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评价过程有以下基本特点：
（1）评价标准的相对性。任何评价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标准来完成。不同的评价主体会对同一事实采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评判，进而产生截然相反的评价结果。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在执行过程中，很多措施受到来自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指责和批评，如果仅仅从煤钢托拉斯的利益标准出发，抑制通货膨胀的紧缩决策无疑是错误的，然而，从挽救国家经济的角度出发，国有化的经济决策却是正确的。
（2）评价事实的局限性。决策是一个包含了决策者、决策目标、备选方案、决策环境、决策后果的综合过程，即便是决策评价标准本身，也存在多重内容，如：决策结果是否与目标偏离，决策成本/效益计算是否合理，决策环境综合影响等。评价在某一环节的权重加大，就有可能导致不同的评价结果。
（3）评价结果的动态性。这里的动态性是指决策评价随时间推移的易变性。不仅仅决策评价，任何一种社会行为的评价都是相对的。人类历史上每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在当时、当地的环境评价中都备受非议，然而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些独创性的研究，社会就不可能进步。这体现了人们世界观和认知能力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通常，创新者总是自身观念更新最快的人，而绝大多数社会公众只是充当新观念的抵触者或接受者。
决策的解释过程有以下基本特点：
（1）决策解释的锚定性。决策解释往往在受众中产生一种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使受众不自觉地根据这种“锚定”的初始值进行选择和判断，也有人称此为“晕轮效应”。有人曾做过一组实验，分别让两组学生对同一张画像的主题作出判断。第一组学生的解释是，这是一幅出自艺术大师笔下的作品；第二组学生的解释是，这是一幅普通的自创作品。从两组学生的反馈意见结果来看，第一组的学生对画像主题和艺术价值的判断普遍高于第二组。我们很难简单地下结论究竟是第一组的意见更能反映事物本质，还是第二组更能反映事物本质，因为他们都有先入为主的主观因素。西方社会政治团体花费高昂成本解释和游说，正是为了引导公众支持自己的主张。我们讲，“三分靠工作，七分靠宣传”，也是强调政策宣传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
（2）决策解释的利益性。与决策评价一样，决策解释的过程也因人而异。公共组织中的利益集团往往从各自利益角度出发，对同一信息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一方面表明他们的认知受到其地位、视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不同集团利益指向上的差别。公共决策的过程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对于不同利益需要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既可以通过权力分配（投票权重的分配）实现，又可以通过决策解释实现。谁掌握了在组织内部的话语权，在组织外部争取舆论的主动权，谁就赢得了组织的决策权。
（3）决策解释的适应性。在公共组织权力博弈的过程中，决策结果往往是双方或多方达成的最终妥协。因而，任何一个决策解释的内容、方式和推行强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调整、修正的。在极个别情况下，后一决策推翻了前一决策，或者决策最终结果与目标发生了严重偏离的时候，为了保持决策效力的连贯性，组织往往需要花费相当大的成本用于解释。解释的过程并不是消极的，而是在解释的同时，组织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调整。
案例导读
从“傻子瓜子”看我国私营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号称“中国第一商贩”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几次入狱，几次因邓小平在高层会议上提及而幸免于难，并因两次收入《邓小平文选》而闻名全国。年广久的命运也被认为代表了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前，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被作为资本主义残留排斥和批判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左”的错误以后，个体经济才逐步被接受和认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就是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自幼在安徽芜湖乞讨、摆摊长大的年广久1963年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炒起了瓜子。瓜子在今天不算稀罕，但在60年代却属于统购统销物资，个体经营更属于“投机倒把”。因此，年广久又以同样罪名再次入狱。1981年在党的扶植个体经济政策的激励下，年广久创出了“傻子瓜子”品牌，日产量从几十斤增到200斤，月营业额达万元。当年9月，他雇了4个人作帮手，后雇工人数即超过政策规定，从9人一直到100多人。这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和争论。
1982年底，邓小平看到了一份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报告，指示说，对“傻子瓜子”问题要“放一放，看一看”。于是“傻子瓜子”越做越大，延伸到全国150多个城市，几乎占领了大半个国内市场。时任安徽省农委主任的周曰礼大胆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邓小平看后再次在1984年的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什么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有了这番讲话，年广久再次免受灭顶之灾。邓小平的话语更传达出中央鼓励发展私营经济的声音。“傻子瓜子”带动整个芜湖私营产业蓬勃发展。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1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从而明确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80年代中后期，全国刮起了“有奖销售”热潮。“傻子瓜子”率先在几十个大中城市开展有奖销售。设奖不到半月，卖出460万斤，但只红火了十几天，中央一纸明令，禁止有奖销售，让年广久的销售计划大乱，公司血本无归。“傻子”再次被推上新闻橱窗。1989年10月5日，新华社发表了一条电讯：“安徽省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总经理年广久因犯贪污和挪用公款罪，日前被依法逮捕。”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
1992年，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再次提到“傻子瓜子”：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1992年，年广久因经济问题不成立获释，他随后组建了“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长子年金宝、次子年强分别建立了“安徽傻子（集团）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和“年氏食品有限公司工业园”。私营经济沐浴着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阳光迈进了新的春天。
回顾“傻子瓜子”从创建到腾飞的十年，不仅是一个企业一波三折的十年，更是改革开放攻坚克难的十年。私营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同党和国家对公有制经济结构认识不断深化，坚持总体政策目标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项决策的制定都不可能一劳永逸，任何一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要根据环境的发展变化及时作出调整，调整的关键是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延续性。一个细微的波动，带给老百姓的都将是生活甚至命运的巨大改变。反过来，如果政策缺乏延续性，最终的结果只会让老百姓对政府失去信任。
二、决策的模式
模式又称“范式”，是指决策主体在分析问题、拟定决策方案、抉择方案过程中的基本思路和分析框架。由于组织目标、制度结构、组织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决策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不同性质的组织面对不同决策问题会采取不同的决策模式，反映出公共决策活动不同的规律和特点。
通常来说，决策模式分为理性模式（也称逻辑型决策模式）、非理性模式、有限理性模式三种。有人把理性决策、非理性决策模式称为“历史模式”，但实际上，这些模式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尘埃，反而至今仍在不同的决策问题或决策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甚至某些时候，经验型决策的时效性、准确性超过了思维型、逻辑型决策模式。为了便于说明这几种模式的关联，首先需要了解“理性”、“非理性”、“有限理性”的概念。
（一）从“理性”到“有限理性”
1.理性
西方哲学史上，理性思潮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在古希腊哲学家眼中，“理性既可以形成概念，运用概念之间的联系进行判断、依据判断进行逻辑推理，以获得知识；又可以按照逻辑思维规律以及客观实际、客观规律合理地制定出实践行动计划和方案，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在经历了中世纪欧洲文明的黑暗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重新举起理性主义大旗，倡导新文化、新科学、新思潮并以此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武器。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蒙田（Montaigne）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感觉不是绝对可靠的，那些通过感觉而来的知识不仅是相对的，甚至是虚假的。西方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Descartes）进一步明确“理性”的概念是指：指根据明确的前提所作出的逻辑演绎，因而理性的行动也就仅仅意指那些完全由已知且可证明为真的东西所决定的行动。虽然笛卡尔的“理性”是从唯心主义角度出发提出的，但他却揭示了“理性”的两个本源：一是理性的方法——逻辑演绎的方法，二是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从而奠定了理性的基本概念基础。
一个多世纪后，古典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Adam Smith）创造性地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融合，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在斯密看来，理性是“人类自利的本性”，而经济人理性又是物质交换的起源。通过把理性赋予一个虚拟的“经济人”，便使得经济人的轮廓逐渐清晰了起来，即一个以自利为动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可以增进社会利益的人。
如果说，笛卡尔的理性观点包含了逻辑学推理演绎成分的话，亚当·斯密的理性观则是自然法思想、哲学思想在经济学领域的结合与运用。相当长一段时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几乎成为统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其中最基本的判断是：“经济人”决策理性大多是全面理性的判断，即决策者能够完全掌握全部备选方案、行动后果的概率分布和效用分布，并能据此迅速准确地找到最优方案。
理性主义在经济学领域泛滥的同时，在哲学领域却遭到了怀疑。同一时代，以康德（Kant）和黑格尔（Hegel）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开始对传统的全面理性提出质疑。康德指出，理性的对象是理念（宇宙、灵魂、上帝），而理念的特性是绝对统一性、无条件性和无限性，因此，理念不可能在直观中显现自身，因而也就不可能作为认知的对象。康德还指出，理性具备三个逻辑功能，即：（1）诱导功能（揭示了现有的知识不过是对现象的认识，因而知识必须向本体继续前进，永不停止）；（2）系统功能（理性的思考迫使人追求知识的完整性、统一性，从而为建构系统性的知识提供可能）；（3）过渡功能（理性的思考表明，对理论理性的研究不能从根本上证明人的自由本性，只有对实践理性的研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康德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并不懂得理念与认知对象的区别，混淆了理性与知性在知识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理性首要的逻辑功能是限制性（Limited）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