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相反的一个极端——什么都不报道，也是不负责任的。“爱”的思想要求《密苏拉人》担起社会责任，推动市民的相互理解，调查拉皮条的和密苏拉的警察，从当地角度报道这一新闻，无论再花多少时间，都可能是必要的。也有对这一事件的公共的看法，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悲剧的无辜的牺牲品。一个深表同情的报道应当鼓励人们去面对这样的社会问题，即在当地的酒吧里有不受欢迎的皮条客，这本应引起公众对警方如何有效地实施他们的工作的讨论。在增加更多的内容时，提到辛迪的名字是可以理解的。
实质上这样做是为了将视线主要集中在酒吧的皮条客，这样的报道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对赫比格起安慰作用的报道。这样角度的报道与已经发表的街头妓女的报道实际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深刻分析“爱”的论点可以以这种方式加以总结，保护个人隐私在道德上是对的。能掌握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是个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在把自我意识当作先决条件的同时，隐私的保护却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我们是有文化的人，在社会和政治的环境中负有责任。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需要隐私；我们是社会中的个体，我们也需要公众信息的彼此交流。正如我们所知，既然我们是个体的，除去隐私就像除去了个人的存在；既然我们是社会的，把个人隐私提高到绝对地位就好像使人的生存不可能存在。
21．7月4 B的体育报道7月4日的各大报纸通常刊登好的消息。因为从理论上说，人们不喜欢在节假日看到坏消息，许多7月4日的报纸常常是事先排好版的，大多数记者与编辑（大多数机构与商界也一样）都在这一天放假休息，结果，提前写好7月4日的好消息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
根据这一标准，1989年7月4日，《市民之剑》的头条体育新闻几乎称得上完美，几周前当地一位妇女打电话说她父亲虽然已经90多岁高龄，依旧头脑清晰。20世纪10年代时她父亲曾是一个青年棒球主力队员，事实上当他19岁时，就作为费城体育中心的一个垒球手参加过1915年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他隐瞒了自己的年龄，用自己兄长的出生证明以自己的绰号开始了棒球生涯。
“我父亲反对我玩棒球，”本恩记得，“他希望我成为一个律师……他相本不知道我是一个职业选手，如果他知道，他早把我的脖子拧断了——直到他在世界杯职业棒球锦标赛中看到我。我猜他想，如果我是一个能做得最好的选手，那也行。”
体育新闻编辑仔细翻查了有关资料，的确，在那届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运动名单中发现了一个同样姓氏的人。他被问了许多当年棒球队员们的超闻轶事，其中包括巴比·罗斯与罗·格林格，据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是一个完美的节目报道题材，这篇报道提前几天就写好了，记者也因而能在报道刊登出来之前休假两周。
然而报道刊登出来之后几天，代表休假记者的助理体育编辑，接到了一个“体育迷”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已经查了棒球百科全书上有关老棒球队员的统计资料和传记，说报道中提及的人早在1942年就去世了。尽管最近这些年体育书籍到处泛滥，出现了一些不可信的东西，但体育部自己的资料中没有包括这一信息，编辑依旧相当相信这一报道的真实性。然而，很快，更多的电话打来，从其他来源提供的证据说明报道中的运动员的确在4年前去世了。编辑重读了报道，一些小细节突然显得重要了。首先，在当时用一个假的名字或就自己的年龄撒谎是很普遍的事，而现在看来很值得怀疑。另外，老人声称实际上所有那时的纪念品在一次意外中都丢失了，这事发生在23年前他搬到欧申赛德时。
对于编辑，这所有的一切都得出一个结论——多年来这位老人一直对孩子们讲述着一个虚构的故事。编辑认为这么多年之后就连老人自己可能也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
他在离费城18英里的宾夕法尼亚贝里长大，他承认他是一个菲里斯的球迷，尤痴迷棒球，他家乡队中一名候补的接球手与他同姓……很可能对一个拥有了很久幻想的人来说，当他们的记忆在晚年减退时，最后很难分辨出真实和虚构。
无论如何，报业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就是要在报道发生错误之后予以更正，然而，公布真相很可能会在老人家中引起轩然大波，更别提公众的否认可能会伤害老人的自尊，而老人已在垂暮之年，对于编辑来说，为什么要在这时让老人在全社会面前感到尴尬呢？但同时，如果错误不纠正，岂不是有损报纸的真实，特别是有损那些指出错误的人？
再三思考之后，编辑亲自去拜访了富兰克林·本恩和他的家庭。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本恩力言《棒球百科全书》错了。
本恩称他一度被认为已经死了，而这个错一直在出版物中没有改正过来。
得知菲里斯·本恩的讣闻记录在案，欧申赛德的本恩说，“上次体检时，我还活着。”
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幽默感，当他坐在活动摇椅上时，尽管对每一个有关他过去的问题越来越恼火，他依旧没有失去理智。
“我不想再谈这些了，我已经厌倦了。”他两次说道。
本恩重复了在第一次访问中的同样的故事，但当被告知自30年代以来他的一些朋友都不知道他曾当过棒球队员时，他生气了。
“如果你们打算挖掘我的过去，”他说，“让这一切见鬼去吧！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我才不在乎。”
编辑花了几天时间修正报道，那是一篇至诚的报道，谈到了做此决定的难处和报纸发表真实信息的责任。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之下，大多数新闻工作人员认为这是报上出现的最好的报道之一，然而这篇更正报道较之最近其他报道引来了更多不满的信件。对那些站在95岁老人一边的读者来说《市民之剑》的记者懒惰又无能。有关的资料书籍随处可见，体育部的人本该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匆匆忙忙、简简单单看一下手边的采访记录对于这些读者来说，错在报纸，而不是老人。而其他读者则认为这是典型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正如他们想象的，报业通常是没有良知的、自私的。
有一些人要求运用伦理的原则，虽然可能他们没有明确地用这个词：不要害他人。在这个例子里，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90岁的退休老人的真j需要受到了报界所谓“讲求信誉”的伤害。
22．死尸的照片约翰·哈特是巴卡菲尔德的《加利福尼亚》报在星期天（7月28日）上的惟一一位摄影记者。在日常工作处理完毕后，他从警方那里听说在巴菲尔德东北处25英里外的一个湖中发生一起落水事件，当他到达现场时潜水员仍在搜寻5岁男孩爱德华·罗曼罗，他是与他兄弟一起游泳时溺的。
潜水员终于打捞起死尸，男孩的家人、官员围绕在打开的裹尸袋旁，治安官在一旁维持秩序，不让围观者聚集上前。电视摄像没有拍下这个程，但哈特钻过手臂，用自己的自动相机快速地连拍了八张照片。
《加利福尼亚》有不使用死尸照片的规定，所以主编罗伯特·本特里星天晚上接到电话，回办公室商量处理办法。考虑到那些图片会提醒读者孩子们游泳时要小心，本特里同意使用死尸照片。星期一，哈特将图片通美联社电讯发表出来，并配发了文字说明一位一听说我们用图片便发怒编辑……指责我寻求名利和想获得美联社奖，但20分钟的争论之后，他意了。
读者强烈谴责这份有80，000份发行量的日报，打了400个电话，写一500多封来信，并有80人取消了订单，《加利福尼亚》甚至收到了炸弹威肋要求人们撤离大楼9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