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日常行为后果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其中的原因既同社会对享乐消费的崇尚有关，也同责任意识以及责任感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约束乏力有关。对于第一个原因，丹尼尔·贝尔将社会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是一种享乐主义文化。衡量中国社会转型，杂糅了三种阶段的特征。而鲍德里亚在20世纪60年代就论述了消费社会的兴起。在他看来，在一个消费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消费肆无忌惮，从而忽略了因为消费带来的可能后果。对于第二个原因，直接同现代社会发展形成的陌生人状态有关：传统社会单元消失，人呈现离散状态生活的时候，传统约束规范（包括责任）已经失去了某种引导力。这一过程不见得是因为规范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在陌生化状态下，个人存在自我放纵的可能。
传媒的意义在于宣传、动员以及评价监督，促进公众承担起日常风险的责任。如关于白色垃圾风险的治理，就离不开公众切实地参与。所有这些，需要传媒利用三大机制（传媒吸纳、传媒评价及传媒动员）形成广泛的议程设置、推进行政吸纳、做好传媒监督、广泛动员人们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甚至推动公众之间的监督局面形成。显然，这些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风险治理十分必要。
在传媒实践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民生新闻。民生新闻在中国的实践既是传媒自身的实践探索，也是社会背景和传媒竞争使然。民生新闻报道尽管并不都与风险有关，但其关注生活矛盾的一面，适时地揭露、释疑、讨论，无疑实实在在地消解了百姓的日常生活风险，而这同样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传媒的真真切切的影响力。
二、传媒与弱势群体：增权理论的观点
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是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但作为一个政治与社会术语在中国广泛出现是在2002年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该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到了“弱势群体”一词，当时代表称之为“改革中的弱势群体”。
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显然这里是以“就业不足”（经济上处于困境）作为界定“弱势群体”的标准。但对弱势群体进行更广泛地考查将会发现，弱势群体并不见得就是物质性弱势群体，也不见得就是传统所认为的劳工、妇女、移民、种族、民族和性别方面的少数群体，它甚至包括现代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基本设计倾向所导致的弱势群体在内。赵月枝等人在《文化产业、市场逻辑和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中指出，权力关系和社会价值取向往往体现在信息与传播技术的最基本的设计本身之中，因此主张对信息与传播技术的设计中对公众多样和多重的需要保持敏感。这一观点被2005年12月18日发表的突尼斯《市民社会宣言》采用。因此，弱势群体的衡量是一个可以从多层面进行比较的相对概念。这样弱势群体可能表现为经济性弱势、可能表现为竞争力弱势，也可能表现为社会和政治层面弱势。其形成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既可能是自然的，也可能是文化和社会性的。如此一来，弱势群体的数量也将大大超过传统观念下的关于弱势群体的统计数量。仅仅就物质性贫困而言，郑杭生、李迎生等的《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2003》显示，中国城镇需要救助的贫困人口约2000－3000万人，乡村极端贫困人口约3000万人。残障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近6000多万人。全国每年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不同程度的援助才能摆脱灾难困境的城乡居民约有4000－5000万人。
对于传媒与弱势群体的研究，欧美社会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出现了相关研究，国内研究尽管较晚，但依然进行了积极探索。研究者们有着眼于弱势群体在传媒中边缘化问题的，也有立足于弱势群体对传媒的接触与使用、不同传媒对弱势群体关注的差异，以及传媒关注弱势群体的原因研究。汪凯、陈崇山等人的研究发现，弱势群体的媒介接触频率较低、在众多媒介中接触较多的是电视和广播，内容方面关注的不是新闻和时政内容，而是倾向于选择娱乐性内容。研究者认为这不利于人的现代性观念的形成。对于不同传媒对弱势群体关注的差异，研究者指出，市民化的媒介更多关注具体的民生问题和事件，《南方周末》那样的持精英立场的媒介更注重长期的、具有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同时，研究者还分析了传媒关注弱势群体的原因：新闻人的职业理想、新闻策划与舆论导向要求的合力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而新世纪以来，关于传媒与弱势群体研究的一个显著理论是增权理论。
关于英文empowerment，学术界习惯上将其翻译为“赋权”，但考虑到“赋权”对接受方而言具有消极地接受之意，加上传播学中对empowerment探讨的主旨也是强调主动获取，而非单纯的被动接受，因此主张将empowerment翻译成为“增权”。增权也可以视为是新世纪以来西方传播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正因为如此，由Pamela J.Kalbfleisch主编的《传播年鉴》第27卷直接就是以此为议题。国际传播学会ICA成立于1950年，会员超过3000人。该学会负责每年出版《传播年鉴》。Pamela J.Kalbfleisch也宣称该卷年鉴融汇了有关增权的多样性观点，并认为增权是从人际的、组织的、大众传播、女性主义，以及阐释观念中建构出来的。确实如此，该卷内容在增权概念的探讨、增权的途径、媒体的增权效果，以及对某一失能群体进行增权的具体考察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触及到以上诸方面。在中国的传媒实践领域，民生新闻一定程度地向公民新闻公民新闻也称为公共新闻，最早由美国纽约大学新闻系的Jay Rosen教授提出。公民新闻主张传媒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公共议题其中，并发动公众参与，推动公众的讨论和探求问题的解决途径，目的是提高公众的行动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社会问题。但也有学者对此做法不以为然，McChedney等人在《富媒体与穷民主中》（McChedney等：《富媒体与穷民主中》，谢岳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就指出，这样的新闻改革运动虽然是一种善意的尝试，但它忽视了广告等结构性因素。就本书的立场来说，虽然也强调跟传媒有关的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但依然认为传媒在公共新闻方面的尝试具有积极的累进效应。至少，这种尝试可以被视作是传媒渐进性改革的一部分。的转换也表明传媒正切实地对弱势群体进行增权。
其实传播学中关于增权议题的探讨和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FB）1967年在纽芬兰地区试验成功的Fogo项目。加拿大政府当时为促进经济发展，拟重新安置Fogo岛上散居的居民。导演Colin Low与纽芬兰纪念大学（MUN）成立了一个Fogo小组，将互动的电影作为促进落后地区社会变革和为民众赋权的工具，让平时无法“言说”的岛民聚焦当下的问题，并进行讨论交流。决策部门观看该片之后，改变政府公共决策，帮助其建立了造船厂和渔业加工厂，于是岛民的就业和生存问题得到解决。这次的影像活动，也被认为是参与式影像最典型的一种：增权型影像。鉴于其成功经验，之后开始在全球推广。参见韩鸿在中国传播学论坛（2007）的发言——《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有意思的是，增权影像作为另类媒体实践虽然一方面面临资金短缺、技术薄弱、节目形式单一的缺点，甚至被宣告失败，但部分国家这类实践依然让人瞩目。McChedney在其《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传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就提及了巴西流行偶像制作中心（CECIP）创建的非赢利机构即电视Maxambomba。从1989年以来，该机构的人员每天到工人数量庞大的Baixada地区，将居民对不同问题的看法制成录像，在每周的五个晚上，工作人员搭建活动展厅，播放居民的观点以及流行偶像制作中心或当地台的其他录像节目，适当地鼓励人们讨论不同的问题。由于没有丝毫的党派偏袒性，该机构的行为被认为是促进了真正民主意义上的对话。
何谓增权？一些研究者如Bandura认为，增权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即人们能意识到对处境（situation）的控制。增权“不是通过法令赠与的，而是通过发展人的效能获得的，后者让人们利用机会并改变环境的限制（一些人正是凭借这种限制获得利益）。”同时Everrett M.Rogers指出，增权可以针对私人，或者是一个系统，或者一个集体（包括群体、社区或组织）。理想的增权在于使失能的人群能够参与社会自由运动。Oliver等人则认为增权应聚焦于独立、自我帮助、自我支配。独立意味自己做出判断和控制自己的生活，包括有机会充分参与公共生活、自由移动、获得教育、进行政治对话等。自我帮助强调摆脱“倒霉蛋”和“牺牲者”的角色定位。自我支配则是反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以及胁从的政治、经济力量。由此，“增权”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使主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自我所在的处境进行控制，它既可以表现为一个结果，也可以表现为一个过程。
与增权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失能（disability）。有关的研究者如Stephanie J.Coopman指出，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90年7月26日的《美国公共法》，被广泛知晓则是作为美国人失能（残障）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其中关于失能被界定有三种含义：一是指生理的或精神方面的削弱，限制了私人生活方面的活动；二是指纪录的失效；三是指被认为遭到削弱。Liachowitz的历史性分析揭示，十九世纪有关慈善的哲学观念和实践强化了关于失能人群的否定性信念，这种否定性信念在后来的政府行动中逐渐形成。而增权对于失能群体的运动（movement）则是一种基础性存在。因此，增权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失能的人群，而不是探讨非失能性人群获得更多的能力。从现实社会已有的研究来说，这样的一个失能群体与社会弱势群体则是具有大量重叠的意义。因此，关于增权理论的观点可以有选择地应用在提高弱势群体对自我处境的控制方面。
对于增权的社会意义，Pamela J.Kalbfleisch认为增权是对现存社会的挑战，增权能够抬高一个个体或群体，帮助他们变得卓越。增权允许人们对其存在的状况进行言说，传播作为一种机制有可能使得增权得以实现。而传媒的意义在于为增权提供了实践工具。到底传媒如何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增权目的，接下来主要结合增权理论的观点以及中国传媒实践进行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