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作为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农民和工人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重。为了有效整合农民，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实施大规模的土改运动，推行“分配土地”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在土改的同时，革命制度党还在每个州组建了土地公社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全国农民联合会，以组织的形式促进土地改革，捍卫广大农民的正当权益，帮助广大农民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极大地维护了农村秩序的稳定。革命制度党对工人采取了“打”和“拉”相结合的“两手”政策：一方面，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广大工人的正当利益不受侵害，与此同时，严格地限制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对广大工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具体做法是：第一，革命制度党给予工人领袖和工会各种各样的利益与好处，通过他们对工人们施行有效的管理与控制；第二，革命制度党对工人们实行同化与吸收政策，鼓励工人们参政议政，使其自觉服从革命制度党的领导。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革命制度党积极推行石油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形式的国民教育，坚持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政策，使广大的普通百姓受益，避免了重大的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当私人资本快速发展，并造成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均、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执政的革命制度党依靠民众“职团”，节制私人资本，避免了社会的过度分化，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造成国内资本外流时，革命制度党的政策转而偏右，扶植私人资本，通过有组织的手段控制民众运动，压制民众对贫富不均的反抗。执政的革命制度党“钟摆式”的利益协调机制，大大减少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效地协调了各个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为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并使执政的革命制度党自身的社会整合功能也得以优化与增强。
再如，马来西亚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多民族国家，加上受西方殖民者长期统治，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非常复杂。为了维持社会的有效整合，稳定国家政局，从1974年4月开始，时任执政党的“巫统”联合其他13个政党，其中主要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等组成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由“巫统”主席担任执政党联盟的主席并出任国家总理。在国民阵线中，各个成员党相对独立。大选时国民阵线各党采用统一的竞选标志和宣言，候选人议席内部协商分配。这就形成一种既不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的独特的政党制度，其结果既维持了社会稳定、推动了社会发展，又保持了“巫统”对国家政权的牢固控制。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巫统”改变原来对马来人倾斜的经济政策，强调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尽量均衡分配国家财富，让各个民族共享“经济蛋糕”；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巫统”坚持不分民族、种族平均分配社会财富。“利益均沾”的分配政策，增强了“巫统”利益协调的巧妙性和艺术性，从根本上避免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大大加快了马来西亚民族融合的进程，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利益的高效整合。
二、扩大执政党整合人员的广泛性
执政党要全面而有效地发挥社会整合功能，不仅要把增强利益协调的巧妙性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而且还要注重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扩大执政党整合人员的广泛性。
比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一个连续执政71年的大党。该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人员整合和权利整合方面有其独特的做法。在墨西哥独立后的前30年里，政府更迭50多次；在墨西哥独立后的100年里，曾发生过1000多次军事暴动。这主要是因为早期墨西哥独立战争造就了一大批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和地方首领，这些军阀和首领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考迪略主义政治”。所以，要有效实施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就必须妥善解决“考迪略主义政治”。对此，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先把全国各地的“考迪略”凝聚与吸收到统一的执政党内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党的结构，把原先以地方“考迪略”和地方党派划分的机构改变为按照民众、工人、农民和军人四个非地域性职业社团划分，相应成立了党的四个职业部门：人民部、工人部、农民部和军人部，并对此进行妥善的管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通过这种内部结构就把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员都有效地整合在了一起。正是通过提高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整合人员的广泛性，极大地增强了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也有效地铲除了军事独裁赖以产生的根源。
再如，马来西亚“巫统”在独立后的数十年间连续执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注重发挥自身的社会整合功能，尤其是注意扩大其人员整合的广泛性。为了更好地整合社会，“巫统”联合其他13个政党，组成统一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并通过其优秀党员和组织网络，影响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民族、阶级、种族、阶层、集团的社会成员。比如，印度人国大党代表印度人后裔的利益，对信仰印度教的广大民众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又如，马来华人公会则代表华人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在广大华人圈中有着难以估量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通过这些政党，“巫统”扩大了其人员整合和权利整合的范围，对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巫统”还要求所有的国民阵线成员都必须建立青年部和妇女部，大力发展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并对其加强改造、教育和引导，以取得广大青年和妇女的强烈好感和广泛支持。正是由于“巫统”人员整合和权利整合的成功实施，使得“巫统”所控制的国民阵线在多次大选中，获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连续几十年牢牢控制着国家政权。
又如，日本自民党也非常注重人员整合和权利整合。日本自民党的党员主要由一般党员、地方政治家党员以及国会议员党员组成。其中，自民党的一般党员阶级成分比较复杂，很多人是作为自民党“友好团体”的成员而集体加入的，因此其代表性比较广泛。自民党各个派系还建立了与广大社会成员紧密联系的多种渠道，如后援会等。后援会是最有活力、最持续开展活动的基层组织，自民党通过后援会，使得自民党的议员同普通党员和党友之间成为一体化的利益互换体系。尤其是每逢重大决策时，每个派系都会把来自本派社会基础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有效的综合，并及时反馈给自民党的高层，由各个派系协商沟通，最终才作出决策，确保了自民党利益表达范围的广泛性和权利整合的有效性。
三、增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
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认同，然后才可能有政党。意识形态实际上成为一个政党区别于另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对执政党而言，其进行社会整合的方式和手段有很多，如社会利益、民主权利、党的政策、组织系统、法律制度、公共权力、意识形态等。其中，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基本手段和重要方式。因为“政党执政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来自政党的权威，来自人们由于对政党的信赖而产生的自愿的服从。这种权威和对权威的服从，首先建立在一套思想理念和信仰体系之上。它为社会成员提供某种价值取向，为人们对政党的支持和服从提供理论依据和伦理依据。这套思想理念和信仰体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72]。它是执政党用以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引导的工具，是获得广大民众切实认可和长期支持的有效武器，是执政党不断巩固和保持强大的执政基础。
当今世界，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和人们思想的多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化。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人数都逐渐减少，而中间阶层的人员和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在美国，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间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蓝领工人的数量首次被其他工人超过。到60-70年代，西方大多数国家中间阶层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整个社会的结构明显呈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到今天，西方国家的传统工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到5%。因此，如何使自己的意识形态适应社会整合的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是关系执政党合法性和执政地位巩固的又一个大问题。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僵硬的意识形态只会使政党脱离民众。执政党只有使自己的意识形态保持足够的弹性和张力，才能反映和容纳社会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不少执政党在这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新加坡社会曾经先后受到基督教、儒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影响，并且缺乏一种能够把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人民团结起来的共同价值观。针对这种情况，人民行动党提出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作为共同价值观。它既不同于儒家价值观或其他任何一种西方价值观，又吸收了各种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优秀成果，在“保持社会一致性和保持个性的某种自由度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从而确立了一种能够把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人民团结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增强了人民行动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吸引力，进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一致认同和大力支持。
又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对墨西哥来讲，20世纪是革命制度党的世纪。从1929年到2000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领导这个国家连续走过了71个春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里，墨西哥经历了最辉煌的发展时期，国民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持续增长，而革命制度党一党执政的政治局面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稳定，被世人称为“墨西哥奇迹”、“墨西哥稳定之谜”。作为执政党，革命制度党自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制度党的理论主张和意识形态获得了一种由墨西哥革命历史所赋予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