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时候就听说文化馆:有个老汪。1950年代的大学生,知识分子下乡时,来到县文化馆。许多下乡的知识分子都回城了,老汪却没走。有人说他没门路,有人说他死板不会办事,还有人说他北京的老婆不要他了,传说种种。
高考那年,我写了一篇类似小说的东西,寄给了老汪。当我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时,收到了市报的样报,好不容易把狂跳的心静止后,感觉那篇小说陌生了。作者却是我。文章后有5个黑体字:题字汪庆祥。
事也凑巧,就在收到报纸的这天,听说老汪调到我所在镇文化站了。
虽然,我们这是个很古老的小镇,原来就是这个县的县城,可是一个北京来的知青,从县里又调到镇二却总是让人产生遐想。
周六,我带上那张报纸,来到老汪办公室兼宿舍。门关得很严实,所有的玻璃都整齐地贴了白纸。我猜想,老汪一定在看书,或者写作,或者挥毫。盛夏的天,异常宁静。我那想叩门的手,被这宁静吓了回来。
见到老汪是在一个月后,高考落榜后,凭借那份报纸,我在乡文化站谋到了一个临时协助员的角色。又一个月过去了,虽然与老汪在一个院子工作,却从来没有见到过他。
一天,我从县文化馆借来一本《青年文学》,读得津津有味,本想睡觉了,却又读了一篇小说《女人太多和太少的世界》。“姑娘,你给了我一把钥匙,为何又换了一把锁……”我被这句话打动了。心血来潮,用毛笔写下这句话,就贴到了我床边的墙上。这张纸,几乎是贴在墙上就隐藏到我零乱的屋子里了。
有人敲门。快11点了,能是谁。
是老汪。这是他第一次来我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站着不动,带血丝的眼睛直盯着我的床头上的字。我一边收拾零乱的屋子,一边让他进屋。他泥塑着身子指着我的字,眼里透出惊奇。
“汪老师,字写得不好,请指教。”我心里却想,老汪准夸我的字写得好。
“杨洁!”看到他郑重的样子,我觉得十分可笑。
“你还笑。”他冲着我大吼起来,“你中中毒了,这是写的什么,快撕掉它。”他的嘴都哆嗦了。
我莫名其妙了。
“撕,快。”他有些歇斯底里了。
我撕下后,他的口气缓和了很多,“你来一个多月了吧,虽然我们没说过话,可我对你还是有所了解。你是一个很有抱负的青年,刚看你往床头上贴东西,字写得不错,可是内容不得了,你不知道现在正反自由化,‘给了一把钥匙,换了一把锁’什么意思。你是不知道“运动”的厉害。
我看你不错,这完全是我对你的关心。”
我愈觉得好笑,但表情却是严肃的。没想到整天闷在屋里的老汪会如此大嗓门。
老汪长叹了一声,收了门内的那只脚就走了。
有一天,我终于有了勇气找老汪了,拿上过去的小说,还有新发表的,以及没有发表的十几篇。他的桌子上有许多关于书法的书和信。他仔细看起来,并说,“写得不错。”
“这字是你题的吧?”我指着报纸上小说的标题。
“啊,不是。”
他为什么不承认呢,明明是他的名字嘛。
他接着说,“其实,写东西只要多看,改换别人的头尾,中间加些自己的东西就成,天下文章一大抄。”
我很失望地辞别了老汪。在床上倒了一会儿,想到把我把作品丢在了老汪那里,就回去拿,老汪的门开着,屋里没人,我的稿子上面有一封信,来自北京,“庆祥:近来脑血栓又犯了没?我这里很好,儿子前天从内蒙转业回来了,准备过些天去看你。我们眼看都六十的人了,又有病,就退了吧。虽说工龄短,退休金能拿多少是多少,现在孩子也认你了,没工资也养得起你。庆祥,以前犯的错把它忘记吧,我知道不能全怪你,你一个人改造是很孤独的,要怪全怪你早年发表的那些文章。妻,惠云。”
站长回来了,要拿老汪的信,站长说,“老汪病犯了,嘴里说什么信。”
我问站长,“老汪的工龄:、勾什么短?”
“他坐过十几年的监狱。”
“右派?”
“只是一半。”
“另一半呢?”
站长看了我一眼:“强奸幼女。”
沉默。
老汪终因抢救无效死了。汪庆祥的题字成了我永远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