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在思想上树起了民族主义、民众主义的旗帜。墨西哥从独立革命开始的历次政治革命，都是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卡德纳斯第一次把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党的思想纲领，提出了“革命民族主义”、“社会平等”和“全面民主化”的政治主张。在国内，它承认阶级矛盾的存在，主张用国家的权威去调解和仲裁阶级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诸如“社会主义教育”等口号；在国际上，它强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种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把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特点，既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又充分反映了时代特征，因此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欢迎和认可，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73]革命制度党还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意识形态的基点。在建党之初，为适应铲除“考迪略主义”的需要，提出“制度和社会改造”的口号，并把党命名为“国民革命党”。后来，为了吸引工人和农民，提出“为劳动者的民主而斗争”的口号，把“国民革命党”更名为“革命党”。20世纪40年代，墨西哥进入经济建设阶段以后，迫切需要国内团结，于是该党再一次进行改革，提出“民主与社会公正”的新口号，用“民族团结”标准取代过去“阶级斗争”的标准。对意识形态的积极、主动、灵活的态度，使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有效地占据了尽可能多的思想空间，从而确保了革命制度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思想领导。
此外，面对新兴的各种社会思潮，革命制度党并没有依靠手中掌握的国家政权进行简单的压制和粗暴的打击，而是既强调继承本国的历史传统，也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还吸收和兼容了世界工人运动中工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对执政过程中来自其他社会集团的新思潮，革命制度党往往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变通，对这些新的思想进行适当的改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扩大了自己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增强了自己意识形态的兼容性。由于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能够及时主动地适应政治斗争和现实情况变化的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发展演进，从而有效地占领了一切政治思想空间，使自己的思想领导和思想控制力量达到了墨西哥任何其他政党所难以超越的地步，为革命制度党的长期执政、稳步执政、有效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再如日本自由民主党。日本自民党内部复杂的派系关系，使其形成了类似于“党联合”的内部结构。党内各个派系分别代表着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因此他们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也具有很大的不同。政党内部价值观念的差异和不同，使自民党形成了“中间化”的、包容性极强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信仰上，自民党融现实与历史于一身，既吸纳了代议制民主主义的现代政治理念，又体现了积淀深厚的日本传统政治文化。在纲领的制定上，自民党将集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灵活的行动纲领贯通一体，一方面没有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面前僵化政治行为，另一方面又牢牢稳住了自己的支持群体。1960年，自民党提出《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纲要》，奠定了自民党“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这种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在内容上主要包括政治上的“新国民主义”、思想上的“中庸精神”和经济上的“新资本主义”等三个方面。“新国民主义”的思想核心是熔铸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大乘佛教和儒家中庸之道，推动人类融合，发展“超阶级的国民共同体”，培育民众“中道的良知和宽容的精神”，增进国民对国家的情感和民主制度的信心；“中庸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兼有维护（传统和秩序）的性质和改良的动力，同时调和地推行保守和改革”；“新资本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既坚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又加强计划性，限制垄断，建设“全民中心化”的福利社会。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1985年自民党又发表了《自由民主党特别宣言——我党面向21世纪的决心》等组成的新党纲，把自民党的政治纲领改良为以现实主义为原则，以现代化为取向，以国家利益为归宿，并呈现出排斥激进的多元化特征的意识形态。自民党这种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科学地适应了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为自民党调整未来的意识形态预留了很大的回旋空间，极大地优化和增强了自民党的社会整合功能。
又如瑞典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拥有比较开放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民主党总是能够根据现实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理论纲领和意识形态，使其能够满足和适应更多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在建党之初，瑞典社会民主党也宣称要彻底改造资本主义，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爆发，瑞典国内也陷入了经济困难之中。社会生产的停滞和失业率的大量增长，使广大的社会民众更多关心自身的就业问题与经济发展状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社会民主党淡化甚至放弃阶级斗争的思想，把“推进经济民主”、“消除阶级差别和经济不平等”、“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等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人民就业、刺激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中性”而务实的口号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极大地满足和适应了国内各个阶级、阶层及社会集团的利益需求，有效地发挥了自己作为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为自己的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后的执政生涯中，该党根据执政实践的需要和社会结构、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和思想观念等的变化，不断地创新和充实自己的意识形态，先后提出诸如“福利国家”、“职能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社会适应性非常强的理论、纲领和政策，在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同时，使自己的社会整合功能也得到不断的强化。
四、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是历史的、动态的、具体的
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格外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仅用一种途径和方式就能完成和实现执政党整合社会的使命。在现实的社会整合中，执政党总是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需要，把多种社会整合途径和方式组合起来，形成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所谓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是指执政党协调各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关系模式与活动方式，是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推动社会整合的具体模式。社会整合机制作用于社会整合活动的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整合活动的得失成败与社会整合能力的强弱优劣。[74]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范畴，始终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密切相连。有什么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就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整合机制。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了，社会整合的方式、手段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否则，就会因为社会整合机制的过时和失控而使社会变得混乱，甚至解体。因此，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必然表现出强烈的历史差异性、动态发展性等特征。[75]
社会整合功能是执政党普遍具有的一种功能，但是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却是具体的、历史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公民素质、政党体制、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政治的民主程度等，也就是不同的执政党，其社会整合机制将是各不相同的。社会结构是动态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将是动态的。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社会整合机制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调整和变动。现实中，社会整合功能效果显著的执政党，大都得益于他们立足于本党本国的实际，构建起了相适应的社会整合机制。
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当自民党试图修改宪法时，被认为是将日本社会拉向倒退，这使得自民党陷入了与革新政党的冲突之中；到60年代，自民党放弃了原有的政策，而代之以更为自由化的政策，采取了环境保护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政策，从而得到了城市消费者的拥护与支持。结果，自民党成功地将自身从一个以农民和自我雇佣者为基础的党转变成为一个“包容一切的党”，得到了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支持和认可。在此期间，自民党继续执政。这并不一定说明它制定的政策大获成功，倒是表明自民党能够完全适应社会和经济的急剧变化，适时地、理性地调整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
再如，印度国大党立足本国实际构建社会整合机制，使该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得以有效实施，实现了印度国内社会的稳定和谐与繁荣发展。种姓制度在印度沿袭了几千年，至今仍深深地根植于印度社会之中。原则上讲，西方国家议会民主制度鼓吹的民主、自由、平等，与等级森严、相对落后的种姓制度格格不入。然而，西方政治强调社团组织、社团利益和社会行动，而种姓本身就包含着无数个社会地位和利益要求各不相同的社团，可以说，“种姓为民主政治的组织提供了广泛的基础”[76]。历史上，各个不同的种姓群体之间的利益要求、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不断发生着矛盾与冲突，时不时会促使印度社会爆发大规模的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针对这种现实情况，印度国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也积极同各个种姓集团开展合作。印度国大党以民主选举作为舞台，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地分配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利益。在制度的规范和利益的驱动下，种姓集团竭尽全力与国大党接近、合作，希望通过国大党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来实现和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在国大党的带领和主导下，各个种姓群体之间实现了政治合作。国大党科学的社会整合机制，赋予了该党比较强大、比较有效的社会整合功能，实现和维持了印度国内社会的长期稳定与繁荣。
社会整合机制的动态发展性，要求执政党必须根据执政的现实要求和变化了的具体实际，不断调整和创新自己的社会整合机制。但是与此同时，作为社会制度范畴的事物，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机制还应当表现出强烈的稳定性；也就是说，这种机制一旦形成，就难以调整，也不能随意调整。制度所存在的自身的稳定性需要与服务对象的实际需要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执政党在调整自己的社会整合机制时，必须慎重行事。否则，执政党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77]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执政党并不是总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社会整合功能，并不是总能起到正向的、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有时也具有反向的、消极的破坏和阻碍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执政党往往会出现社会整合功能上的缺陷。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有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后来丧失了执政地位。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些执政党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社会整合功能。确切地讲，不是忽略了执政党整合机制具有历史性、动态性、具体性的一面，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执政党整合机制具有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的一面。
比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一个依靠自己的社会整合功能执政的政党，最终也是因为自身社会整合功能的弱化而丢失政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制度党在社会整合机制的调整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制度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需要，革命制度党以“社会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指导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工农“职团”部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严重地动摇了其群众基础和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工农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现实利益，进而极大地削弱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威。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对意识形态的不适当调整，破坏了自己原本成功的社会整合机制，也给其社会整合功能造成巨大挫伤，导致最终失去了执政地位。
由此可见，科学、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没有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模式。作为执政党，必须承认和重视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并根据本国本党的具体实际情况，认真学习和借鉴其他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经验与教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起有自己特色的、切实管用的社会整合机制，这与照抄照搬其他执政党社会整合的现成模式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