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瓦廖夫是一位铁路专家、技术人员，斯大林说他“削尖脑袋向政治里钻”。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派他去指导满洲铁路的重建工作，兼任苏联驻满洲中东铁路的全权代表。1949年春米高扬访华走后，柯瓦廖夫成了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人中职务最高的政府官员。3月下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柯瓦廖夫从东北来到北平，也住在香山附近的一个小山沟里。他曾使用阿洛夫使用过的苏联军部的电台，陆续向苏联报告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
几天后，柯瓦廖夫又把苏联领事齐赫文斯基带到香山，要求拜会毛泽东。一天傍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并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解放军的战略部署、进军计划，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针对斯大林害怕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引起美军大批入侵、美苏交火，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顾虑，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说，不用多久，你们就可以看到淮海战役的胜利战果。下一步，就是渡江南下，解放江南。只要没有意外的变化，我们有胜利的把握。有人担心美军直接参战，至今为止，尚看不出发生这种情况的迹象。例如，我们不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虚张声势，叫得很凶，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了，而且，很快地把他们的军舰撤离了青岛。在其他港口，如烟台、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美军真正要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没有看出他们有阻挡我军前进的征候或试探。因此，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人民解放战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可以断言，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交谈中，毛泽东神采奕奕，谈笑风生，而柯瓦廖夫总是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请求解释。为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还多次和他见面谈话，介绍、解释当时中国的情况和问题，帮助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重大政策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如此不厌其烦，其用意虽没明说，实际上是希望柯瓦廖夫能向斯大林及苏共领导正确地反映情况，如实地介绍中国革命。
不久，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会见斯大林，由柯瓦廖夫陪同前往。出发前，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特意约见柯瓦廖夫，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特别向他谈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发展变化及前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和任务；解放战争一定要进行到底，不得到彻底胜利，决不收兵。他强调指出，尽管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的，我们的革命也要分阶段进行，但胜利是有把握的。中国革命是一条较长、较远的路程，由人民民主阶段的各项革命走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得相当长的时间，同时，这是要有条件的，即人力与物力，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目前所要准备的和要争取的，就是这么两条。
毛泽东还关心地对柯瓦廖夫说，这次你陪同代表团回国，虽辛苦些，但可以同家人团聚，这也是一次好机会。谁料，这一次，柯瓦廖夫陪同毛泽东访苏，却无端造谣，上交给斯大林一份挑拨离间的书面报告。当时，斯大林“一连几天都不去看”毛泽东，“别人谁也不敢去看他”。因此，毛泽东闭门不出，不大高兴。
有一次，柯瓦廖夫和苏方的中文翻译费德林到代表团驻地来看望毛泽东，询问毛泽东身体怎样，生活习惯否，还有什么要办的事。
毛泽东正在火头上，当即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他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干什么？我是来干什么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柯瓦廖夫十分紧张，站得笔直，低着脑袋，头也不敢抬！只是嗫嚅地说：“斯大林同志要我来看看你，看你有什么事要办……”不等柯瓦廖夫把话说完，毛泽东又接过话茬，说：“我有什么事？我一天就是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柯瓦廖夫等战战兢兢地走了。毛泽东对师哲说：“对这种人，就得狠狠教训一番！这样，他才会向斯大林去反映情况，去汇报！”
师哲解释说：“柯瓦廖夫只是个副部长，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他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也不敢去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会受到指斥或处分的！”毛泽东淡淡一笑，未置可否。西方的资产阶级乘机造谣，挑拨离间。他们对新中国的成立本来疑惧，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会见，更使他们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见这一段时间，报刊上对毛泽东的行止报道较少，他们便大造谣言，挑拨离间。
英国的一家报纸竟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消息不胫而走，谣言到处流传。苏联的领导人都有些着慌。斯大林问毛泽东要不要去外地走一走，看一看，毛泽东理解这是他们为了发表消息，通过报道他的活动来辟谣。毛泽东当即表示，愿到列宁格勒去看看，并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对此表示惊讶，问为什么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他来干什么。毛泽东听了不大高兴，认为斯大林对他不够诚恳。由于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找新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询问，希望他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意见和要求。王稼祥过去曾和斯大林接触过几次，有良好的个人关系，见此情景，安慰了斯大林几句，又去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这时候，毛泽东的脾气发过了，火气也消了。他心平气和地说，把我弄来就为祝寿，未免太简单了嘛，应该搞个政治文件。
王稼祥心中有了底，就以新中国驻苏大使的身份去苏联外交部点破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毛主席到莫斯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不是考虑中苏之间签个文件。
苏联方面反应很快，次日即作出答复，同意签个文件。斯大林并主动地约请毛泽东再次举行会谈。
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后来，他对师哲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有时候耳根子软，误听谗言，上了人家的当。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曾多次上过国民党的当，先上了蒋介石的当，吃了大亏；后来又上了王明的当，吃了大亏；再后来又上蒋介石的当。看起来，阶级分析不能忘啊！
的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关注着并决意帮助中国革命。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要帮助中国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这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产生的两个性质不同、成分各异、长期斗争、互相联系、既有合作又相排斥的两个大政党。对他们的认识如果有偏差，往往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大会上，发表了《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演说。在演说中，斯大林把殖民地东方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像摩洛哥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发达，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第二类是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大发达，有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第三类是像印度这样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
斯大林指出：“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任务是：揭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
斯大林的分析和论述，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其实，即就改组后的国民党来看，无论是在纲领上还是在实际上，它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根本不是什么“工农党”或“人民政党”，它是由代表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集团组成的。
斯大林发表这篇演说，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因为列宁逝世后，1924年5月23日至31日，斯大林领导俄共（布）召开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作了中央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得到了大会的批准；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组织上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巩固。1922年，斯大林就任俄共（布）总书记职务时，他只是俄共（布）制定政策的5个人之一，这5个人是列宁、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不久，斯大林被指派草拟宪法，通过这部宪法俄国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大林的声望更高了。
尽管列宁认为斯大林“粗暴”，“不可容忍”，曾写信“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但是，1923年4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会向斯大林提出非难。而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一件是斯大林在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时，说明党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获得控制地位。共产党员在地方工会干部中的比例已从27％增加到57％，在军官中的比例已从16％增加到24％。一切组织都逐渐处于党的控制和绝对领导之下。另一件事是斯大林对于一个要求在党内有更多讨论自由的批评者的回答。他说：“党不是辩论会，俄国正处在帝国主义豺狼的包围之中，而在两万个基层组织中讨论一切重要问题，就会把我们手中的牌都摊在敌人面前”。大会上，在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斯大林都取得了胜利。大会后，持不同政见者聚众闹事，遭到了政治警察的逮捕。每当“民主自由”与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斯大林总是强调国家安全，强调将国家安全列于“民主自由”之先。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主持葬礼，发表演说，显示出他是列宁的最忠实的学生和当然的继承者。在以后的几年中，在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性决策中，斯大林一个又一个地击败了党内的反对派，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每一个反对者都斥责斯大林“专制”，然而每一次斯大林都设法掌握了政治局中的多数，并且利用多种手法，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随着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政见的失败，他们的政治权力不断地受到削弱和排斥，斯大林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诚信则不断地得到提高和加强。到1925年5月，斯大林第一次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指导性的演说时，俄共（布）原5个决策人之一的斯大林因列宁逝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在政治上多次受挫，已成了公认的列宁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人士。因而，在东方大学的演说中，斯大林才能以世界革命领袖和权威人士的口吻，把中国、印度、埃及和摩洛哥这样的各不相同的国家，归纳为“殖民地东方”的国家，并分为三种类型，然后提出了分类指导性的意见。这是斯大林这篇演说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特点之一。
有趣的是，就在斯大林发表《演说》论述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时候，毛泽东正在以中共党员的身份作国民党的工作。他还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实际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
1925年9月，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就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不久，即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10月15日至27日，中国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举行，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并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
1925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大会上，发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不久，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并为《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把这两位伟人的演说、文章中的思想观点加以比较，对于了解毛泽东和斯大林，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时的状况，乃至对于了解苏共和中共对待国民党不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比较要有基础，要有同一性。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演说，是两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发表的，是认识主体的同一性；两人的演说都发表在1925年，是时间上的同一性；两人在演说中都论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是认识对象的同一性。两人的演说中，都谈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的问题。斯大林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了革命派和妥协派”；毛泽东则说，“显然分为两大派：反革命势力和革命势力，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观点中有同一性，看法大部分是相同的。
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两位伟人在这两篇演说中表述的观点，也有差异、不同甚至分歧。这些差异和分歧主要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