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同一篇文章中，不见得只有某一群体的人的话语，而是还有其他群体的话语。彼此之间是否组合，如何组合也能通过统计得以发现。相关研究者指出，通过“独白与合声”视角考察传媒中的新闻来源，可能获得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新闻来源的权威性是否足以独立支撑事实和观点，二是传媒反映的事实和观点与其他话语来源形成的对话情况。并进一步了解哪些话语来源倾向于共同呈现，哪些应该形成对话而未能形成对话。“话语来源独白与合声频率图”的对角线的数字表示一种话语来源的独白次数，其他数字代表不同话语来源之间合声的次数，最末一行表示不同话语来源出现的总次数。
政府职能部门与农村居民同时出现的只有7次，政府职能部门与村镇政府同时出现的只有6次，政府职能部门与城市居民同时出现的只有3次，专家学者与农村居民同时出现的只有1次。政府职能部门的独白33次，专家学者的独白达到66次，农村居民没有一次独白，村镇政府没有一次独白，城市居民的独白仅有1次，小产权居民的独白仅有2次。通过进一步统计还发现，政府职能部门与小产权居民、专家学者同时出现的有10次，政府职能部门与城市居民、专家学者同时出现的没有一次，政府职能部门与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同时出现的14次，政府职能部门与小产权居民、社会组织同时出现的10次，政府职能部门与农村居民、专家学者同时出现的2次，政府职能部门与社会组织、农村居民同时出现的1次，政府职能部门与村镇政府、社会组织同时出现的1次。
很明显，这种话语的分配与小产权探讨所涉及的广泛议题，以及一些议题与相应人群的重要性并不匹配。从相关人群的对话来看，缺乏较充分的对话。
比较明显的是，专家学者呈现的主题最为丰富，政府职能部门呈现的主题都是和“小产权房”的整治有关。按照公共舆论的观点，“现在，有组织的权力变得热衷于制造一种既有利于它们的特殊作用和目标的公共舆论，又符合它们自己理解的利益的更加普遍化的公共舆论。”［显然，由于引入了大量专家学者话语来源的缘故，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共舆论构建并不成功。由于样本涉及的商业机构主要是房产销售商，不是房地产开发商，因此其呈现的主题主要是通过售楼人员的话语体现，相应的主要表现为呈现房屋交易这样的主题。对于新闻记者而言，呈现的主题相对比较保守。另外，虽同为精英知识分子，法学家倾向于视为违法问题，其他的学者则视为监管或其他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专家学者群体存在一定的分化，法学者的逻辑属于行业性逻辑，面对一个不完善的（即同现实存在一定差距）法律而言，其视阈明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也表明，“小产权房”不是单单由法律逻辑就能解决的。
初步的结论
“小产权房”核心争论在于：违反了什么？谁的错？（法律不合适还是行为激进、抑或是不得已导致违法）；损害了什么？必要么？（政府的利益还是法律的尊严，或者是公众的利益）；有利于什么？重要么？（制度的改进还是公众的利益，或者是农民的利益）；是不是涉及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另一面？（城市向乡村流动非法？）；违反什么法？哪一个环节？（《土地管理法》还是《宪法》，或者是《物权法》，或其他规定）；以及其他争议，如管理的尴尬还是权利的觉醒？中央与地方真实的博弈？购房者在其中扮演的仅仅是合情合理的助产妇角色，还是无心参与权益之争的冒风险行动成了潜在的第三方力量？试想，如果“小产权房”没有给购房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话，这场博弈仅仅会变成政府之间的博弈。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争论中农村居民多数是虚置的，而恰恰他们才是真正的集体组成单元。
结合前面的陈述，初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报纸对事件的关注程度高于对社会风险本身的关注；
2.对于政府职能部门来说，出于制度惰性下的管理，倾向于以违法进行话语建构，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管理的顺利进行，避免事情的更激化，通常会通过强调“小产权房”的风险大小以获得支持；
3.报纸对政府职能部门和专家学者过分依赖，导致其他群体利益表达不够，也未能形成最充分的对话，因此形成了议程的精英化倾向；
4.综合性报纸、财经类报纸及其他行业报纸形成的报道局面表明，报纸并没有形成范围较广的公共领域；
5.在前述的主导格局下，关于“小产权房”的风险共识是有限的。
概言之，传媒吸纳是一种话语资源，也是一种筛选机制，这种资源和不同的社会力量相结合的话，将会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言说。从报纸前期的报道来看，当在集中报道违法的时候，已经显示传媒缺乏反思性。事实是，当媒体自身不足以进行反思的时候，引用多元化的观点将有利于推动这种反思进行。最重要的是，传媒吸纳性机制的有效发挥，将促进多元的观点进入行政吸纳，并有利于减少政策风险。这种行为本身，也能够增加公众对传媒的信赖，反过来也能够促进公众思考以及形成良好舆论空间。
从“小产权房”现象争论的过程来看，尽管对于政府职能部门来说，一直强调违法性和风险，但在以后的话语表述中，除了变得谨慎外，多次强调正在进行调研，最终将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不能不说是基于社会一定的反应使然。特别是网络上讨论的展开，其形成的公共领域的色彩更浓厚。但不管怎样，报纸在这场关于“小产权房”的争论中保留了传统的主导型意识形态，即赋予政府职能部门、专家学者以及社会组织审视小产权的主导和优先资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恰恰是专家团体这样的政策共同体（policy community）都具有不同的构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并暗示了资源分配和责任承担的倾向。2008年3月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关于宋庄画家“小产权房”案子的再审报道表明：直到这个时候，主流电视媒体依然保留的是极具主管部门色彩的风险报道框架——从投资风险的角度加以报道。另外，传媒生态是由传媒之间互为构建的，也只有传媒实践的互为呼应才能将传媒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将传媒的影响力发挥到最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媒之间的风险共识存在的差距较大，这也将影响到人们所期待的传媒功能和社会影响力的发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次分析仅仅是就报纸对“小产权房”的报道得出的一点结论，并没有将广播、电视、杂志等媒体一并纳入并加以考虑，因此并不能代表整个新闻传媒对“小产权房”的报道现状。同时，本次分析的报道对象仅仅是“小产权房”，而没有将更多的其他风险报道纳入考虑，并进行比较。因此，本次分析的结果仅仅适用于本次风险报道的现状描述，而不能代表所有传媒，以及对所有风险的报道状况。事实上，传媒在其他一些风险报道中也有上佳的表现。如同样是跟住房有关的拆迁问题，《央视论坛》针对2003年到2004年间出现的这一问题播出了4期节目（之前围绕该问题的也有4期）。其中《拆迁：台前暴力，台后权力》直接指出了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勾结，损害百姓利益的事实。节目披露了这样一个沈阳事件：一位叫董国明的被拆迁户于2004年5月1日起被开发商强行封闭在自己家里达一个月之久。对此，尽管没有被拆迁户的直接参与，但主持人董倩不仅以最人性的方式表示了对被拆迁户的关心，而且理性尖锐地质疑了该事件背后的事实。加上专家的深刻解剖，从而不仅让该公共议题获得广泛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部门以更慎重的态度，合法地对待拆迁。董倩的主持话语如“我们都说自己的家可能是世界上最安全、最舒适的地方，但是通过一系列的拆迁，发现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
看完董国明在里面坚守27天这个新闻之后，我问自己一个问题，假如我是在这个楼里，我勒令被拆迁，我会不会做出像董国明那样的举动，我想了很久这个问题，我想我一定会搬出去的，我不敢跟他们对着干。”……“我们能够拿一本刑法对照看它已经触犯刑法了。但是从5月1日到现在，27天的时间过去了，27天，董国明曾经向政府有关部门打过求救电话，也向司法机关打过求救电话，为什么他们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在现场？”专家的话语，如北大教授张国庆指出，“作为一个拆迁公司或是作为一个经济的法人主体，他们采取暴力的非法方式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不用感到奇怪。为什么？在这种利益驱动下，人类有可能做出各种非理性的举动甚至是非人性的举动。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这些举动出现的时候，我们这样一个制度设计，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的平衡器，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家的法律，以及执行国家法律的许许多多的国家机关。而我们的问题恰好也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