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按实际情况办事。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前头。
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斯大林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在某些问题上犯了错误。经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多次会谈，斯大林了解了真实情况，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十分重视，并提出了革命中心东移的观点。
1950年1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商定了中苏条约、协定的原则、内容之后，交由李富春带领的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米高扬带领的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具体研究，拟订条文。
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师哲作翻译。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非常热情。由于中苏条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的会谈显得十分投机，气氛融洽。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多次劝毛泽东吃格鲁吉亚式的烤羊肉串、羊肉汤、红菜汤，询问毛泽东的著作情况。
菜虽然不算太多，但烹调精美，味道可口。女侍者不停地端来热腾腾的新鲜菜肴，请斯大林过目。
周恩来介绍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斯大林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听了周恩来的话，斯大林认真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一件大事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深深感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深深感到用正确理论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性。他点点头说：“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帮助办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
斯大林转了转手上的烟斗，认真地问：“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毛泽东坦率地说：“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的、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我们编辑，就太好了。”
“唔——”斯大林沉思一刹，决然地说：“我想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他是位哲学理论专家，有理论修养，你看合适吗？”
“那太谢谢你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样的人最好。”斯大林也高兴地笑了。他对毛泽东接受他的建议，准备出版毛泽东著作感到高兴；更对自己能派人协助出版毛泽东著作感到得意。这是他近日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落实了，他感到欣慰。斯大林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谈到这里，他又说：“这事我们答应了。但尤金愿意不愿意去中国，还不知道，等他回来我再问问。”
这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毛泽东明确地说：“地址不在我现在下榻的孔策沃别墅，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斯大林有点不理解地问：“为什么不放在克里姆林宫呢？这里一切都很方便。”“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语气虽很平和，但把“我们这个主权国家”讲得很明确很清晰，毫不含糊，态度也相应的有些强硬。
斯大林脸色一沉，显得有点不悦。他沉思片刻，抬起头来，强笑着说：“是的，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外边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他强调了一句“从来没有过”。这也是事实，表示若在外边饭店举行招待会，虽盛情难却，但他是无法去出席的。
毛泽东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态度变化，坚持说道：“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恐怕是很难想象的……”说到这里，毛泽东的话也加了力度，显得软中有硬，柔中带刚，进一步说，“斯大林同志，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参加！”
谈话突然停顿下来，周围静悄悄的，没有声响。斯大林像在考虑什么，而毛泽东则在冷静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是这样希望的，让我考虑考虑，再向政治局请示一下……”斯大林终于做出了让步的表示。看来，他是准备打破自己数十年来恪守的信条，准备破例地参加中国同志在外边饭店举行的招待会了，但话未说定。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盟友。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他领导的新中国，他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他都有无限的魅力和无比的吸引力。他再次叮咛毛泽东尽快编辑出版他的著作。毛泽东点头应诺。会晤结束后，斯大林再次破例地把毛泽东一行送到了门口。目送着毛泽东一行远去的背影，斯大林陷入了回忆的沉思，回忆认识这位中国巨人的经过。是的，斯大林认识毛泽东，认识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认识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复杂的、曲折的过程。
这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推行苏联模式，限制压抑毛泽东思想发展。斯大林过去不知道毛泽东，更不了解毛泽东的思想观点。约在1927年7月间，中国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对斯大林攻得很凶。他们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追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责任。为了回答反对派的指责，斯大林查阅了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和资料，其中有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作者是毛泽东，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名字。那篇文章写得观点鲜明，气势磅礴，生动感人。当时刊登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有俄文版也有英文版。这是《共产国际》杂志第一次反映中国人对于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观点，也是斯大林第一次读到中国共产党人发表的重要论文。然而，由于相距遥远，不了解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只相信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等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斯大林当时只采用了毛泽东《报告》中的具体事实，作为回击反对派的论据。如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论述“当时武汉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时，斯大林回答说：“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否则武汉地区（湖北、湖南）当时就不会成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最发展的根据地了。”在论述“这个时期共产党人的成就是什么”时，斯大林特别指出：“农民基层组织成长为拥有几千万人的巨大的团体。农民的土地运动发展到宏大的规模，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占了中心地位。共产党争得了公开组织革命的可能。共产党成了土地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然而，斯大林当时并没有真正接受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观点，没有采纳毛泽东那种领导农民斗争，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打击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正确战略方针，因而导致他在指导中国革命上犯了错误，导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性发展，导致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深入农村，坚持武装割据，艰苦奋斗，逐渐领导党和军队创造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斯大林长期不理解、不支持这条中国人创造的独特道路；而信任王明等人照搬苏联经验、苏联模式，批判毛泽东等人的“上山路线”、“游击主义”，甚至给予纪律处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直到1935年春的遵义会议，中共在失去和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第一阶段，是毛泽东的革命道路形成的阶段。
第二阶段，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中共的思想。毛泽东当了中共的主要领导，王明一伙并不服气。1937年王明、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国后，打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钦差大臣满天飞”。从极“左”跳到极右，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认党的领导，向毛泽东夺权。这是关系中共领导权和中国革命路线的一场重大斗争。在那关键时刻，斯大林回顾历史，审时度势，忍痛割爱，甩掉王明，通过共产国际及时地派王稼祥同志回国，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支持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领袖地位，批评了王明的错误。后来，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进一步批判了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一点，连王明也供认不讳。
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王明给中央写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及功绩，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王明写道：“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同时，这个决议草案，在党内斗争的立场和方法方面，也表示出与过去某些时期党内斗争的不同点。”
“其次，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二个基本认识，就是它将党内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过的各种‘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都作了明确的批评，而对于决议所指出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尤其作了最彻底的清算。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对第三次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又由此次会议所译（阐）明总结。我在此就不去重复决议所说的一切了，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的，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在这封长信中，王明不仅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而且“郑重声明”：“我决心在党所指定的任何下层工作岗位上，向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学习，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一切从头学起，一切重新做起，以便在长期群众工作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于党有用的党员，为党的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个小勤务员的能力和责任，以多少补偿由于自己错误缺点而造成的党的工作的重大损失于万一！”
王明的悔过检讨后来又有反复。但是王明曾经认错的表示，传到了斯大林的耳朵里，使斯大林也不得不佩服：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思想了不起！
第三阶段，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压制毛泽东和中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中国国内形成了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集团与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武装集团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斯大林对于毛泽东和中共虽然有过支持和帮助，但从美苏争霸和苏联的战略需要出发，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国民党身上。在抗日战争中，斯大林实行用武器、物资援助国民党，用马列书籍援助共产党的政策，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向美国保证：“一、斯大林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二、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1945年7月2日晚，斯大林和宋子文会谈时，承认他说过“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些农业改良主义者”，斯大林又说，中国共产党只是爱国主义者，至于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那还是相当成问题的。会谈的结果表明：斯大林同意取消中共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力量。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毛泽东主张自卫反击。斯大林威胁毛泽东：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不惧险，不信邪，带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迎险而上，艰苦奋战，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打出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在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斗争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因此，斯大林承认错误，表示“内疚”，说“胜利分清了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