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将苑》着重论述为将之道，从将帅本位出发，汲取以往的兵学成果，对于将帅的品格、性情、才能、气度和缺陷等有系统论述，对于管理者的自身修养、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将苑》：
“知人之性”的谋略与运筹技巧
释典
《将苑》又称《诸葛亮将苑》、《武侯将苑》、《心书》、《武侯心书》、《新书》、《武侯新书》等，它与《便宜十六策》均相传为诸葛亮所撰。
《将苑》最早见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题作《诸葛亮将苑》。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和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从书中内容大多采自兵、史诸书和隋、唐不见著录来推断，不像诸葛亮亲著，但其中许多思想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相一致。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早年躬耕于南阳，潜心诗书，关注天下大事，时人称为“卧龙先生”。
公元207年，刘备兵败流亡到荆州，极力网罗人才，三顾茅庐礼请诸葛亮。诸葛亮在茅庐中为刘备剖析天下大势，提出先取荆州，继占巴蜀，东联孙权，北抗曹操，三分天下，然后再北伐中原，统一中国的策略。
诸葛亮初出茅庐，即指挥军队在新野一带以少胜多，用火攻连续两次大败曹操军队。接着，又东联孙权，在赤壁之战中，以少数兵力大破曹军。之后，又协助刘备取得荆州、益州，最后辅助刘备在蜀称帝。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苦心经营蜀中，并多次北伐魏国，最终死于五丈原军中，谥为忠武侯。
综观诸葛亮的一生，无论文治武功，他都有很深的造诣。丰富的政治实践和长期的战争生涯，使诸葛亮在治军、战争、治国、外交等方面，都获得了大量的经验教训，著述颇丰，而且流传极广。
《将苑》以为将之道为核心展开论述，博采《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左传》等兵书史籍中的论兵妙语，分门别类加以阐述，言简意赅，自成体系，内容涉及择将之道、为将之道、用兵之道、取胜之道等多个方面。
《将苑》共五十篇，包括《兵机》、《逐恶》、《知人性》、《将才》、《将器》、《将弊》、《将志》、《将善》、《将刚》、《将骄吝》、《将强》、《出师》、《择材》、《智用》、《不阵》、《将诫》、《戒备》、《习练》、《军蠹》、《腹心》、《谨候》、《机形》、《重形》、《善将》、《审因》、《兵势》、《胜败》、《假权》、《哀死》、《三宾》、《后应》、《便利》、《应机》、《揣能》、《轻战》、《地势》、《情势》、《击势》、《整师》、《励士》、《自勉》、《战道》、《和人》、《察情》、《将情》、《威令》、《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将材》、《将器》、《后应》三篇，主要论述将帅的类型。在《将材》篇中，根据将帅思想品德性格特点，概括了九种类型的将才，分别为仁将、义将、礼将、智将、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大将。在《将器》篇中，根据将帅能力气度，把将帅分为六种：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人之将、天下之将。意在选拔任用将帅要量才而选，量力而用。在《后应》篇中，又根据将帅在具体作战中所采取的方法把他们分为三类：一是智将，能料敌先机，轻取胜利；二是能将，能在与敌人的短兵相接中战胜敌人；三是下将，在未卜胜负的情况下带兵蛮干。
《兵权》、《将志》、《将善》、《将刚》、《将骄吝》、《将强》、《将诫》、《善将》、《将情》等篇章，着重论述为将之道，主要包括为将者应该具备的素质、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必须克服的弊病。如《兵权》篇论述了掌握兵权对于将帅的重要性；《将志》篇论述了为将之人必须一心一意、以身报国；《将刚》篇论述了为将者必须处理好刚柔的关系；《将骄吝》篇劝告为将者切不可骄傲、吝啬；《将诫》篇详细论述了将帅在领兵打仗时必须注意的种种事项；等等。《将弊》篇着重论述为将者必须避免的八种弊病：“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一是贪得无厌，二是嫉贤妒能，三是听信谗佞，四是无自知之明，五是犹豫不决，六是沉湎于酒色，七是奸诈怯懦，八是巧言无礼。意在向将帅敲警钟。将帅关系着国家兴亡、战争胜败、士卒安危，因此，要求给予将帅自主权，重申“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
同时，诸葛亮对将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条件和要求。
首先强调将帅自身修养好。它要求将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忠贞不渝；要做到刚不可折，柔不可卷，不骄不吝，能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先仁义而后智勇；要有五善四欲，五善是“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四欲是“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它还要求将帅力争五强，杜绝八恶。五强是：“高节可以历俗，孝弟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沈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八恶是“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它提出了将帅应遵守的十五条纪律，即虑、诘、勇、廉、平、忍、宽、信、敬、明、谨、仁、忠、分、谋。
其次要求将帅要善于治军，精于作战。在治军方面，要求将帅要重视法制，信赏必罚，严号申令，“诫之以典型，威之以赏罚”；要加强军事训练，认为“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要收揽和掌握有特长的人才，“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沈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要身先士卒，关心和爱护部下，养兵像养自己的子女一样，“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与士卒同生死，共患难。在作战方面，要求将帅不恃众以轻敌，不倚才以骄人，要“先计而后动，知胜而始战”；要懂得“兵机”、“兵势”，“因机而立胜”，“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要熟悉战场地形，探明敌情，“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要懂得各种地形天时条件战法，如林战、丛战、谷战、水战、夜战等。
《将苑》集中了古代将帅选拔、修养的精华，一直为后人所重视，流传比较广泛，许多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将苑》现存版本多题名为《心书》或《新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诸葛亮集》题为《将苑》。
《将苑》中“知人之性”的谋略
《将苑·知人性》中提出：“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这是诸葛亮提出的考察识别人才的七条标准。考察一个人可以采用以下七种方法：一是有意用是非去试探他，看他是否有坚定的志向和高尚的节操；二是用言词论辩来诘难他，看他是否有应变能力；三是向他询问计谋，看他是否有真知灼见；四是告诉他祸患与灾难，看他是否临危不惧；五是让他醉酒，以观察他的品行；六是置财于他眼前，看他是否廉洁；七是约定他如期办事，看他是否守信用。
这与孔子提出的“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是一致的。意思是，派他到远处任职，观察其忠诚度；让他在身边任职，观察其恭敬谨慎；派他做繁杂之事，观察其能力；突然提出问题，观察其是否机智；仓促约定见面时间，以观其信用；托付大笔钱财，观察其是否为仁人君子；告诉他情况危急，观察其节操；故意灌醉他，观察其本性；与众人杂处，观察其为人处事态度。
原典
夫军国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结党相连，毁谮贤良；二曰侈其衣服，异其冠带；三曰虚夸妖术，诡言神道；四曰专察是非，私以动众；五曰伺候得失，阴结敌人。此所谓奸伪悖德之人，可远而不可亲也。
——《将苑·逐恶》
[译文]不论是治军还是治国，有五种人需要加以注意，他们是国家、军队混乱的祸患。这五种人是：第一，私结朋党，专爱击毁、打击有才德的人；第二，在衣服上奢侈、浪费，穿戴与众不同的帽子、服饰的人；第三，不切实际地夸大蛊惑民众的人，制造谣言欺诈视听的人；第四，专门搬弄是非，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兴师动众的人；第五，非常在意自己的个人得失，暗中与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人。这五种虚伪奸诈、德行败坏的小人，对他们只能远离而不可亲近。
原典
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将苑·知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