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典
“无为”作为一种理念，可说是《老子》的精髓。王真通过《道德经论兵要义述》诠释《老子》，自称“习读五千之文，每至探索奥旨，详研大归，未尝不先于无为，次于不争，以为教父”，把“无为”视作《老子》的旨归，放在首要地位。
春秋末期由老聃所著《道德经》，又称《老子》，是中国道家的主要经典。全书言简意赅，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提出“道”、“自然”、“无为”等著名哲学理念，成为中国哲学的基石之作。
老子提出“无为”的政治主张，认为“无为”是治理天下应遵循的最高原则。“为无为，则无不治”，以无为治国没有治不好的。“我无为则民自化，我好静则民自正，我无事则民自富，我无欲则民自朴”。《老子》所提倡的“无为”并不是号召君王什么也不做，而是不妄为，是顺乎自然发展，“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就是这个意思，即不扰民，顺民心。“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没有骚扰，没有强制，百姓感到自己本来就是如此，而事情也已经办成。
在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上，老子反复强调“柔弱不争”，认为只有“柔弱不争”才能无往而不胜。“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柔弱不争做人，并不是把人变成一个懦弱可悲的角色，而是为了更多地获取，达到更大的成功。
王真撰写《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是对《道德经》的理论诠释，虽不完全合乎《道德经》本义，也不是想用《老子》来指导战争，而是借着“无为”、“不争”等观点，来表达自己的军事思想。王真从兵学的角度诠释《老子》的旨趣，可谓独辟蹊径，因此，清代阮元在整理四库未收书籍时注意到该书，在《研经室外集》中写道：“真以朝议郎，出领汉州军事，久列戎行，而考其谈兵意指，顾深求乎《老子》之说，唐人之书不多是，宜录也”。
王真，里籍不详，唐朝后期人，主要活动在宪宗时期，曾经以朝议郎，持节汉州诸军事，代理汉州刺史，充任威胜军使。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撰成《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上奏给朝廷，受到宪宗的褒奖。
王真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好争的本性。“争者，兵战之源，祸乱之本”。人类好争的本性，又是各种社会、心理因素造成的。“乱逆必争、刚强必争、暴慢必争、忿至必争、奢泰必争、矜伐必争、胜尚必争、违愎必争、进取必争、勇猛必争、爱恶必争、专恣必争、宠嬖必争。夫如是，王者有一于此，则师兴于海内；诸侯有一于此，则兵交于其国；卿大夫有一于此，则贼乱于其家；士庶人有一于此，则害成于其身。”“凡人之情，不能无争”，好争导致矛盾，引发战争。因此，人类要避免战争，就必须重视“不争”，把它当作基本理念，取代好争的本性。于无形中避免战争才是“不争”的秘诀。
《老子》强调“柔弱胜刚强”，王真继承这一思想，认为君主治国，以“谦柔用晦”为美德，就可以不用战争手段，使天下得以安定。“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能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故强大者有道，则不战而克；小弱者有道，则不争而得。”国家无论大小，只要争得人心，又能柔弱自处，就可以保持不败。
王真从《老子》“无为”、“不争”、“贵柔”角度来阐述自己对于战争的看法，这与这个时期兵学家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强调“和为贵”，追求和平与安宁，反对战乱，反对穷兵黩武。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中的“无为”、“不争”、“贵柔”谋略
王真认为：“夫天下之害，莫大于用兵；天下之利，莫大于戢兵”，因此倡导《老子》的“无为”。“无为”不仅包括避免战争，还包括其他内容。“夫王者，无为于喜怒，则刑赏不溢，金革不起；无为于求取，则赋敛不厚，供奉不繁；无为于爱恶，则用舍必当，贤不肖别矣；无为于近侍，则左右前后，皆正人矣；无为于土地，则兵革不出，士卒不劳矣；无为于百姓，则天下安矣。”君主不因为喜怒而滥用刑赏，不因为增加收入而横征暴敛，不因为好恶而用人失当，不因为要依靠而身边都安排人，不因为兼并土地而随意出兵，对百姓不要有所作为就会天下安定，这些都属于“无为”的要求。
“无为”是一种标准，是君主治理国家应遵循的最高原则。君主只有恪守“无为”，才能治理国家。
在王真看来，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好争的本性。因此，要避免战争就必须“不争”。将“不争”作为基本思想，代替人类好争的本性。“夫无为者，戢兵之源；不争者，息战之本。”君主能够明白“不争”的道理，恪守“无为”的理念，并能昭示于天下，就能使“不争”的准则得以贯彻。
在实践层面，王真希望君主深藏不露，以静制动。“无辙迹者，行无行也。无瑕谪者，守中也。不用筹策者，战必胜也。不可开者，守必固也。不可解者，无端绪也。此五善者，皆圣人密谋潜运、不露其才、不扬其巳、不显其迹、不呈其形，常欲令戢兵于未动之际、息战于不争之前。”于无形中避免战争，才是“不争”的最高境界。
王真继承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在对待战争问题上持谨慎的态度，坚持“贵柔”谋略。
王真认为“兵者，国之利器也，固不可以示见于人。兵者，战而不用，存而不废之物，唯当备守于内，不可穷黩于外者也。若示人于外，终有败绩之辱，岂不慎哉！”因此，在对待战争时，君主一定要审慎，尽量保持低调，不要轻易发动战争。
“无为”、“不争”、“贵柔”谋略继承了《孙子兵法》中“全胜而非战”目标，强调“人和”对军事成败有决定性影响，和平成为兵家的追求。王真从道家的角度来实现这一理想。
原典
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战也，不可忘也。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叙表》
[译文]战争可以利用，但不可以喜好；可以进行战争，不可以忘记战争。
原典
上德者，天下归之；上仁者，海内归之；上义者，一国归之；上礼者，一乡归之。无此四德者，人不归也。人不归，即用兵；用兵，即危之道也。故谓“不祥之器”，又曰：“死地”。所以王者必先务于道德，而重用兵也。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叙表》
[译文]有德行的君主，全天下的人会归顺他；有仁慈的君主，海内的人会归顺他；有正义的君主，一国之内的人会归顺他；有礼仪的君主，一乡的人会归顺他。没有上述的德行，人民就不会归顺他。人民不归顺，就发动战争；发动战争，就充满危害。所以叫“不祥之器”，又叫“死地”。因此，要想成王，必须先修道德，然后再重视用兵。
原典
夫王者，无为于喜怒，则刑赏不溢，金革不起；无为于求取，则赋敛不厚，供奉不繁；无为于爱恶，则用舍必当，贤不肖别矣；无为于近侍，则左右前后，皆正人矣；无为于土地，则兵革不出，士卒不劳矣；无为于百姓，则天下安矣。其无为之美利，信如是哉！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天下皆知章》
[译文]君主不因为喜怒而有所作为，那么就不会滥用刑赏、发动战争；不因为要增加收入而有所作为，那么就不会横征暴敛、频繁索取；不因为好恶而有所作为，那么就不会用人失当，分不清贤与不肖了；不要因为想要有所依靠而有所作为，那么左右前后就都是正直之人；不因为要兼并土地而有所作为，那么就不会随意出兵，士卒也不会总是疲劳；对百姓不要有所作为，那么天下就会安定。无为的好处，确实是这样的。
原典
王者既不责于人，则刑罚自然不用矣！刑罚不用，则兵革自然不兴矣！兵革不兴，则天下自然无事矣！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天地不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