错，表现了他的光明磊落；背地里有些怀疑，但也承认“胜利分清了是非”。这些情况，证明了周恩来对斯大林的分析是十分准确的。在赫鲁晓夫这集《回忆录）发表的14年之前，即1960年7月14日、1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就明确指出：“研究国际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的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些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当然，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事实上，斯大林和毛泽东经过莫斯科近十个星期的会谈，消除了疑云，消除了隔阂，加深了友谊，结成了盟友，并且主持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和《回忆录续集》，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不仅多处失实，自相矛盾，而且对这两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只讲怀疑、分歧，矛盾、冲突，不讲经过会谈、协商，消除怀疑，消除分歧，解决矛盾，加深友谊，互相帮助，结成盟友，以及签订中苏条约协定等主流和本质方面的东西。
1950年2月14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盛大的招待会。
下午6时许，来宾陆续来到，包括苏联的党政要员、高级干部和各国驻苏使节都蜂拥而来，先后达500多人。按照惯例，斯大林从来不出席这样的招待会，所以人们都不知道斯大林今天会来。
6时30分正，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在旅社前停了下来。斯大林带领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走下汽车，前来赴宴了。前厅大门敞开，当斯大林那威严而颇有风度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时，许多人都惊呆了，因为在场的大部分苏联人都从未在这么近处看过斯大林呀！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门口迎接贵宾。毛泽东和斯大林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然后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
场上欢呼雷动。许多苏联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这么贴近的看过斯大林，今天贴身照面，心情激动，禁不住热烈鼓掌、欢呼。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客厅就座之后才停息。
王稼祥告诉师哲，斯大林今天来参加宴会，在苏联是破例的，是经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
斯大林笑着对毛泽东说：“听说你们有个愿望，希望我能来参加这个宴会。这在苏联是破例的，我们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同意我破例，所以我也高兴地来参加宴会。”
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年龄大了，如果身体支持不了，出出面就行了，不一定要参加到底。”斯大林说：“你们来一次不容易。政治局同意了，我也乐意奉陪。”宴会厅是玻璃板壁隔成的一大一小两个厅。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在小厅，其他来宾均在大厅。到祝酒讲话时，因玻璃板壁隔音，大厅里的人听不清讲话，都拥向小厅。眼看玻璃快要挤碎了，周恩来忙叫人将活动板壁拆去，两厅合成一厅，才使激动的人群安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