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帆
导言：电视素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观照人类传播发展简史，媒介从被人驾驭的被动语态，逐渐以其科技、组织与智识的力量，转变成驾驭人的主动语态。而电视，作为当下民众最为贴近的传媒形态，基本上取代了现代人的“双眼”与“四肢”（不出门知晓天下大事与领略异域景致）、“大脑”与“心脏”（讲坛节目与新闻评论带动了思考，电视剧集与文艺栏目激发了情感）。
电视素养是什么？电视的价值与作用越大，电视素养的价值与作用就越大——笔者展开本文的价值与作用也在于此。电视素养（television literacy），作为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的一项分支，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有被深度言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媒介素养，作为现今新闻与传播研究体系中的一项热点课题，对当下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的理性发展影响深远。中国内地的媒介素养研究也开始逐渐由浮光掠影的译介描述转向量质并重的理论剖析。除了该课题相关的论著数量在不断增加，还有一些代表性事件，比如，2004年10月，中国内地首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www.medialiteracy.org.cn）由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Fudan Media Literacy Group）正式创建、开通；同样在2004年10月，中国传媒大学举办了首届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到了2006年6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更是升级为媒介素养研究中心（Fudan Media Literacy Research Center）；而在2007年12月举办的“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上，其主题也指向于“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媒介素养的诸多“显学化”迹象，无疑为其子项电视素养提供了优质的理论土壤与应用氛围——由此体现出电视素养被深度言说的可能性。
在西方，“媒介素养”一词，最早来源即为“电视素养”。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些学校开展了“电视素养”课程，随后大约在80年代传入英国，与其本土操作多载的媒介教育（media education）相结合。电视素养的西方发展历程已有30多年，并逐渐变成老生常谈。但这一术语对于中国内地的普通民众乃至研究学者而言，还是相当陌生。那么，认知的程度都未到达，更遑论领悟并应用电视素养。而在媒介生态现实中，电视素养的价值与作用却又很大！这其中的矛盾该不该解决？该如何解决？——由此体现出电视素养被深度言说的必要性。
本文提出的“观众2.0”概念，有两层含义：首先，着眼于理论体系的提升与转换，即电视素养的建构本身，就是电视传媒研究体系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的表征之一；其次，落脚于观众素养的更新与完善，即电视观众在这套素养体系的教导形塑下，也将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
“以观众为本”：视阈转换与研究脉络
本部分内容旨在简述媒介素养思想的演进脉络，并提出建构“以观众为本”的电视素养框架。
一、媒介素养思想演进
在媒介素养研究开展较早的国家中，其基本概念被赋予了更为充实的内容。当今媒介素养的“显学”度与广义性，能从媒介素养思想史的衍进[媒介素养思想史衍进部分论述参考吴翠珍：《媒体素养与媒体素养教育的流变与思辨》一文中相关图表，该文载翁秀琪编：《台湾传播学的想象》，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811～841页。笔者对图标内容作了相应详化和引证。]中得到反映。
在20世纪30年代，广播已经普及、电视媒介刚刚发轫，世人对于媒介素养的理解还基本上限于其原始语义，即读写能力中阅读印刷媒介的文字识读能力。而阅读行为的本身，是时仍具有相当浓重的精英主义倾向。这是一个媒介逐渐走向大众化的开端，那些社会精英分子对于媒介教育本质的认识，也仍是一种免疫式的保护主义，强调保护受教对象，特别是保护青少年。
到了六七十年代，各种媒介形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体现在传播科技的更新上，体现在媒介产品的多样性上，也体现在媒介受众数量、使用频次的增加上。比如，以美国为例，电视成了家庭普及品，成了家庭仪式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由于媒介形态的多样化呈现使然，这一时期媒介素养的一大特征是“待遇有高下”：电影由于对于票房的追求而落入“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的窠臼，因此受到特别的诟病；电子媒介开始被视为无害的消遣品，但是随着广告与商业的结合，越来越追求“最高收听率和最低公约数”[所谓“最低公约数”指“能够被最底层大众接受的通俗乃至庸俗的文化产品”。这种提法引自美国新闻史上一次著名的讲演——1961年由时任美国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FCC）主席米诺（Newton Minow）所作的“荒原讲演”（wasteland speech）。]，广播和电视逐渐变成（或者说“沦为”）流行文化的主要平台。相对而言，这一阶段的媒介教育者，更多的是鼓励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使用印刷媒介，理由是印刷媒介的品味较高。
80年代是专门化、专业化媒介素养研究与教育的快速起步期，关键区域为西欧、北美以及澳洲（颇有“经济决定论”的意味，哪怕是在学术领域）。此时，大众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工业的典型代表，被学术界严厉批判。意识形态通过媒介无论是“潜在”、还是“显在”的表达，受众都难以摆脱。以电视观众为例，虽然可以拿着遥控器选来选去，但是末了还是逃不出政治与商业集团的“如来佛掌”。
90年代，各种媒介素养相关机构的成立以及较为完善的媒介教育哲学体系的建构是这一时代的特征。此时，多元的媒介素养观念承认媒介文本的多义性，更强调了个人在使用媒体、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必须具备“质疑精神”（spirit of suspicion），进行“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最终完善作为媒介公民的“知识建构”（knowledge construction）。
进入21世纪之后，媒介素养主要在两个方面获得重大进展：其一，从传者角度来看，有越来越多的媒体业者积极投入到媒介素养事业中去，提供专业知识和器材，协助受众使用媒介为公共事务服务；其二，从受者角度来看，媒介素养的本质从“批判性思考”进一步转向“赋权”[“赋权”（empowerment）的意思是指一个人能够掌握日常生活及社区民主参与的过程。用于传播领域，可以指涉受众拥有自主选择判断及生产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说不是仅仅指责媒体的错误而已，更要从专业工作者手中取回民众的传播权——这一点在当下的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与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的兴盛以及基于网络平台的“微内容”、“自媒体”信息潮流中，看到了实现的可能。这种可能性，离不开民众媒介素养的内在持久支撑。同样，观众对于电视媒体也不能仅仅是“扔掉遥控器”、“关上电视”而已，只有电视素养的内在建构，才能使人与媒介、观众与传者的关系更为理性、更具建设性。
二、如何“以观众为本”——电视素养框架的建构
作为媒介素养的重要子类项，电视素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笔者在此给予一个类似的简要解释：“电视素养是一个框架，观众依据这一框架中的内容，以多种形式使用、分析、评估、创制电视媒体。”
而如何在概念框架之外，真正落实“以观众为本”呢？
首先，在当前我国建构电视素养的氛围特质中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新闻传播学界和教育界共同关注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其二，走出译介阶段，试图构建中国自己的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知识体系；其三，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积极尝试中[参见郭丽华：《媒介素养研究》，载《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138页。]。
其次，“观众2.0”中“2.0”概念，笔者认为，也可以有三点解读：其一，从受众研究到媒介素养研究，即为一种新的“受众中心”话语建构，是一种更新与转化；其二，从媒介素养研究与教育到电视素养框架的建构，也是具体化、门类化的更新与深化；其三，观众通过电视素养框架的涵化培育，其消极解读与积极解读电视媒介乃至参与创制电视产品的能力会得到提升，这也是社会成员综合素养的一种更新与充实。
在上述提及的背景作用下，笔者认为，电视素养框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其一，电视传媒在当今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守望灯塔人，又是决策中间者；既是教育家，又是娱乐明星。它的多元化影响与作用对人与社会均发生了微妙的“化学作用”，同时，更与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诸多论域与问题相关联。这种关联，有小部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与被遮掩的相比，只能说是冰山的一角。“电视关系学”，对于电视素养框架而言，亦不可或缺。
其二，观察任何事物，只看表面，所得必然肤浅。建立电视素养，如果仅仅从电视荧屏上的闪亮音画着手，那么，这种素养必然是表面化的，而且也不可能被持久有效、同时令人信服地传承开去。因此，关注荧屏背后的故事，从电视传媒的产业特性与发展态势说起，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下深入浅出地进行剖析，将会使观众建立起一种结合宏观和中观思维的识读范式。
其三，在解决宏观和中观问题之后，接续便落实到微观层面的电视文本体验中。这种体验，对于大多数电视观众而言，已然成了“家常便饭”。不过，就如同日常膳食很容易营养失衡一样，“电视大餐”有时可能眼花缭乱很丰盛，但往往并不“营养”。由此，电视素养框架必须添加细分化的类型观察与内容分析。
其四，以上三块内容的素养积淀，最终还是需要获得实现的渠道与平台。用电视产业内部的一句行话来比喻，即“既能‘内容为王’，更要‘渠道取胜’”。那么，观众心中建立起的电视素养框架，如果没有外化的机会，也不是完整的。因此，促使具有一定电视素养的广大观众能够更好地从使用到监督电视媒体，并进一步影响乃至参与电视媒介内容的创制，或许才是“观众2.0”意涵的全面体现。
“电视关系学”：政治、经济与社会面向
“电视关系学”，是对于电视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多个领域诸项关联的一种整体描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的外在生态体系相当丰富甚至复杂。因此，对于“电视关系学”的良性把握，就成为电视素养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电视与政治
《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的作者唐纳德金德·R.金德和仙托·艾英戈认为，美国电视在表现美国政治时，有以下四个特点[参考〔美〕唐纳德金德·R.金德等：《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刘海龙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其一，主要以国家为中心，或者以总统为中心，而忽视其他的力量。把事件和冲突个人化、简单化。其二，摆出一副权威者的姿态，阻止民众参与国家生活。电视新闻似乎在说，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懂政治，不要去尝试，政治是为精英准备的，也是关于精英的，既不属于观众，也和观众没什么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新闻是彻底反民主的。其三，使选举活动变得平凡琐碎且贬低它。报道选举就像报道赛马，关注冲突和输赢，而忽视候选人的政治主张。其四，成为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速记员。为了追求客观公正和获得固定的官方信息，新闻界往往不愿意惹麻烦，多数时候仅转述政府信息。
中心化、权威姿态、“报道赛马”与“速记员”——两位美国学者生动而扼要地告诉我们，媒介，特别是电视媒介与政治之间的私密关联。的确，“媒体政治”已经无处不在，不仅存在于美国，在其他国家也一样。使用，甚至操纵大众传媒以促进政治目标的实现，不仅是标准的操作方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的需要。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信息和意见的提供者，很多时候，它能告诉人们想什么，并左右人们怎么想。
作为电视观众的社会成员，必须要清晰认识到电视与政治之间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质言之，也就是“政治之于电视的决定性”、“电视之于政治的工具性”以及“电视之于政治的反作用”。
根据日本学者伊藤阳一的“三级模式”理论所述：“大众传媒、政治和公众构成社会舆论最重要的三种影响力。大众传媒、政府、公众三级中，只要两级对某些问题和事件的看法一致，就会十分容易地形成支配性氛围。另一级这个时候因为受到支配性氛围的压力，不得不最终改变态度或者‘失语’，以便与其他两级取得一致。作为少数派的一级如果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那么就会被多数派以各种方式予以劝说、批评甚至攻击，从而遭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与实际伤害。”[参考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208页。]笔者认为，在当下时代语境中，“失语/受伤的少数派”角色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受众来担当。那么，媒介素养，或者说特定的电视素养，从“消极应对”角度来看，可以抵抗所谓“支配性氛围”的钳制与压迫；而从“积极应对”角度来看，观众还可以与电视媒体形成合力，制衡政府的决策过程，确保“执政为民”以及“权为民所用”的落实。
